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第二个十年，华夏文坛风云突变，“五四新文化运动”狂飙勃起，中国文化思想的重心由“中体西用”向“全盘西化”倾斜。这种情势的造成，与清末民初留学精英学成回国，登上历史舞台有内在的联系。
　　到了这个时候，中国人对“假洋鬼子”的立场和思路不能不发生重大变化，既然“全盘西化”被当作惟一的救国之道，令人担忧的就不再是“以夷变夏”，而是能不能真正地“以夷变夏”。如果说此前中国人对“假洋鬼子”的态度全然是“大中华”的，如今异军突起，分化出一支强劲的异端，站在“世界”(当然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的文化立场，对“假洋鬼子”的伪劣本质作毫不留情的揭露。
　　在这个打“假”的行列中，鲁迅无疑是最勇猛的一位。在《阿Q正传》里，作者使出看家绝活，左右开弓，在批判愚昧的阿Q的同时，锋芒直指钱大少爷：
　　远远地走来了一个人，他的对头又到了。这也是阿Q最讨厌的一个人，就是钱太爷的大儿子。他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半年之后他回到家里来，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后来，他母亲到处说，“这辫子是被坏人灌醉了酒剪去的。本来可以做大官，现在只好等留长再说了。”然而阿Q不肯信，偏称他“假洋鬼子”，也叫作“里通外国的人”，一见他，一足在肚子里暗暗地咒骂。
　　这是阿Q眼里的钱大少爷，我们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作者对钱大少爷的厌恶。跑东洋半年就回来，可见不是正经求学，充其量只是在“速成班”混过几天。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并且拄起洋棍，这些外表变化，说明钱大少爷会赶时髦会投机。通过阿O的眼光，作者既揭示了中国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外心态和对现代文明的蒙昧，又画出了“假洋鬼子”的外部特征及其可笑的嘴脸，可谓一石二鸟。
　　后来，革命的风声刮到未庄，当地反动势力的代表赵秀才闻风而动，主动与钱大少爷联手“革命”。他们来到尼姑庵，砸了龙牌，殴打了老尼姑，趁机抄走了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这个细节颇具杀伤力，让人看到了这场革命的另一面。而最令人喷饭的是，阿Q想要革命却无门路，无奈中只好去找钱大少爷“商量”，结果看到这样一幕：
　　钱府的大门正开着，阿Q便怯怯的进去。他一到里面，很吃了一惊，只见假洋鬼子正站在院子的中央，一身乌黑的大约是洋衣，身上也挂着一块银桃子，手里是阿Q曾经领教过的棍子，已经留到一尺多长的辫子都拆开了披在肩背上，蓬头散发的像一个刘海仙。对面挺直的站着赵白眼和三个闲人，正在必恭必敬的听说话。
　　阿Q轻轻的走近了，站在赵白眼的背后，心里想招呼，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叫他假洋鬼子固然不行的了，洋人也不妥，革命党也不要，或者就应该叫洋先生了罢。
　　洋先生却没有见他，因为白着眼睛讲得正起劲：
　　“我是性急的，所以我们见面，我总是说：洪哥!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No!——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否则早已成功了。然而这正是他做事小心的地方。他再三再四地请我上湖北，我还没有肯。谁愿意在这小县城里做事情。……”
　　这真是一幅绝妙的讽刺图，时髦的假洋鬼子，露出了江湖术士的真面目，这场“革命”的闹剧性，由此得到清晰的揭示。
　　鲁迅笔下的钱大少爷，令人想起《文明小史》中的贾葛民、贾子猷之流，然而与该书作者李伯元不同的是，鲁迅对“假洋鬼子”的抨击，已完全站在西方文化价值的立场上，正如他力劝青年人多看外国书，不看或少读中国书，宣称“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
　　显然，鲁迅是将“假洋鬼子”当作中国人国民劣根性的一部分来抨击的，正如他感叹的那样：“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元不失了颜色。”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位打假的勇士，在愚昧的民众眼里，却是一个里通外国的另类。《头发的故事》记述N先生(鲁迅自己的化身)留日回来，西装短发引起当地民众的围观起哄，被骂作“假洋鬼子”，不得不以手杖开路的情形。而在《孤独者》里，海归精英魏连殳，因思想的异端、行为的不规而不容于S城，甚至连本家的人，都将他“当作一个外国人看待”，一个“吃洋教”的异类，在保守势力的压迫打击下，丧失了起码的生存条件，最后只有以灵魂的麻痹，进而肉体的死亡求得彻底的解脱。所有这些，无不暗示着“全盘西化”的历史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