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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研究了关联方活动和公司治理因素对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不同效应，并在2014年深交所主板数据的基础上，运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对假设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发现，对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关联方活动都能削弱内控的有效性，而对于国有企业来讲，该效应更加明显。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讲，公司治理因素没有显著的对内控的影响，但对于国有企业来讲，公司治理因素对内控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内部控制；关联方；公司治理；有效性
一、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内部控制，是由主体的董事会，管理层和其他员工实施的，旨在为实现运营、报告和合规目标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coso-内部控制整合框架2013）。2002年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的法案的颁布，我国也于2008颁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其应用指引，并自2012年1月1日起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施行，从此内控研究步入高潮。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与否直接决定了公司运行的成败和前景，因此研究其影响因素有重要意义。
关联方关系，是企业同关联方之间的关系，“从制度经济学上看，关联方之间进行交易的信息成本、监督成本和管理成本要少，交易成本可以得到节约，其可以作为利润最大化的手段”①与关联方密切的企业就会有很多关联方交易，而很多关联方交易会被用于公司操纵利润等舞弊行为，由于关联方经常得不到充分披露，所以其经常使得报表产生误导性的信息；不同企业有着不同的关联方，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方关系，有密切关联方的企业似乎更有途径和机会去转移利润，隐瞒亏损，甚至侵犯小股东的利益去向关联方企业输送利益，而公司良好的内部控制将对以上这些行为产生有力的抑制作用，因此有较多和关联方活动的企业面对可以转移利润的充分途径，建立完善内控的积极性是否会受到削弱。有较多和关联方活动的企业，是否在自身内控的建立过程中受到了不良的外部影响。另外，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与关联方的关系对自身内控的影响是否有不同？国内目前鲜有这方面的研究，本篇文章根据逻辑和理论提出一系列假设，并运用实证的方法加以验证，最后得到一些有意义的启示，对监管部门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公司治理，是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相互分离背景下，公司相应的制度安排和运行状况。直观来看，有效的公司治理可以给内部控制提供良好的环境，但是现实情况下很多公司公司治理形式存在形同虚设的情况，那么现实中的公司治理形式对企业的内控究竟是否起到作用，尤其是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作用分别是怎样的？国内尚缺乏相关研究，本篇也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假设、验证和分析，对公司治理的建立和完善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二）本文的贡献。本文第一次研究了关联方活动对于企业内控有效性的影响，并研究了对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这一影响的不同。另外第一次从划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角度研究了公司治理对于这两种企业的不同影响，找出了这两种企业受影响的差别。对于公司内控的建设和公司的监管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三）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判断。关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度量，不同文献有不同的做法，程晓陵、王怀明（2008）从经营、合规和报告三个角度分别采用具体的指标度量内控的有效性；张鸿、兰琳（2013）直接用虚拟变量衡量内控是否有效；李育红（2010）从战略、经营、合规和报告四个维度分别度量了内控的有效性；许琼月（2013）运用迪博公司的内控指标综合度量了内控的有效性，实现了内部控制的综合度量。我们借鉴综合度量的方法，运用2014年最新迪博公司公布的内控数据度量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关联方关系。对于关联方对企业内控有效性的影响，国内外学者还没有相关文献进行研究。从系统论角度来看，任何系统都具有开放的特性，都会受到外部与之关联的因素的影响。对于企业来讲，其内控的建设不仅仅与企业内部的各种结构和环境有关，而与企业外部的种种因素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关联方关系是企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企业的内控建设也必然受到了关联方的影响。首先，对于国有企业来讲，内控建设是政策驱动型，进行内控的建设本身就有很大程度上是在应付检查；而领导人的升迁同企业财务报告报告出的效益密切相关，相对企业实际的运营状况，领导人更在乎企业报告出的效益，因此其利用内控漏洞进行违规的关联方交易来违规的可能性很大，更有甚者有人会利用内控漏洞通过关联方将国有资产纳为己有。而内控恰恰有抑制违规的功能，所以国有企业领导人建设内控，填补内控漏洞的积极性可能会受到因为关联方提供违规途径的存在而受到削弱。第二，从经济理性人的假设来讲，市场经济的主体都会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出发来处理问题，而关联方亦是如此，因此关联方必然会 从自身的利益角度试图影响企业的内控运转，并对企业的内控有效性产生负面影响。第三，从企业角度来看，当企业与关联方活动较多时，企业转移利润，欺诈舞弊的途径也就越多，从舞弊三角理论来看，舞弊的发生与机会、合理理由、压力相关，因此企业舞弊的机会越多，其建立有效内控来约束自己的动力也会越小。总之，对于国有企业来讲，其与关联方活动的多寡与自身内控的有效性应该呈显著负相关。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讲，存在着和国有企业类似的问题，但非国有企业的内控主要是自主驱动型，非国有企业尤其是很多家族企业，是出于关心自身利益而展开内部控制活动和建设，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更有积极性去建立完善内控，其内控建设更多的取决于其经营企业，实现自身利益的意愿，而不是外部影响，对于非国有企业中的家族企业来讲，更不存在侵吞国有资产的动机，所以关联方的存在虽然会影响到企业的内控建设，但应该不如国有企业那么明显。因此本文做出以下假设：
H1：对国有企业来讲，与关联方的活动数量与其内控有效性负相关，但对非国有企业此效应不如国有企业明显。
（二）公司治理。关于公司治理对于内控的影响，国内有很多学者做出了研究。在董事会结构方面，张先冶、戴文涛发现董事会规模正向影响内部控制，而孙永祥、章融认为董事会规模与企业业绩（内控目标的一个方面）负相关。程新生认为独立董事规模，独立董事比例对企业内部控制有正面影响。对于股权集中度，李彬认为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明显正相关关系，张先冶认为股权集中度负向影响内部控制。在激励层面，杜兴强、王丽华实证研究指出高管人员的薪酬水平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监事会开会次数越多说明监事会在内部控制管理与监督上发挥的作用越大。 我国学者谷祺和于东智（2001）也证实，在业绩下降之后，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的活动通常都会增加。但也有学者提出，经常召集会议的监事会更具责任心，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总之，无论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公司治理的一些相关指标同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有着密切关系。从理论上说，也确实如此，董事会规模大小、独立董事的多寡、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为一人、董事会的勤勉程度、监管层的持股比例、最高层薪酬会影响到内部监管的独立性、积极性和力度，进而影响到内部控制效果。不过，在实际中，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在实际企业中，对于非国有企业，尤其是很多非国有企业是家族企业，其内部控制大多决定于领导人或者领导集团的个人想法和权威，与公司治理的形式不见得有很大关系；而对于国有企业，因为有党委领导的介入，虽然个人难以独断专行，但党委领导下，公司治理形式更容易被架空，所以公司治理形式也不见得与内控有效性有较大关系。我们用董事会规模、董事会勤勉程度、董事会的领导结构、监管层持股比例、最高层薪酬、独立董事比例反应公司治理这一因素。而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关键词：内部控制；关联方；公司治理；有效性
一、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内部控制，是由主体的董事会，管理层和其他员工实施的，旨在为实现运营、报告和合规目标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coso-内部控制整合框架2013）。2002年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的法案的颁布，我国也于2008颁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其应用指引，并自2012年1月1日起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施行，从此内控研究步入高潮。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与否直接决定了公司运行的成败和前景，因此研究其影响因素有重要意义。
关联方关系，是企业同关联方之间的关系，“从制度经济学上看，关联方之间进行交易的信息成本、监督成本和管理成本要少，交易成本可以得到节约，其可以作为利润最大化的手段”①与关联方密切的企业就会有很多关联方交易，而很多关联方交易会被用于公司操纵利润等舞弊行为，由于关联方经常得不到充分披露，所以其经常使得报表产生误导性的信息；不同企业有着不同的关联方，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方关系，有密切关联方的企业似乎更有途径和机会去转移利润，隐瞒亏损，甚至侵犯小股东的利益去向关联方企业输送利益，而公司良好的内部控制将对以上这些行为产生有力的抑制作用，因此有较多和关联方活动的企业面对可以转移利润的充分途径，建立完善内控的积极性是否会受到削弱。有较多和关联方活动的企业，是否在自身内控的建立过程中受到了不良的外部影响。另外，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与关联方的关系对自身内控的影响是否有不同？国内目前鲜有这方面的研究，本篇文章根据逻辑和理论提出一系列假设，并运用实证的方法加以验证，最后得到一些有意义的启示，对监管部门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公司治理，是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相互分离背景下，公司相应的制度安排和运行状况。直观来看，有效的公司治理可以给内部控制提供良好的环境，但是现实情况下很多公司公司治理形式存在形同虚设的情况，那么现实中的公司治理形式对企业的内控究竟是否起到作用，尤其是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作用分别是怎样的？国内尚缺乏相关研究，本篇也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假设、验证和分析，对公司治理的建立和完善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二）本文的贡献。本文第一次研究了关联方活动对于企业内控有效性的影响，并研究了对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这一影响的不同。另外第一次从划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角度研究了公司治理对于这两种企业的不同影响，找出了这两种企业受影响的差别。对于公司内控的建设和公司的监管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三）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判断。关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度量，不同文献有不同的做法，程晓陵、王怀明（2008）从经营、合规和报告三个角度分别采用具体的指标度量内控的有效性；张鸿、兰琳（2013）直接用虚拟变量衡量内控是否有效；李育红（2010）从战略、经营、合规和报告四个维度分别度量了内控的有效性；许琼月（2013）运用迪博公司的内控指标综合度量了内控的有效性，实现了内部控制的综合度量。我们借鉴综合度量的方法，运用2014年最新迪博公司公布的内控数据度量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关联方关系。对于关联方对企业内控有效性的影响，国内外学者还没有相关文献进行研究。从系统论角度来看，任何系统都具有开放的特性，都会受到外部与之关联的因素的影响。对于企业来讲，其内控的建设不仅仅与企业内部的各种结构和环境有关，而与企业外部的种种因素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关联方关系是企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企业的内控建设也必然受到了关联方的影响。首先，对于国有企业来讲，内控建设是政策驱动型，进行内控的建设本身就有很大程度上是在应付检查；而领导人的升迁同企业财务报告报告出的效益密切相关，相对企业实际的运营状况，领导人更在乎企业报告出的效益，因此其利用内控漏洞进行违规的关联方交易来违规的可能性很大，更有甚者有人会利用内控漏洞通过关联方将国有资产纳为己有。而内控恰恰有抑制违规的功能，所以国有企业领导人建设内控，填补内控漏洞的积极性可能会受到因为关联方提供违规途径的存在而受到削弱。第二，从经济理性人的假设来讲，市场经济的主体都会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出发来处理问题，而关联方亦是如此，因此关联方必然会 从自身的利益角度试图影响企业的内控运转，并对企业的内控有效性产生负面影响。第三，从企业角度来看，当企业与关联方活动较多时，企业转移利润，欺诈舞弊的途径也就越多，从舞弊三角理论来看，舞弊的发生与机会、合理理由、压力相关，因此企业舞弊的机会越多，其建立有效内控来约束自己的动力也会越小。总之，对于国有企业来讲，其与关联方活动的多寡与自身内控的有效性应该呈显著负相关。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讲，存在着和国有企业类似的问题，但非国有企业的内控主要是自主驱动型，非国有企业尤其是很多家族企业，是出于关心自身利益而展开内部控制活动和建设，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更有积极性去建立完善内控，其内控建设更多的取决于其经营企业，实现自身利益的意愿，而不是外部影响，对于非国有企业中的家族企业来讲，更不存在侵吞国有资产的动机，所以关联方的存在虽然会影响到企业的内控建设，但应该不如国有企业那么明显。因此本文做出以下假设：
H1：对国有企业来讲，与关联方的活动数量与其内控有效性负相关，但对非国有企业此效应不如国有企业明显。
（二）公司治理。关于公司治理对于内控的影响，国内有很多学者做出了研究。在董事会结构方面，张先冶、戴文涛发现董事会规模正向影响内部控制，而孙永祥、章融认为董事会规模与企业业绩（内控目标的一个方面）负相关。程新生认为独立董事规模，独立董事比例对企业内部控制有正面影响。对于股权集中度，李彬认为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明显正相关关系，张先冶认为股权集中度负向影响内部控制。在激励层面，杜兴强、王丽华实证研究指出高管人员的薪酬水平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监事会开会次数越多说明监事会在内部控制管理与监督上发挥的作用越大。 我国学者谷祺和于东智（2001）也证实，在业绩下降之后，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的活动通常都会增加。但也有学者提出，经常召集会议的监事会更具责任心，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总之，无论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公司治理的一些相关指标同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有着密切关系。从理论上说，也确实如此，董事会规模大小、独立董事的多寡、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为一人、董事会的勤勉程度、监管层的持股比例、最高层薪酬会影响到内部监管的独立性、积极性和力度，进而影响到内部控制效果。不过，在实际中，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在实际企业中，对于非国有企业，尤其是很多非国有企业是家族企业，其内部控制大多决定于领导人或者领导集团的个人想法和权威，与公司治理的形式不见得有很大关系；而对于国有企业，因为有党委领导的介入，虽然个人难以独断专行，但党委领导下，公司治理形式更容易被架空，所以公司治理形式也不见得与内控有效性有较大关系。我们用董事会规模、董事会勤勉程度、董事会的领导结构、监管层持股比例、最高层薪酬、独立董事比例反应公司治理这一因素。而我们提出以下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