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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受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调整、监管趋严等因素影响，农村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明显上升。未来一段时间，受经营能力、历史包袱等影响，农村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依然存在下行压力。本文梳理农商行的历史沿革及发展现状，分析资产质量恶化的原因及面临的经营困境，初探破局之道，提出针对农商行金融市场业务合作的风险管理建议。
机构数量和资产规模快速增长。2003年8月，农信社开始改制，先后出现了农村商业银行（农商行）、农村合作银行、省级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省联社）三种主要模式。其中，农商行模式发展最为迅速，2017年末全国共有农村商业银行1262家，总资产规模约24万亿元，分别占全国农村金融机构的32.5%和74.46%，分别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27.74%和10.07%。预计2020年农信社改制基本完成后，农商行将超过2200家，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近50%。
改制形成差异化管理模式。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农业发展情况以及区域金融体系成熟度不尽相同，农信系统的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主要包括4种模式：省社强管理模式、省社弱管理模式、农商行控股治理模式和直辖市的省级农商行模式。另有个别地区农商行改制后脱离了省社管理。
农商行逐步走向资本市场。截至2018年6月末，全国已有11家农商行登陆资本市场，其中在A股上市5家、在H股上市3家、新三板上市3家。拟上市的农商行逾30家，上市目的地主要为A股和新三板。
不良率高企并呈恶化趋势。農商行的不良贷款率一直高企，长期居于各类商业银行之首。其平均不良率从2016年末的2.49%已连续7个季度上升至2018年6月末的4.29%，接近5.0%的监管红线。截至2018年9月末，农商行平均不良率（4.23%）略微下降，但远高于国有行（1.47%）、股份制银行（1.70%）及城商行（1.67%），也高于同期银行业平均不良率（1.87%）。
拨备覆盖率明显偏低。受不良率高企影响，农商行拨备覆盖率不断下降，9月末已降至125.60%，接近120.0%的监管红线。多家农商行拨备覆盖率跌破监管红线，如2017年末山西广饶农商行以33.16%的拨备覆盖率创同业最低。
资本充足率下降，急需“补血”。2018年9月末，虽然农商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3.01%，仅次于国有行（15.04%），高于城商行（12.70%）和股份行（12.48%），但是部分农商行受资本来源少、风险资产多等影响，资本充足率远低于监管红线，补充资本迫在眉睫。
表1 近期信用等级被调降或负面展望的农商行
净息差有所扩大。得益于以中小微企业与农村客户为主，农商行存款成本较低、贷款收益较高，净息差持续保持在行业较高水平。2018年9月末，农商行平均净息差（净利息收益率）为2.95%，同比增加5bps，在各类商业银行中最高。今年以来，紧信用提升银行资产端议价能力，同业利率下行降低负债成本，进一步推高净息差水平。
外部评级频频下调。截至2018年9月末，已有8家农商行信用等级被调降或负面展望（山东5家、吉林1家、贵州1家、江西1家）。除吉林蛟河农商行是因应收款项类投资回收存在不确定性被连续2次下调评级，其余农商行评级降级均源于不良贷款率。（见表1）
区域差异大。高不良率的农商行主要集中在东、中部地区，与2016年整体银行业不良率突出的地区相重合，2017年不良率最高的30家农商行所属地域主要集中于：山东省（11家），江西省（3家），安徽省（3家），吉林省（2家）;沿海和华南地区的农商行资产质量相对平稳，部分地区（如北京、上海）甚至出现下降。2017年末，行业平均不良率为3.16%，山西侯马农商行以26.28%的不良贷款率居于榜首。
不同管理模式下资产质量差异大。不良率偏高的银行绝大部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为省联社强管理模式，各县级联社作为独立法人，共同出资成立省联社，省联社不作为经营实体，仅承担管理、指导、协调、服务职能。这种模式下，县级联社在法律上独立，但在经营、管理上均受到农联社诸多掣肘。相比而言，市场化程度高、省联社弱管理模式及省级农商行模式，资产质量无明显异常。
历史包袱较重，风险逐渐暴露。农信社在改制农商行过程中，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不良资产较为严重，政府以现金注资帮助农村信用社化解不良资产或者以优质资产置换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一方面，部分农信社为达到改制标准，人为地隐藏不良资产（包括修饰报表等手段），原有不良资产并未得到充分化解，改制完成后风险逐渐暴露。另一方面，资产置换虽然能够以“外科手术”方式快捷有效地改变农村信用社财务报表指标表现，但出现了“甩掉旧包袱，增加新负担”的现象，真正变现或管理时，农商行仍需付出代价。
信用环境偏紧，信贷业务结构不合理。近期信用环境偏紧，地方经济下行，部分企业出现流动性风险，农商行的资产质量在较大程度上受制于当地经济发展情况，不良率激增的银行所在地区大多存在产能过剩、贷款担保公司代偿能力下降、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房地产杠杆较高等问题，直接影响银行资产质量。
农商行的历史沿革及发展现状
机构数量和资产规模快速增长。2003年8月，农信社开始改制，先后出现了农村商业银行（农商行）、农村合作银行、省级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省联社）三种主要模式。其中，农商行模式发展最为迅速，2017年末全国共有农村商业银行1262家，总资产规模约24万亿元，分别占全国农村金融机构的32.5%和74.46%，分别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27.74%和10.07%。预计2020年农信社改制基本完成后，农商行将超过2200家，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近50%。
改制形成差异化管理模式。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农业发展情况以及区域金融体系成熟度不尽相同，农信系统的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主要包括4种模式：省社强管理模式、省社弱管理模式、农商行控股治理模式和直辖市的省级农商行模式。另有个别地区农商行改制后脱离了省社管理。
农商行逐步走向资本市场。截至2018年6月末，全国已有11家农商行登陆资本市场，其中在A股上市5家、在H股上市3家、新三板上市3家。拟上市的农商行逾30家，上市目的地主要为A股和新三板。
近年来农商行经营状况分析
不良率高企并呈恶化趋势。農商行的不良贷款率一直高企，长期居于各类商业银行之首。其平均不良率从2016年末的2.49%已连续7个季度上升至2018年6月末的4.29%，接近5.0%的监管红线。截至2018年9月末，农商行平均不良率（4.23%）略微下降，但远高于国有行（1.47%）、股份制银行（1.70%）及城商行（1.67%），也高于同期银行业平均不良率（1.87%）。
拨备覆盖率明显偏低。受不良率高企影响，农商行拨备覆盖率不断下降，9月末已降至125.60%，接近120.0%的监管红线。多家农商行拨备覆盖率跌破监管红线，如2017年末山西广饶农商行以33.16%的拨备覆盖率创同业最低。
资本充足率下降，急需“补血”。2018年9月末，虽然农商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3.01%，仅次于国有行（15.04%），高于城商行（12.70%）和股份行（12.48%），但是部分农商行受资本来源少、风险资产多等影响，资本充足率远低于监管红线，补充资本迫在眉睫。
净息差有所扩大。得益于以中小微企业与农村客户为主，农商行存款成本较低、贷款收益较高，净息差持续保持在行业较高水平。2018年9月末，农商行平均净息差（净利息收益率）为2.95%，同比增加5bps，在各类商业银行中最高。今年以来，紧信用提升银行资产端议价能力，同业利率下行降低负债成本，进一步推高净息差水平。
农商行资产质量恶化加剧信用风险
资产质量恶化特点
外部评级频频下调。截至2018年9月末，已有8家农商行信用等级被调降或负面展望（山东5家、吉林1家、贵州1家、江西1家）。除吉林蛟河农商行是因应收款项类投资回收存在不确定性被连续2次下调评级，其余农商行评级降级均源于不良贷款率。（见表1）
区域差异大。高不良率的农商行主要集中在东、中部地区，与2016年整体银行业不良率突出的地区相重合，2017年不良率最高的30家农商行所属地域主要集中于：山东省（11家），江西省（3家），安徽省（3家），吉林省（2家）;沿海和华南地区的农商行资产质量相对平稳，部分地区（如北京、上海）甚至出现下降。2017年末，行业平均不良率为3.16%，山西侯马农商行以26.28%的不良贷款率居于榜首。
不同管理模式下资产质量差异大。不良率偏高的银行绝大部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为省联社强管理模式，各县级联社作为独立法人，共同出资成立省联社，省联社不作为经营实体，仅承担管理、指导、协调、服务职能。这种模式下，县级联社在法律上独立，但在经营、管理上均受到农联社诸多掣肘。相比而言，市场化程度高、省联社弱管理模式及省级农商行模式，资产质量无明显异常。
资产质量恶化原因
历史包袱较重，风险逐渐暴露。农信社在改制农商行过程中，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不良资产较为严重，政府以现金注资帮助农村信用社化解不良资产或者以优质资产置换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一方面，部分农信社为达到改制标准，人为地隐藏不良资产（包括修饰报表等手段），原有不良资产并未得到充分化解，改制完成后风险逐渐暴露。另一方面，资产置换虽然能够以“外科手术”方式快捷有效地改变农村信用社财务报表指标表现，但出现了“甩掉旧包袱，增加新负担”的现象，真正变现或管理时，农商行仍需付出代价。
信用环境偏紧，信贷业务结构不合理。近期信用环境偏紧，地方经济下行，部分企业出现流动性风险，农商行的资产质量在较大程度上受制于当地经济发展情况，不良率激增的银行所在地区大多存在产能过剩、贷款担保公司代偿能力下降、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房地产杠杆较高等问题，直接影响银行资产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