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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小说是中国文学迈入二十一世纪后最重要的现象。从韩松的《2066：火星照耀美国》（二000年）到刘慈欣的《流浪地球》电影版公映（二0一九年），中国和华语世界的读者、观众进入了一个奇观世界：宇宙裂变、星际战争，后人类、赛博格，还有种种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兴亡传奇，在在可惊可叹。这一波科幻热潮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交，作家如刘慈欣等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二十世纪末以来文化传媒的分众多元取向，网络信息的快速发展，还有整个中国社会求新待变的渴望，都促成了科幻小说的勃兴。
中国文化界和学界对这一现象的关注，严锋、吴岩等教授堪称前行者。在国际论坛上，则以宋明炜的影响力首屈一指。过去十几年来，宋教授孜孜不倦研究、发掘、编译杰出科幻作品，更结合理论创意，打造出极具中国特色的科幻诗学（我也是在他的推荐下于二00八年初读刘慈欣《三体》，由此进入当代科幻世界）。他为这一领域所投注的心血与热情，由《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一书可以得见。这本书收集宋明炜以中文发表的科幻论述三十篇，分为四辑：“创世纪”介绍科幻在新世纪兴起的始末;“科幻诗学的新空间”相对主流文学典范，提出理论创新的尝试;“考古学与未来学”探讨科幻叙事前世今生的谱系，以及重写文学史的可能;“中国科幻的广播时代”则纵论中国科幻进入国际场域与影视平台后的光彩与挑战。
科幻小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崛起，其实前有来者。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文学现代性起源之一，就是科幻小说。一九0二年梁启超发表《新中国未来记》，一九0三年鲁迅翻译儒勒·凡尔纳（JulesVerne）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不约而同地期望以虚构力量，拟造新中国。鲁迅在《月界旅行·弁言》中称：“凡事以理想为因，实行为果，既莳厥种，乃亦有秋。尔后殖民星球，旅行月界，虽贩夫稚子，必然夷然视之，习不为诧。据理以推，有固然也。如是，则虽地球之大同可期，而星球之战祸又起。呜呼！琼孙之‘福地’，弥尔之‘乐园’，遍觅尘球，竟成幻想;冥冥黄族，可以兴矣。”这正是一個世纪以前民族复兴的宣言。之后吴趼人的《新石头记》、碧荷馆主人的《黄金世界》和《新纪元》，或者陆士谔的《新中国》，都以奇思妙笔导我们投射未来的可能与不可能。
然而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科幻叙事反而从文学的领域里消失。“ 五四” 以来的知识分子和行动者标榜写实/ 现实主义，视其为最“科学”的方法参透社会真相，投射未来愿景。这样的信念有其历史逻辑，也曾引领风骚。但在写实/ 现实观念所暗含的反映论、模拟论、典型论反复操作下，久而久之，有可能驯化成政教样本。现代作家的科幻作品为数极少，而当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张天翼《鬼土日记》、老舍《猫城记》， 甚至抗战时期张恨水的《八十一梦》分别问世时，这些作家笔下的中国不再有可艳羡的、可期望的乌托邦未来。相对于此，他们看到的是恶托邦。
五十至六十年代，广义的科幻文学曾短暂复兴。在一个全民充满激情的年代，乌托邦或更广义的科幻叙事的建构其实是政治潜意识的征候之一。德国汉学家瓦格纳（Rudolf Wagner）认为这是一种宣传文学（lobbyliterature），与政治纲领或教条相互呼应。别具特色的作品如《小灵通漫游未来》完成于六十年代， 却迟至七十年代末才出版，成了新时期畅销一时的读物。与此同时，中国台湾及海外兴起科幻写作风潮，黄凡、黄海、叶言都，尤其是以《星云组曲》、“城”三部曲等名噪一时的张系国等，都为彼时文坛添加奇异色彩。
在这样的脉络下，二十世纪末中国科幻小说再度浮出历史地表。宋明炜以“新浪潮”一词形容这一次科幻叙事的气势，不仅思考其当下此刻出现的意义，更勾勒其与文学史的关联。他注意到科幻小说作为一种历史、政治寓言及预言的潜力。准此，一如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老舍《猫城记》、张系国的“城”三部曲，刘慈欣的《三体》、韩松的《地铁》都让我们深思现实与虚构的微妙对话。在此之外，新浪潮科幻作品开展知识论的用心为前所鲜见。如作家王晋康所言，在科幻的领域里，无论叙事可信与否，作者必须赋予体系，形成言之成理的说法：在看似荒唐不羁的情境里展现出前所未闻但又自成一格的知识论述。更重要的是，宋明炜点出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感觉结构”的能量。无论是刘慈欣的壮丽雄浑、韩松的诡异沉郁，还是台湾作家骆以军的枝蔓繁复，这些科幻创作的理念铺陈、情感投射如此变化多端，无不让读者怦然心动，远非主流以现实主义为基准的作家所能望其项背。
《中国科幻新浪潮》一书的论述有三点最值得重视。第一，宋明炜指出科幻小说创造异想天开的情境， 创造不可思议的情节，与我们所熟悉的现实差距似乎不可以道里计。传统评者多半视之为无稽之谈，甚或只是“儿童文学”的一种。宋明炜却认为，科幻小说正是以其神游物外的想象，“再现不可见的事物”。如果现实主义论述强调“文学反映人生”，复写社会百态，要求再现真理，科幻论述则将注意力导向现实层面以外或以内，层层涌现的潮流，并承认其深邃复杂的向度。科幻学界流传韩松名言：“中国的现实比科幻更科幻。”换句话说，科幻小说在题材极度陌生化的操作下，反而为那晦涩不可解的现实，甚至“真实”，布置了一探究竟的方法。用鲁迅的话说：“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墓碣文》）其结果是发现比真实更“真实”的真实。
科幻即真实的论述不仅是社会学式的批判而已，更是一种认识论的重新洗牌。如果传统写实叙事强调模拟观（mimesis），力求栩栩如生、有血有泪的书写，科幻论述则强调模因观（meme），想象人与物、物与物联动下，中介变化、传导的种种可能。模因不以基因学为唯一影响物种生成的条件，代之以隔代遗传、人工嫁接，或突变虚拟的生命特征、特定形式符号。作家陈冠中认为科幻小说“有助人们生成多视角社会想象的可能，就像双目的人类突然变成了复眼的苍蝇，或者变成有夜视能力的猫科动物”。在数字时代，网络迅速爆发，从流传的概念、图像、动画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类似参照，而科幻小说可谓集其大成。 第二，《中国科幻新浪潮》反思后人类现象。如果望文生义，“后人类”像是“后学”的流风余绪。事实上，“后人类”虽然有其“后学”论述根源，却并不代表人类时代到此告一段落，而是面对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人文主义做出反省批判，以求推陈出新。推而广之，我们对约定俗成的人类文明与文明以外的无限宇宙，必须重新反思。在科幻世界里，“人”的解构或重组带来对文明与存有的跨越、穿越和超越。跨越指涉时空界限、知识场域和心理机制的树立、裂变、重组。穿越更打破时空逻辑，不再受制于有机形体的局限。今生翻转前世，故事衍生新编。乌托邦式身体潜能一旦有了出口，得以纵横古今， 创造异质空间，并以此和现实世界形成对峙。跨越与穿越既有平面板块让渡取舍的律动，更不无黑格尔式由辩证到超越的渴望，或尼采式永劫回归式的坎陷。在一个除魅的时代里，当代科幻重新叩问神圣和神秘的意义。
诚如宋明炜指出的，不论是刘慈欣拟想三体人毁灭地球、韩松投射方生方死的医院生化循环（《医院》），或陈楸帆见证机器/ 人的反抗现状（《荒潮》），在在挑战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世界关系的另类可能。一种新“人”的观点逐渐浮现。除了这些熟悉的内地作家外，香港董启章《时间繁史》讲述人工智能的多维时间向度，台湾吴明益《复眼人》描写人与生态环境之外，如真如幻的复眼人环伺左右的意义，伊格言《零地形》想象核子战争后，一切人类文明毁灭，人类何去何从的问题。这些话题都再次显示科幻小说远离主流定义的现实或真实，寻求跨越、穿越、超越的可能。
第三，《中国科幻新浪潮》在处理前卫话题的同时，更思考伦理问题。这与前述的再现不可见的真实，或后人类式的穿越、跨越，与超越，形成对话张力。也正因为这一张力，宋明炜勾勒出科幻与人，与历史文明曲折隐秘的关系。真正让读者惊心动魄的科幻作品不以炫耀奇诡的情境为能事，而是促使我们面对浩瀚星空，思索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意义。《中国科幻新浪潮》中最精彩的篇章包括对刘慈欣《三体》系列中弹星者与面壁者的解析。弹星者指向银河中的智慧主宰，弹指之间可以让任何星球灰飞烟灭。面壁者则指向坚壁清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球捍卫者。宇宙黑暗森林法则中，弹星者和面壁者尔虞我诈，形成恐怖平衡，文明的存废成为不能闻问的悬疑。又或在面临文明毁灭之必然时，如何直下承担，才是人与“后”人的唯一选择？
“五四”文学传统尽管充满感时忧国的情怀，基调其实是乐观的。在启蒙与革命的大纛下，人们莫不相信或希望文学可以直捣人生黑暗，完成历史乌托邦的承诺。宋明炜更进一步指出，科幻作品跨越家国以外，遥想人类甚至宇宙共同体的命运;科幻貌似远离现实，却毋宁是更具有“人文”关怀的文类。科幻投射“看”的恐惧，教导我们对不可知的一切，有神还是无神，产生敬畏与悲悯之心。于是，刘慈欣想象一位教师如何以最后一线生命拼搏外星人掷下的宇宙难题（《乡村教师》）、地球最后一个人类如何能以灵光一现的诗情判别人工智能产生的亿万诗篇（《诗云》）;台湾的骆以军如何从自己胯下隐疾发现通向宇宙黑洞的秘径（《匡超人》）、如何从无情的赛博格式社会救赎千回百转的柔情（《女儿》）。
我曾以“ 史统散， 科幻兴”描述当代科幻新浪潮的意义，这一说法源自明清文学研究者所熟知的“史统散而小说兴”。十七世纪上半叶，冯梦龙（一五七四至一六四六）有感世事纷纭，认为当史统不再是人们判断各种价值的唯一标准时，小说反而取而代之，成为看待古往今来，衡量人情世故的依据。冯梦龙写下他的感叹，其实仍是借小说表达对道统的寄托，但无形中也为小说开了方便之门。“史统散而小说兴”在晚清时代又看到了另外一种表述，那就是晚清小说的兴起。梁启超提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改变中国民心。科幻小说在晚清风靡一时，到了二十一世纪卷土重来，以更丰富的内容形式，刺激我们的想象，挑战现实局限。王晋康说，精彩的科幻作品带来“终极爆炸”，如此诡丽壮阔，也承诺了新中国更为“不可思议”的未来。宋明炜教授躬逢其盛，观察、记录这一中国文学转折的奇妙节点。他以《中国科幻新浪潮》结集出版，表述他的惊喜和期望，并呈现想象世界——和世界以外——的方法。（《中国科幻新浪潮：歷史·诗学·文本》，宋明炜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即出）
中国文化界和学界对这一现象的关注，严锋、吴岩等教授堪称前行者。在国际论坛上，则以宋明炜的影响力首屈一指。过去十几年来，宋教授孜孜不倦研究、发掘、编译杰出科幻作品，更结合理论创意，打造出极具中国特色的科幻诗学（我也是在他的推荐下于二00八年初读刘慈欣《三体》，由此进入当代科幻世界）。他为这一领域所投注的心血与热情，由《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一书可以得见。这本书收集宋明炜以中文发表的科幻论述三十篇，分为四辑：“创世纪”介绍科幻在新世纪兴起的始末;“科幻诗学的新空间”相对主流文学典范，提出理论创新的尝试;“考古学与未来学”探讨科幻叙事前世今生的谱系，以及重写文学史的可能;“中国科幻的广播时代”则纵论中国科幻进入国际场域与影视平台后的光彩与挑战。
科幻小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崛起，其实前有来者。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文学现代性起源之一，就是科幻小说。一九0二年梁启超发表《新中国未来记》，一九0三年鲁迅翻译儒勒·凡尔纳（JulesVerne）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不约而同地期望以虚构力量，拟造新中国。鲁迅在《月界旅行·弁言》中称：“凡事以理想为因，实行为果，既莳厥种，乃亦有秋。尔后殖民星球，旅行月界，虽贩夫稚子，必然夷然视之，习不为诧。据理以推，有固然也。如是，则虽地球之大同可期，而星球之战祸又起。呜呼！琼孙之‘福地’，弥尔之‘乐园’，遍觅尘球，竟成幻想;冥冥黄族，可以兴矣。”这正是一個世纪以前民族复兴的宣言。之后吴趼人的《新石头记》、碧荷馆主人的《黄金世界》和《新纪元》，或者陆士谔的《新中国》，都以奇思妙笔导我们投射未来的可能与不可能。
然而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科幻叙事反而从文学的领域里消失。“ 五四” 以来的知识分子和行动者标榜写实/ 现实主义，视其为最“科学”的方法参透社会真相，投射未来愿景。这样的信念有其历史逻辑，也曾引领风骚。但在写实/ 现实观念所暗含的反映论、模拟论、典型论反复操作下，久而久之，有可能驯化成政教样本。现代作家的科幻作品为数极少，而当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张天翼《鬼土日记》、老舍《猫城记》， 甚至抗战时期张恨水的《八十一梦》分别问世时，这些作家笔下的中国不再有可艳羡的、可期望的乌托邦未来。相对于此，他们看到的是恶托邦。
五十至六十年代，广义的科幻文学曾短暂复兴。在一个全民充满激情的年代，乌托邦或更广义的科幻叙事的建构其实是政治潜意识的征候之一。德国汉学家瓦格纳（Rudolf Wagner）认为这是一种宣传文学（lobbyliterature），与政治纲领或教条相互呼应。别具特色的作品如《小灵通漫游未来》完成于六十年代， 却迟至七十年代末才出版，成了新时期畅销一时的读物。与此同时，中国台湾及海外兴起科幻写作风潮，黄凡、黄海、叶言都，尤其是以《星云组曲》、“城”三部曲等名噪一时的张系国等，都为彼时文坛添加奇异色彩。
在这样的脉络下，二十世纪末中国科幻小说再度浮出历史地表。宋明炜以“新浪潮”一词形容这一次科幻叙事的气势，不仅思考其当下此刻出现的意义，更勾勒其与文学史的关联。他注意到科幻小说作为一种历史、政治寓言及预言的潜力。准此，一如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老舍《猫城记》、张系国的“城”三部曲，刘慈欣的《三体》、韩松的《地铁》都让我们深思现实与虚构的微妙对话。在此之外，新浪潮科幻作品开展知识论的用心为前所鲜见。如作家王晋康所言，在科幻的领域里，无论叙事可信与否，作者必须赋予体系，形成言之成理的说法：在看似荒唐不羁的情境里展现出前所未闻但又自成一格的知识论述。更重要的是，宋明炜点出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感觉结构”的能量。无论是刘慈欣的壮丽雄浑、韩松的诡异沉郁，还是台湾作家骆以军的枝蔓繁复，这些科幻创作的理念铺陈、情感投射如此变化多端，无不让读者怦然心动，远非主流以现实主义为基准的作家所能望其项背。
《中国科幻新浪潮》一书的论述有三点最值得重视。第一，宋明炜指出科幻小说创造异想天开的情境， 创造不可思议的情节，与我们所熟悉的现实差距似乎不可以道里计。传统评者多半视之为无稽之谈，甚或只是“儿童文学”的一种。宋明炜却认为，科幻小说正是以其神游物外的想象，“再现不可见的事物”。如果现实主义论述强调“文学反映人生”，复写社会百态，要求再现真理，科幻论述则将注意力导向现实层面以外或以内，层层涌现的潮流，并承认其深邃复杂的向度。科幻学界流传韩松名言：“中国的现实比科幻更科幻。”换句话说，科幻小说在题材极度陌生化的操作下，反而为那晦涩不可解的现实，甚至“真实”，布置了一探究竟的方法。用鲁迅的话说：“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墓碣文》）其结果是发现比真实更“真实”的真实。
科幻即真实的论述不仅是社会学式的批判而已，更是一种认识论的重新洗牌。如果传统写实叙事强调模拟观（mimesis），力求栩栩如生、有血有泪的书写，科幻论述则强调模因观（meme），想象人与物、物与物联动下，中介变化、传导的种种可能。模因不以基因学为唯一影响物种生成的条件，代之以隔代遗传、人工嫁接，或突变虚拟的生命特征、特定形式符号。作家陈冠中认为科幻小说“有助人们生成多视角社会想象的可能，就像双目的人类突然变成了复眼的苍蝇，或者变成有夜视能力的猫科动物”。在数字时代，网络迅速爆发，从流传的概念、图像、动画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类似参照，而科幻小说可谓集其大成。 第二，《中国科幻新浪潮》反思后人类现象。如果望文生义，“后人类”像是“后学”的流风余绪。事实上，“后人类”虽然有其“后学”论述根源，却并不代表人类时代到此告一段落，而是面对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人文主义做出反省批判，以求推陈出新。推而广之，我们对约定俗成的人类文明与文明以外的无限宇宙，必须重新反思。在科幻世界里，“人”的解构或重组带来对文明与存有的跨越、穿越和超越。跨越指涉时空界限、知识场域和心理机制的树立、裂变、重组。穿越更打破时空逻辑，不再受制于有机形体的局限。今生翻转前世，故事衍生新编。乌托邦式身体潜能一旦有了出口，得以纵横古今， 创造异质空间，并以此和现实世界形成对峙。跨越与穿越既有平面板块让渡取舍的律动，更不无黑格尔式由辩证到超越的渴望，或尼采式永劫回归式的坎陷。在一个除魅的时代里，当代科幻重新叩问神圣和神秘的意义。
诚如宋明炜指出的，不论是刘慈欣拟想三体人毁灭地球、韩松投射方生方死的医院生化循环（《医院》），或陈楸帆见证机器/ 人的反抗现状（《荒潮》），在在挑战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世界关系的另类可能。一种新“人”的观点逐渐浮现。除了这些熟悉的内地作家外，香港董启章《时间繁史》讲述人工智能的多维时间向度，台湾吴明益《复眼人》描写人与生态环境之外，如真如幻的复眼人环伺左右的意义，伊格言《零地形》想象核子战争后，一切人类文明毁灭，人类何去何从的问题。这些话题都再次显示科幻小说远离主流定义的现实或真实，寻求跨越、穿越、超越的可能。
第三，《中国科幻新浪潮》在处理前卫话题的同时，更思考伦理问题。这与前述的再现不可见的真实，或后人类式的穿越、跨越，与超越，形成对话张力。也正因为这一张力，宋明炜勾勒出科幻与人，与历史文明曲折隐秘的关系。真正让读者惊心动魄的科幻作品不以炫耀奇诡的情境为能事，而是促使我们面对浩瀚星空，思索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意义。《中国科幻新浪潮》中最精彩的篇章包括对刘慈欣《三体》系列中弹星者与面壁者的解析。弹星者指向银河中的智慧主宰，弹指之间可以让任何星球灰飞烟灭。面壁者则指向坚壁清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球捍卫者。宇宙黑暗森林法则中，弹星者和面壁者尔虞我诈，形成恐怖平衡，文明的存废成为不能闻问的悬疑。又或在面临文明毁灭之必然时，如何直下承担，才是人与“后”人的唯一选择？
“五四”文学传统尽管充满感时忧国的情怀，基调其实是乐观的。在启蒙与革命的大纛下，人们莫不相信或希望文学可以直捣人生黑暗，完成历史乌托邦的承诺。宋明炜更进一步指出，科幻作品跨越家国以外，遥想人类甚至宇宙共同体的命运;科幻貌似远离现实，却毋宁是更具有“人文”关怀的文类。科幻投射“看”的恐惧，教导我们对不可知的一切，有神还是无神，产生敬畏与悲悯之心。于是，刘慈欣想象一位教师如何以最后一线生命拼搏外星人掷下的宇宙难题（《乡村教师》）、地球最后一个人类如何能以灵光一现的诗情判别人工智能产生的亿万诗篇（《诗云》）;台湾的骆以军如何从自己胯下隐疾发现通向宇宙黑洞的秘径（《匡超人》）、如何从无情的赛博格式社会救赎千回百转的柔情（《女儿》）。
我曾以“ 史统散， 科幻兴”描述当代科幻新浪潮的意义，这一说法源自明清文学研究者所熟知的“史统散而小说兴”。十七世纪上半叶，冯梦龙（一五七四至一六四六）有感世事纷纭，认为当史统不再是人们判断各种价值的唯一标准时，小说反而取而代之，成为看待古往今来，衡量人情世故的依据。冯梦龙写下他的感叹，其实仍是借小说表达对道统的寄托，但无形中也为小说开了方便之门。“史统散而小说兴”在晚清时代又看到了另外一种表述，那就是晚清小说的兴起。梁启超提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改变中国民心。科幻小说在晚清风靡一时，到了二十一世纪卷土重来，以更丰富的内容形式，刺激我们的想象，挑战现实局限。王晋康说，精彩的科幻作品带来“终极爆炸”，如此诡丽壮阔，也承诺了新中国更为“不可思议”的未来。宋明炜教授躬逢其盛，观察、记录这一中国文学转折的奇妙节点。他以《中国科幻新浪潮》结集出版，表述他的惊喜和期望，并呈现想象世界——和世界以外——的方法。（《中国科幻新浪潮：歷史·诗学·文本》，宋明炜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