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放开，三孩放开……这几年的信号很明确，国家希望提高适龄夫妇生孩子的积极性。原因众所周知：人口结构发生了重要转折，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未来如果年轻人太少，年轻人对家庭和社保体系供养压力太大，社会活力和创新能力会削弱，承载中国未来发展的工商业格局就会成为一件撑不起来的太大的衣裳。
　　此为远虑，但其逻辑上的必然性，日渐将之转化为近忧。死生之地，不可不察。化解近忧远虑，根本之道在于提高人口出生率。
　　在生育问题上，中国社会过去的矛盾是，不解决人的顾虑，人们就要生育。顾虑的是养老问题，养儿防老，是自组织的“社会保障”。所以，与计划生育同在的是“超生游击队”。今天，社会保障已经基本实现全覆盖，个人收入普遍提高，人们对传统家庭关系的执念也已经破除，不再需要通过生育新的家庭劳动力，来为自己服务。
　　生育的功利性退潮，是否生育，完全是一种个人选择，仅仅基于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于是，矛盾发生了转化。从少生育可能导致社会地位弱势、晚景凄凉，转变为生育将给自己制造负担，影响当下已获得的经济社会地位。今天要让人们生孩子，就必须号准脉息。事实上，问题要得到解决，方向仍旧是一致的，那就是解决人们的后顾之忧。
　　年轻人不敢生，有现实的和想象的两个原因。现实的原因，是许多生了孩子的人们确实在自身事业、家庭经济负担和孩子的教育等方面承受重压；想象的原因，则是未婚的或者尚未生孩子的年轻人，看到了前一种情况，并且被舆论强化，从而产生了预知性的恐惧。
　　要让人生孩子甚至是多生孩子，除了政策允许、提倡之外，还要有配套措施。配套措施就是要解决人们生孩子之后的事业、家庭经济负担、孩子的教育等问题。四川攀枝花市，經济并不算前沿，但它率先出台和实施了生育补贴办法，对准的就是家庭经济负担问题。

对学区房、教培行业的新的治理，是对公平教育的铺垫，而且只是序幕。

　　孩子的教育问题，就不是一个地方所能单独面对的，必须是从国家层面统筹发力。
　　事情很吊诡。2006年9月1日，中国修订后颁行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从2007年春季开始，在义务教育阶段上公办学校，基本上没有经济负担。按理说，过去15年间，应该是中国义务教育家庭负担最轻的时段。戏剧性的一幕是，也是在2006年9月，新东方在纽交所上市。这一幕具有标志性意义，它预示着，在义务教育之外，以资本为支撑的另一个教育领域同时崛起。此后各方加入，烧钱混战，焦虑营销，“形成国家教育体系之外的另一个教育体系”。
　　剧场效应，所有家长都站了起来。国家层面力图削减教育负担的努力被消弭于无形，教育负担年年累进，家庭经济被加码压榨。直到最近几年，校外培训机构甚至形成了一套传销式的话术，乃至骗术。
　　“你的孩子不来，我们就培养你孩子的竞争对手。”没有能力“来”的，要么不来，要么负债而来；勉强有能力“来”的，馒头就咸菜而来；有能力来的，纷至沓来。
　　钱向一处涌，行业待遇好，加上积极挖墙脚，公办教育系统内的优秀师资力量，也纷纷“下海”。1990年代的下海潮，流失了一大批科研人员，那时还可以说是单纯市场吸引；今天的公办教育师资流失，原因就更复杂，是一个领域内天平失衡的结果，而天平失衡又是某种力量施加的结果。这样下去，结果只有一个，受教育的机会和质量，与经济能力直接匹配。
　　这当然不是教育的初衷，在时机到来之后震荡回归，也是可以预期的。对学区房、教培行业的新的治理，是对公平教育的铺垫，而且只是序幕。
　　这也是一场改革，期间必有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