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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13年，顾颉刚在上海参加北大预科入学考试，获得第九名的好成绩。同年4月，他从上海乘船赴京入学。
不过，进入北大后的顾颉刚，尚没有机会和周氏兄弟相见，因为鲁迅虽然早在1912年就到北京，彼时却不过是北洋政府教育部的普通职员，“五四”之后才到北大兼职授课。而周作人1913年开始在绍兴的浙江省立第五中学任教，1917年才到北京，在鲁迅的推荐下入北大任教。他们三人那时自然谁也不会想到，若干年后因为新文化运动和北京大学，他们之间会有长达数十年的恩恩怨怨，其中是是非非、孰对孰错，也许不是很容易说清楚。不过，借助他们日记和书信中有关记录，看看这些相对私密的文字，倒可以窥见他们内心一些真实想法。
从顾氏日记和书信中我们看到，顾颉刚不仅对周作人没有好印象，而且把他们兄弟两人一并“打包”视为一丘之貉，全部给予鄙视的。且看其笔下的周氏兄弟：“予近日对予鲁迅、启明二人甚生恶感，以其对人之挑剔垢谇，不啻村妇之骂也。”（1926年1月17日日记）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顾氏对周氏兄弟“甚生恶感”？原来那时《语丝》杂志来稿甚少，有停刊之危机，所以编辑多次约顾颉刚写稿。以往几次约稿顾颉刚都置之不理，这一次顾氏说“不忍见其夭折”，就抄了一篇旧日笔记交差。说起来顾颉刚不仅是《语丝》的发起人之一，而且连《语丝》这个名称也是他想出来的，顾颉刚还把此事写入日记以示重视：“伏园以晨报馆侵夺副刊文字之权，辞出。拟办一周刊，今日开会。到者有启明先生、玄同先生、绍原、小峰、廷谦、伏园及予。命名久不决，予看平伯诗中有‘语丝’二字，颇写意，不落褒贬，提出之，通过。”不过在周氏兄弟笔下，这“语丝”的命名权竟然不属于顾颉刚，而是出于偶然。先看弟弟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对于《语丝》刊名由来的说法：“至于刊物的名字的来源，是从一本什么人的诗集中得来，这并不是原来有那样的一句话，乃是随便用手指指一个字，分两次指出，恰巧似懂非懂的还可以用，就请疑古玄同照样的写了。”而哥哥鲁迅的说法就更加含糊其辞：“那名目的来源，听说，是有几个人，任意取一本书，将书任意翻开，用指头点下去，那被点到的字，便是名称。那时我不在场，不知道所用的是什么书，是一次便得了《语丝》的名，还是点了好几次，而曾将不像名称的废去。”为了对比，我们不妨看另一位参与者川岛的回忆：“刊物的名称大家一时都想不出来，就由顾颉刚在带来的一本《我们的七月》中找到‘语丝’两字，似可解也不甚可解，却还像一个名称，大家便都同意了。”《我们的七月》本是一本诗集，收入俞平伯、叶圣陶、朱自清等人的新詩，而作为诗集题目的这一首诗作者就是俞平伯。看来，顾颉刚对此事的记录真实无误，他确实是《语丝》杂志的命名者，而周氏兄弟对此事的语焉不详很是耐人寻味。如果说鲁迅因为当时没有在场所以不了解刊物名字由来的细节，则周作人明明在场却不愿提及顾颉刚就有些意味深长了罢。
且说《语丝》问世后，以周氏兄弟的创作发表最多影响也最大，在参与北京女师大风潮、抨击“三·一八惨案”，反抗北洋政府的斗争中，曾经风行一时。而顾颉刚却认为它应该更加学术，远离政治和社会，所以对此刊物风格不满，加之他本人专注于历史研究，也就撰稿不多。也因此1926年1月17日晚上《语丝》同人举行宴会，顾颉刚不愿看到周氏兄弟，所以拒绝参加。其实那时周氏兄弟早已决裂，为了避免见面尴尬，他们两人在可能碰上的场合都会避开，所以这次宴会也不会出席，顾颉刚应该想到这一点。
从年龄上看，顾颉刚比周作人小八岁，比鲁迅小十二岁；从经历上看，顾颉刚进入北大时虽然周氏兄弟尚未在北大，但后者以后双双在北大任教，所以和顾颉刚至少在名义上有“老师”的名分。至于从成名时间看，周氏兄弟自然也早于顾颉刚。所以，一开始顾颉刚对周氏兄弟还是很尊敬和客气，特别是对鲁迅。直到1926年底和1927年初，尚在厦门大学的顾颉刚在写给胡适的信中多次提到鲁迅，都是十分客气，没有任何抱怨之词。即便是提到有人攻击他，也是归咎于鲁迅的弟子如川岛等人，两人关系的真正决裂其实是在都到中山大学之后。相形之下，顾颉刚在鲁迅笔下，似乎早在1926年中，就已经受到毫不留情的嘲讽了。在1926年9月20日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这样说：“在国学院里的，顾颉刚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似乎是顾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然后，鲁迅在9月26日的信中有了“不与此辈共事”的想法。等到9月30日的信中更认为顾颉刚：“这人是陈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现在一调查，则他所安排的羽翼，竟有七人之多，先前所谓不问外事，专一看书的舆论，乃是全都为其所骗。他已在开始排斥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随后“北京同来的小鬼之排斥我，渐渐显著了”，尽管之后鲁迅和顾颉刚还是相对和平共处了一段时间，但鲁迅对顾颉刚“阴险”、“浅薄”的认识已经根深蒂固。又如在当年10月写给许寿裳的信中，鲁迅再次确认顾颉刚和陈源同属自己的死敌：“国学院中，佩服陈源之顾颉刚所汲引者，至有五六人之多，前途可想。”而无论鲁迅还是顾颉刚，都认为他们二人结怨，是因为顾颉刚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人盐谷温的著作，并将此事告知陈源，陈源遂以此攻击鲁迅。此件公案当时弄得沸沸扬扬，直到盐谷温的著作翻译成中文出版，鲁迅才算洗清抄袭的罪名。可以想见，鲁迅对陈源和顾颉刚的印象会厌恶到什么地步。其实当年胡适站出来为鲁迅辩护时，此事算是作了了结：鲁迅是被冤枉的。
二
有关鲁迅和顾颉刚的恩怨这里暂时不多说，先说顾颉刚为何会对一向平和的周作人没有好印象。如果说对于鲁迅，顾颉刚是到1926年才开始抱怨甚至怨恨，那么对周作人却是早在1922年就开始不满。查顾颉刚1922年6月11日日记，有“写刘经庵信，痛说周作人”一句，其中“痛说”一词可谓醒目，那么因为何事顾颉刚对周作人如此不满呢？6月19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又有这样的文字：“予二月来，为周作人不尽歌谣会之责，致刘经庵稿件搁起，屡去函不答，愤极了。”接着我们才知道，其心情愤怒和家事也有关系：“上月，继母归来，终日作闹，又讨厌极了。三日来连写二信，尽情一说，胸中畅快得多。”据顾颉刚日记，这里的“连写二信”一封是写给刘经庵的，另一封则是写给其父亲，内容也是“痛说继母一番”。写给刘经庵的信几经修改，终于在20号抄改完毕。刘经庵系河南卫辉人，与顾颉刚一样为歌谣研究会会员，后入燕京大学就读。北大的歌谣研究会成立于1920年，发起人有沈兼士、钱玄同和周作人等，不过顾颉刚早在两年前就响应刘半农、沈尹默的提议搜集民间歌谣数百首，还具体参与歌谣会的一些活动。歌谣研究会成立后，一开始是刘半农负责，后来刘半农出国留学读博士去了，这歌谣研究会就由周作人负责，按照顾颉刚的说法是“数年来无声无臭，没有做一件事”。1922年北大国学门把这个研究会合并进去，顾颉刚认为可能会有所改变，就把之前搜集的一些歌谣送上，结果周作人答复说暂时没有资金出版。对此顾颉刚终于忍无可忍，才在写给刘经庵的信中对周作人大加痛斥，此时顾颉刚不过是北大毕业留校的青年职员，而周作人是著名教授，所以顾颉刚敢于在信中大加痛斥确实颇有勇气。这里不妨摘录几段顾颉刚信中文字： 现在看周先生的信上說由研究会印罢，校中没有钱；说由《晨报》逐日登罢，又说整整的书零星分载可惜。照他的意思，这份稿子只有搁起来。他不肯管事也就罢了，何必说出这般好听的话！
周先生呢，他是一个鼓吹文学的人。他对于文学确有心得，不是随便剽窃的，这是我们可以相信。我所不满意于他的，就是做事太不负责任。
不仅如此，顾颉刚还进而对北大的一些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产生了深深的失望感，几乎全部给予否定：“我唯一的悲观，就是这辈所谓新文化运动大家的不可靠。我是在北大多年了，北大是号称新文化的出发点的，里面负大名的人着实不少，但真实做事情的，有哪几位？除了蔡孑民、胡适之两先生以外，再有别的人吗？”“……倘使现在不是新文化时代而是专制黑暗时代，恐怕现在的所谓新文化大家也要百方谋做皇帝的幸臣，很能够伺候颜色、狐媚巧侫了。世界的外表上虽是有光有爱，内幕里除了名利以外还有什么！”
类似的事情还有，次年1月16日是周作人生日，顾颉刚日记中的记录是“今日为启明先生生日，予因道远未往”。
等到1929年5月，顾颉刚在日记中又记了一件和燕京大学有关的事，说马季明（马鉴）在燕京大学破坏他，对他人说周作人不赞成顾颉刚去燕京，并且说顾颉刚喜欢和人打笔墨官司。说到笔墨官司，这一时期顾颉刚最有名的就是和鲁迅有关的所谓诽谤其名誉官司，尽管这官司最终没有打起来，但在当时学术界已经广为传播。此事之详情多年来已有很多文字，此处不赘。至于顾颉刚对好友傅斯年，也就在这之前数日的日记中用这样的文字给予痛斥：“孟真盛气相凌，我无所求于彼，将谓可用架子压倒我耶！其为人如此，一二年中必见其败矣。书此待验。”顾颉刚与傅斯年之间孰是孰非我们且不管，但顾颉刚之性情令他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倒是真的。例如对恩师胡适，顾颉刚也曾有抱怨和不满，就不能很让人理解。不过，说到周作人和马季明不愿意顾颉刚去燕京，可能也有些比较隐晦的理由。这就牵扯到民国时期浙藉文人与非浙藉文人的矛盾，顾颉刚作为胡适的弟子，又非浙藉，其学术成就越大影响越大，也越容易引起浙藉文人的警惕。五四时期连陈独秀最后都被浙藉文人排挤出北大，如今也不会轻易认可顾颉刚进入燕京的罢。
三
不过，腹诽归腹诽，至少在公共场合，顾颉刚对周作人还是客气和尊重的。而且，当周作人以后政治学术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候，顾颉刚直到1956年还去其住处看望他，虽然不过是“小坐”，但对那时早已“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周作人来说，应该还是莫大的安慰罢。
顾颉刚日记中最后一次提及周作人是在1968年8月30日，正是“文革”时期，文字极为简洁：“复旦来人，询问郭绍虞与周作人关系。”至于顾颉刚如何答复，日记没有记录。不过，就在此前一天，饱受折磨的顾颉刚已经在写遗嘱，尽管尚未写完就被妻子抢走，但这一举动本身已经反映出他内心的绝望。按照常理，彼时的顾颉刚恐怕不会再计较他与周氏兄弟的恩恩怨怨。其实不然，数年之后的1973年，顾颉刚又在日记中大量补记了他当年和鲁迅矛盾的一些细节，这就是其性格，与鲁迅临终前的“一个也不宽恕”倒有很多相似。
1913年，顾颉刚在上海参加北大预科入学考试，获得第九名的好成绩。同年4月，他从上海乘船赴京入学。
不过，进入北大后的顾颉刚，尚没有机会和周氏兄弟相见，因为鲁迅虽然早在1912年就到北京，彼时却不过是北洋政府教育部的普通职员，“五四”之后才到北大兼职授课。而周作人1913年开始在绍兴的浙江省立第五中学任教，1917年才到北京，在鲁迅的推荐下入北大任教。他们三人那时自然谁也不会想到，若干年后因为新文化运动和北京大学，他们之间会有长达数十年的恩恩怨怨，其中是是非非、孰对孰错，也许不是很容易说清楚。不过，借助他们日记和书信中有关记录，看看这些相对私密的文字，倒可以窥见他们内心一些真实想法。
从顾氏日记和书信中我们看到，顾颉刚不仅对周作人没有好印象，而且把他们兄弟两人一并“打包”视为一丘之貉，全部给予鄙视的。且看其笔下的周氏兄弟：“予近日对予鲁迅、启明二人甚生恶感，以其对人之挑剔垢谇，不啻村妇之骂也。”（1926年1月17日日记）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顾氏对周氏兄弟“甚生恶感”？原来那时《语丝》杂志来稿甚少，有停刊之危机，所以编辑多次约顾颉刚写稿。以往几次约稿顾颉刚都置之不理，这一次顾氏说“不忍见其夭折”，就抄了一篇旧日笔记交差。说起来顾颉刚不仅是《语丝》的发起人之一，而且连《语丝》这个名称也是他想出来的，顾颉刚还把此事写入日记以示重视：“伏园以晨报馆侵夺副刊文字之权，辞出。拟办一周刊，今日开会。到者有启明先生、玄同先生、绍原、小峰、廷谦、伏园及予。命名久不决，予看平伯诗中有‘语丝’二字，颇写意，不落褒贬，提出之，通过。”不过在周氏兄弟笔下，这“语丝”的命名权竟然不属于顾颉刚，而是出于偶然。先看弟弟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对于《语丝》刊名由来的说法：“至于刊物的名字的来源，是从一本什么人的诗集中得来，这并不是原来有那样的一句话，乃是随便用手指指一个字，分两次指出，恰巧似懂非懂的还可以用，就请疑古玄同照样的写了。”而哥哥鲁迅的说法就更加含糊其辞：“那名目的来源，听说，是有几个人，任意取一本书，将书任意翻开，用指头点下去，那被点到的字，便是名称。那时我不在场，不知道所用的是什么书，是一次便得了《语丝》的名，还是点了好几次，而曾将不像名称的废去。”为了对比，我们不妨看另一位参与者川岛的回忆：“刊物的名称大家一时都想不出来，就由顾颉刚在带来的一本《我们的七月》中找到‘语丝’两字，似可解也不甚可解，却还像一个名称，大家便都同意了。”《我们的七月》本是一本诗集，收入俞平伯、叶圣陶、朱自清等人的新詩，而作为诗集题目的这一首诗作者就是俞平伯。看来，顾颉刚对此事的记录真实无误，他确实是《语丝》杂志的命名者，而周氏兄弟对此事的语焉不详很是耐人寻味。如果说鲁迅因为当时没有在场所以不了解刊物名字由来的细节，则周作人明明在场却不愿提及顾颉刚就有些意味深长了罢。
且说《语丝》问世后，以周氏兄弟的创作发表最多影响也最大，在参与北京女师大风潮、抨击“三·一八惨案”，反抗北洋政府的斗争中，曾经风行一时。而顾颉刚却认为它应该更加学术，远离政治和社会，所以对此刊物风格不满，加之他本人专注于历史研究，也就撰稿不多。也因此1926年1月17日晚上《语丝》同人举行宴会，顾颉刚不愿看到周氏兄弟，所以拒绝参加。其实那时周氏兄弟早已决裂，为了避免见面尴尬，他们两人在可能碰上的场合都会避开，所以这次宴会也不会出席，顾颉刚应该想到这一点。
从年龄上看，顾颉刚比周作人小八岁，比鲁迅小十二岁；从经历上看，顾颉刚进入北大时虽然周氏兄弟尚未在北大，但后者以后双双在北大任教，所以和顾颉刚至少在名义上有“老师”的名分。至于从成名时间看，周氏兄弟自然也早于顾颉刚。所以，一开始顾颉刚对周氏兄弟还是很尊敬和客气，特别是对鲁迅。直到1926年底和1927年初，尚在厦门大学的顾颉刚在写给胡适的信中多次提到鲁迅，都是十分客气，没有任何抱怨之词。即便是提到有人攻击他，也是归咎于鲁迅的弟子如川岛等人，两人关系的真正决裂其实是在都到中山大学之后。相形之下，顾颉刚在鲁迅笔下，似乎早在1926年中，就已经受到毫不留情的嘲讽了。在1926年9月20日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这样说：“在国学院里的，顾颉刚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似乎是顾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然后，鲁迅在9月26日的信中有了“不与此辈共事”的想法。等到9月30日的信中更认为顾颉刚：“这人是陈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现在一调查，则他所安排的羽翼，竟有七人之多，先前所谓不问外事，专一看书的舆论，乃是全都为其所骗。他已在开始排斥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随后“北京同来的小鬼之排斥我，渐渐显著了”，尽管之后鲁迅和顾颉刚还是相对和平共处了一段时间，但鲁迅对顾颉刚“阴险”、“浅薄”的认识已经根深蒂固。又如在当年10月写给许寿裳的信中，鲁迅再次确认顾颉刚和陈源同属自己的死敌：“国学院中，佩服陈源之顾颉刚所汲引者，至有五六人之多，前途可想。”而无论鲁迅还是顾颉刚，都认为他们二人结怨，是因为顾颉刚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人盐谷温的著作，并将此事告知陈源，陈源遂以此攻击鲁迅。此件公案当时弄得沸沸扬扬，直到盐谷温的著作翻译成中文出版，鲁迅才算洗清抄袭的罪名。可以想见，鲁迅对陈源和顾颉刚的印象会厌恶到什么地步。其实当年胡适站出来为鲁迅辩护时，此事算是作了了结：鲁迅是被冤枉的。
二
有关鲁迅和顾颉刚的恩怨这里暂时不多说，先说顾颉刚为何会对一向平和的周作人没有好印象。如果说对于鲁迅，顾颉刚是到1926年才开始抱怨甚至怨恨，那么对周作人却是早在1922年就开始不满。查顾颉刚1922年6月11日日记，有“写刘经庵信，痛说周作人”一句，其中“痛说”一词可谓醒目，那么因为何事顾颉刚对周作人如此不满呢？6月19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又有这样的文字：“予二月来，为周作人不尽歌谣会之责，致刘经庵稿件搁起，屡去函不答，愤极了。”接着我们才知道，其心情愤怒和家事也有关系：“上月，继母归来，终日作闹，又讨厌极了。三日来连写二信，尽情一说，胸中畅快得多。”据顾颉刚日记，这里的“连写二信”一封是写给刘经庵的，另一封则是写给其父亲，内容也是“痛说继母一番”。写给刘经庵的信几经修改，终于在20号抄改完毕。刘经庵系河南卫辉人，与顾颉刚一样为歌谣研究会会员，后入燕京大学就读。北大的歌谣研究会成立于1920年，发起人有沈兼士、钱玄同和周作人等，不过顾颉刚早在两年前就响应刘半农、沈尹默的提议搜集民间歌谣数百首，还具体参与歌谣会的一些活动。歌谣研究会成立后，一开始是刘半农负责，后来刘半农出国留学读博士去了，这歌谣研究会就由周作人负责，按照顾颉刚的说法是“数年来无声无臭，没有做一件事”。1922年北大国学门把这个研究会合并进去，顾颉刚认为可能会有所改变，就把之前搜集的一些歌谣送上，结果周作人答复说暂时没有资金出版。对此顾颉刚终于忍无可忍，才在写给刘经庵的信中对周作人大加痛斥，此时顾颉刚不过是北大毕业留校的青年职员，而周作人是著名教授，所以顾颉刚敢于在信中大加痛斥确实颇有勇气。这里不妨摘录几段顾颉刚信中文字： 现在看周先生的信上說由研究会印罢，校中没有钱；说由《晨报》逐日登罢，又说整整的书零星分载可惜。照他的意思，这份稿子只有搁起来。他不肯管事也就罢了，何必说出这般好听的话！
周先生呢，他是一个鼓吹文学的人。他对于文学确有心得，不是随便剽窃的，这是我们可以相信。我所不满意于他的，就是做事太不负责任。
不仅如此，顾颉刚还进而对北大的一些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产生了深深的失望感，几乎全部给予否定：“我唯一的悲观，就是这辈所谓新文化运动大家的不可靠。我是在北大多年了，北大是号称新文化的出发点的，里面负大名的人着实不少，但真实做事情的，有哪几位？除了蔡孑民、胡适之两先生以外，再有别的人吗？”“……倘使现在不是新文化时代而是专制黑暗时代，恐怕现在的所谓新文化大家也要百方谋做皇帝的幸臣，很能够伺候颜色、狐媚巧侫了。世界的外表上虽是有光有爱，内幕里除了名利以外还有什么！”
类似的事情还有，次年1月16日是周作人生日，顾颉刚日记中的记录是“今日为启明先生生日，予因道远未往”。
等到1929年5月，顾颉刚在日记中又记了一件和燕京大学有关的事，说马季明（马鉴）在燕京大学破坏他，对他人说周作人不赞成顾颉刚去燕京，并且说顾颉刚喜欢和人打笔墨官司。说到笔墨官司，这一时期顾颉刚最有名的就是和鲁迅有关的所谓诽谤其名誉官司，尽管这官司最终没有打起来，但在当时学术界已经广为传播。此事之详情多年来已有很多文字，此处不赘。至于顾颉刚对好友傅斯年，也就在这之前数日的日记中用这样的文字给予痛斥：“孟真盛气相凌，我无所求于彼，将谓可用架子压倒我耶！其为人如此，一二年中必见其败矣。书此待验。”顾颉刚与傅斯年之间孰是孰非我们且不管，但顾颉刚之性情令他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倒是真的。例如对恩师胡适，顾颉刚也曾有抱怨和不满，就不能很让人理解。不过，说到周作人和马季明不愿意顾颉刚去燕京，可能也有些比较隐晦的理由。这就牵扯到民国时期浙藉文人与非浙藉文人的矛盾，顾颉刚作为胡适的弟子，又非浙藉，其学术成就越大影响越大，也越容易引起浙藉文人的警惕。五四时期连陈独秀最后都被浙藉文人排挤出北大，如今也不会轻易认可顾颉刚进入燕京的罢。
三
不过，腹诽归腹诽，至少在公共场合，顾颉刚对周作人还是客气和尊重的。而且，当周作人以后政治学术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候，顾颉刚直到1956年还去其住处看望他，虽然不过是“小坐”，但对那时早已“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周作人来说，应该还是莫大的安慰罢。
顾颉刚日记中最后一次提及周作人是在1968年8月30日，正是“文革”时期，文字极为简洁：“复旦来人，询问郭绍虞与周作人关系。”至于顾颉刚如何答复，日记没有记录。不过，就在此前一天，饱受折磨的顾颉刚已经在写遗嘱，尽管尚未写完就被妻子抢走，但这一举动本身已经反映出他内心的绝望。按照常理，彼时的顾颉刚恐怕不会再计较他与周氏兄弟的恩恩怨怨。其实不然，数年之后的1973年，顾颉刚又在日记中大量补记了他当年和鲁迅矛盾的一些细节，这就是其性格，与鲁迅临终前的“一个也不宽恕”倒有很多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