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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那里的每一篇都是异常奢侈的经验，他同时也感叹，自己算是同辈作家中比较幸运的：在台湾那小小的文学市场中，能有几个专栏供作家练手
人物名片
骆以军，1967年生于台北，台湾中生代代表作家，被誉为“台湾近十年来最优秀的小说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红字团》、《妻梦狗》、《第三个舞者》、《月球姓氏》、《遣悲怀》、《西夏旅馆》等。曾获联合文学巡回文艺营创作奖小说奖首奖、大专青年文学奖小说奖，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推荐奖、时报文学奖小说首奖、红楼梦奖等。
当记者背着包走进房间的时候，台湾小说家骆以军就哈哈大笑起来，笑声中透露着港台人的那种谦让客气，这是他一贯迎接朋友的方式。
骆以军拥有一张张飞式的脸庞，有着黝黑的胡茬、圆瞪的眼睛。他是台湾中生代小说家的领军人物，在大陆也不乏粉丝，他有位漂亮的妻子，两个儿子分别在读中小学，家庭融洽幸福，夫妻、父子生活的温馨细节都被他写到一本《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中。骆以军特别喜欢谈论NBA，他对篮球这项职业运动如此钟情，以至于记者发现接下来的很多问题，骆以军都用NBA来类比。骆以军年轻时是名运动员，在他眼中，写小说跟投篮是相通的，要写一部令人满意的大作，就得经常像投篮一样长年累月地练习。
骆以军今年已经48岁，对于一位小说家来说这是黄金年龄，世界文学史上很多大师级的作家在这个年纪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他自知剩下能好好写作的时间就十年了，但无论如何努力用功，他都不可能写出一本类似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一样的书，他明白一个作家需要的天赋，他表达自己的观点很坦诚。
小说是文学的“王中之王”
从19岁开始，骆以军就立志当一名作家，更准确一点是写故事的小说家。“因为小说是文学的‘王中之王’，是所有语言的综合。”那时，骆以军读到余光中翻译的《梵高传》，激动得像个白痴，觉得艺术家是世界上最酷的人，他的余生有必要像天才一样生活、创造、挥洒激情，那才是一种自由掌控人生志趣的境界。
如同美国作家海明威在一本回忆录中写的：“你能描写周围就餐的人群，那么整个世界就都是你的，包括眼前这位身材曼妙的女服务生。”张爱玲的《半生缘》中描写世均对曼祯告白时的街影，也一度让年轻的骆以军充满幻想，他想：“如果我可以把这整本书背下来，我也可以写东西了。”
骆以军入作家行业之前，确实就像一名古代的书吏一样用钢笔一页页地抄书，这里面也包含着当时台湾戒严后一代年轻学子对汉字的痴想。在阳明山文化大学学习期间，学生宿舍的窗外漫天大雨、雾气迷蒙，他把自己埋在书堆里，“用功”地抄写着卡夫卡的《城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卓夫兄弟》。他还抄写王安忆、莫言、阿城等大陆作家的书，不由感叹：“那些中文对我来说是不仅仅是练字，在当时的台湾，古文课也很难补上足够的中文底子。”骆以军在大陆作家的小说中感受到了更具有生命力和表情的语言。“像张爱玲书中的某个段落，细光垂下来，一个转景，人淡淡的。”
骆以军与记者在贝贝特书店内会面的前一天，刚在望京附近的一家书店跟中国的读者见了面，此时来大陆是配合出版社为自己的新作《脸之书》做宣传，他很惊奇地看到大陆对于他这样的台湾作家居然有如此浓厚的兴趣。他另一个意外的地方是，台北太小了，北京真大。“共和国真是人才辈出，超出我们的想象。”
书写外省移民第二代的身世隔离
台湾于1949年到1987年实行全境戒严，囿于不能谈论现实话题，台湾文学很大程度受到英美现代主义的影响，存在主义文学、魔幻现实主义在风靡大陆前早早就在台湾吸引了大批拥护者。作为外省移民第二代的骆以军，在青少年时，深受卡夫卡、加谬、萨特等作家的影响。骆以军与同辈的陈雪、董启章、黄锦树、邱妙津等作家一样，几乎都是年轻时获得文学奖“混”出来的，这是一批很典型的现代主义群体，很密室，散发着现今大学宿舍里宅男的忧郁气质。
同样的，这批作家都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练习写作，10年后步入正轨并渐入佳境。这批作家的小说创作与后现代主义在台湾传播和发展的步调基本一致，相对及时地赶上了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浪潮，成为张大春、林耀德、朱天心等前辈作家们小说创作的后继者。
“你会发现我们同辈的处女作都很像，不是说谁像谁。而是大家年轻时的经验都差不多，那时的张大春可不是现在这种掉书袋的样子，他在那个时代是代表台湾文学的一种新的可能，是我们的大哥、领头羊，他干掉了上一辈的老头子文人。”
骆以军在台湾被称作五年级作家，朱天心、张大春算是四年级作家。作为文学的自学者，他认为自己启蒙得比较晚，30多岁就遇到了写作的瓶颈，那时骆以军父亲中风躺了四年，家里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又生了两个孩子，还没有正式的工作。幸好朱天心、唐诺夫妇以不同方式鼓励这位年轻后进。往后的十年里，骆以军每个礼拜去唐诺的工作室听他讲文学理论，介绍国外重要的小说流派。
1990年，骆以军凭借《底片》一文获得台湾第四届联合文学小说新人推介奖，他从此正式步入文坛。当时评论家评价他的作品，称其中有明显的“张大春的汗酸味”，这让骆以军感到自尊心受挫。为了摆脱张大春式的文学创作范式，他急切想改变，于是在叙事描叙、材料取舍和使用虚词垫字等技巧上悉心练习，逐渐掌握了自己在小说上的定位——书写外省移民第二代的身世隔离。评论家黄锦书曾说，骆以军是在他的《遣悲怀》中确立写作目标的，也是同辈小说家中最早确立自己写作方向的。
2000年左右，台湾开始出现族群间的骚动。当时骆以军不太清楚如何在写作中处理这种重大而微妙的背景。写《月亮姓氏》时，他将自己和妻子两大家族同时写进小说，小说中的父亲在1949年丢下未满20岁的妻子若珊和一对襁褓中的儿女逃亡台湾，若珊不久后就改嫁了，父亲则赴台16年后再娶，生下小说中的“我”及兄妹三人，母亲是台湾平埔族后裔，而作为叙事者“我”的妻子来自澎湖。
人物名片
骆以军，1967年生于台北，台湾中生代代表作家，被誉为“台湾近十年来最优秀的小说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红字团》、《妻梦狗》、《第三个舞者》、《月球姓氏》、《遣悲怀》、《西夏旅馆》等。曾获联合文学巡回文艺营创作奖小说奖首奖、大专青年文学奖小说奖，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推荐奖、时报文学奖小说首奖、红楼梦奖等。
当记者背着包走进房间的时候，台湾小说家骆以军就哈哈大笑起来，笑声中透露着港台人的那种谦让客气，这是他一贯迎接朋友的方式。
骆以军拥有一张张飞式的脸庞，有着黝黑的胡茬、圆瞪的眼睛。他是台湾中生代小说家的领军人物，在大陆也不乏粉丝，他有位漂亮的妻子，两个儿子分别在读中小学，家庭融洽幸福，夫妻、父子生活的温馨细节都被他写到一本《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中。骆以军特别喜欢谈论NBA，他对篮球这项职业运动如此钟情，以至于记者发现接下来的很多问题，骆以军都用NBA来类比。骆以军年轻时是名运动员，在他眼中，写小说跟投篮是相通的，要写一部令人满意的大作，就得经常像投篮一样长年累月地练习。
骆以军今年已经48岁，对于一位小说家来说这是黄金年龄，世界文学史上很多大师级的作家在这个年纪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他自知剩下能好好写作的时间就十年了，但无论如何努力用功，他都不可能写出一本类似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一样的书，他明白一个作家需要的天赋，他表达自己的观点很坦诚。
小说是文学的“王中之王”
从19岁开始，骆以军就立志当一名作家，更准确一点是写故事的小说家。“因为小说是文学的‘王中之王’，是所有语言的综合。”那时，骆以军读到余光中翻译的《梵高传》，激动得像个白痴，觉得艺术家是世界上最酷的人，他的余生有必要像天才一样生活、创造、挥洒激情，那才是一种自由掌控人生志趣的境界。
如同美国作家海明威在一本回忆录中写的：“你能描写周围就餐的人群，那么整个世界就都是你的，包括眼前这位身材曼妙的女服务生。”张爱玲的《半生缘》中描写世均对曼祯告白时的街影，也一度让年轻的骆以军充满幻想，他想：“如果我可以把这整本书背下来，我也可以写东西了。”
骆以军入作家行业之前，确实就像一名古代的书吏一样用钢笔一页页地抄书，这里面也包含着当时台湾戒严后一代年轻学子对汉字的痴想。在阳明山文化大学学习期间，学生宿舍的窗外漫天大雨、雾气迷蒙，他把自己埋在书堆里，“用功”地抄写着卡夫卡的《城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卓夫兄弟》。他还抄写王安忆、莫言、阿城等大陆作家的书，不由感叹：“那些中文对我来说是不仅仅是练字，在当时的台湾，古文课也很难补上足够的中文底子。”骆以军在大陆作家的小说中感受到了更具有生命力和表情的语言。“像张爱玲书中的某个段落，细光垂下来，一个转景，人淡淡的。”
骆以军与记者在贝贝特书店内会面的前一天，刚在望京附近的一家书店跟中国的读者见了面，此时来大陆是配合出版社为自己的新作《脸之书》做宣传，他很惊奇地看到大陆对于他这样的台湾作家居然有如此浓厚的兴趣。他另一个意外的地方是，台北太小了，北京真大。“共和国真是人才辈出，超出我们的想象。”
书写外省移民第二代的身世隔离
台湾于1949年到1987年实行全境戒严，囿于不能谈论现实话题，台湾文学很大程度受到英美现代主义的影响，存在主义文学、魔幻现实主义在风靡大陆前早早就在台湾吸引了大批拥护者。作为外省移民第二代的骆以军，在青少年时，深受卡夫卡、加谬、萨特等作家的影响。骆以军与同辈的陈雪、董启章、黄锦树、邱妙津等作家一样，几乎都是年轻时获得文学奖“混”出来的，这是一批很典型的现代主义群体，很密室，散发着现今大学宿舍里宅男的忧郁气质。
同样的，这批作家都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练习写作，10年后步入正轨并渐入佳境。这批作家的小说创作与后现代主义在台湾传播和发展的步调基本一致，相对及时地赶上了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浪潮，成为张大春、林耀德、朱天心等前辈作家们小说创作的后继者。
“你会发现我们同辈的处女作都很像，不是说谁像谁。而是大家年轻时的经验都差不多，那时的张大春可不是现在这种掉书袋的样子，他在那个时代是代表台湾文学的一种新的可能，是我们的大哥、领头羊，他干掉了上一辈的老头子文人。”
骆以军在台湾被称作五年级作家，朱天心、张大春算是四年级作家。作为文学的自学者，他认为自己启蒙得比较晚，30多岁就遇到了写作的瓶颈，那时骆以军父亲中风躺了四年，家里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又生了两个孩子，还没有正式的工作。幸好朱天心、唐诺夫妇以不同方式鼓励这位年轻后进。往后的十年里，骆以军每个礼拜去唐诺的工作室听他讲文学理论，介绍国外重要的小说流派。
1990年，骆以军凭借《底片》一文获得台湾第四届联合文学小说新人推介奖，他从此正式步入文坛。当时评论家评价他的作品，称其中有明显的“张大春的汗酸味”，这让骆以军感到自尊心受挫。为了摆脱张大春式的文学创作范式，他急切想改变，于是在叙事描叙、材料取舍和使用虚词垫字等技巧上悉心练习，逐渐掌握了自己在小说上的定位——书写外省移民第二代的身世隔离。评论家黄锦书曾说，骆以军是在他的《遣悲怀》中确立写作目标的，也是同辈小说家中最早确立自己写作方向的。
2000年左右，台湾开始出现族群间的骚动。当时骆以军不太清楚如何在写作中处理这种重大而微妙的背景。写《月亮姓氏》时，他将自己和妻子两大家族同时写进小说，小说中的父亲在1949年丢下未满20岁的妻子若珊和一对襁褓中的儿女逃亡台湾，若珊不久后就改嫁了，父亲则赴台16年后再娶，生下小说中的“我”及兄妹三人，母亲是台湾平埔族后裔，而作为叙事者“我”的妻子来自澎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