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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可可西里，位于被称为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2017年7月7日，可可西里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因为那里符合自然遗产的标准，并具有较高的完整性、真实性，保护管理整体状况良好。不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也指出，当地特有物种和生态系统完整性的潜在威胁依然存在。
可可西里乃至三江源以及整个青藏高原，在与现代化生活的碰撞中，当地人的生活方式逐渐改变。这给环境带来了威胁和压力，但在朴素的“不杀生”理念下，也诞生了一批为了高原环境而奔走的人。
“格尔木”是蒙古语音译，意为河流密集的地方。这座西部重镇连接了通往新疆、西藏等地的交通要道，是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的重要中转站。
早上8点驱车，从格尔木市区出发后10余分钟，便能到达被称为“绿色驿站”的格尔木驿。
格尔木驿是在格尔木当地政府、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以及一汽-大众新未来基金资助下建立的。这样的驿站在格尔木到拉萨共1140 公里的青藏公路共规划有18个，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江河”负责运营。
驿站以垃圾回收功能为主，可供长途货车司机、自驾车游客短暂休息，周边牧民也可以用垃圾在驿站交换生活用品。18个驿站主要靠志愿者运作。一年365天，每天都有志愿者。每期志愿者工作一个月，第一批从月初到月末，第二次从每月15日-下月15日。
55岁的杨祥是云南昆明的生意人。2017年6月20日，他来到格尔木驿成为志愿者，见证了格尔木驿从无到有的过程——大卡车把集装箱运进空地，他和其他志愿者把集装箱安装好，在里面装上电路。
格尔木驿一大片的水泥空地上一共有五个集装箱。十余个垃圾桶，垃圾桶分成了塑料垃圾、玻璃瓶、塑料瓶等不同回收类型。
中心的三个集装箱一个用于垃圾分类处理，一个用于接待沿途的司机、游客，还有一个用于储藏工具等杂物。在水泥空地最边沿有两个集装箱，一个是还在施工没有启用的厕所。另一个不到十平米的集装箱内，里面一共三张简易床，平日杨祥就住在这里。集装箱旁边是一个低矮的凉棚，凉棚里放着锅灶和食材，日常饮食都要靠自己解决。
在高原阳光的暴晒下，杨祥的皮肤黑了一圈，他告诉记者，“驿站半个月前就开始试运营了，沿途司机、游客可以把垃圾带到这里，我们把垃圾分类、压缩打包，拜托他们把已经分类好的可回收垃圾运回格尔木集中处置。”
从格尔木驿沿着青藏公路，驱车前往玉珠峰脚下的昆仑山驿，要花近4个小时。青藏公路沿途一片荒芜，往往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后才能见到一个休息站。司机刘师傅在格尔木生活近20年，一边抱怨“这样的路开着最没意思，我们平时都不愿跑这样的活儿。”
迎面而来的一辆大卡车，司机随手将矿泉水瓶从车窗扔了出去。塑料瓶随着风沙裹挟在公路旁的戈壁滩上摇摇晃晃。
昆仑山驿海拔4200米，紧靠着玉珠峰，当地天气多变，晴朗、多云、小雨“随机播放”。《南都周刊》记者在车里急忙吸了几口纯氧，下车沿着青藏公路两岸踱步发现，沿线均是塑料袋、矿泉水瓶等各式各样的垃圾。
志愿者们手提蛇皮袋，在公路两旁捡拾垃圾。高原狂风大作，他们手里的蛇皮袋不断抖动。一位志愿者用垃圾钳挑开戈壁摊的风沙，夹起了一个汽油壶。它埋藏在沙砾中显然已有很长一段时间，连壶里都是沙砾。志愿者抖了抖里面的沙砾，艰难地扯开蛇皮袋口，把汽油壶扔了进去。
“绿色江河”发起人杨欣在驿站的凉棚里，不断和志愿者们强调，如何科学地在青藏公路沿岸捡拾、分类垃圾。
杨欣今年54岁，这个“老高原”头戴鸭舌帽身着登山衣牛仔裤，花白的大胡子和齐肩的白发在人群中识别度很高。他曾参加1986年的首次 “长江漂流”运动，尽管由于发生意外事故，这种漂流后来被禁止了，但此次经历，成了他走向环保道路的很大原因。
20世纪80年代，可可西里发现金矿、玉矿，数以万计的淘金者蜂拥而入，狂采乱挖，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市场流行羚羊绒制品，受巨额商业利益的驱使，大批非法偷猎者进入可可西里，对藏羚羊进行毁灭性的捕杀，致其10年间数量减少2/3以上。
1986年后的8年，杨欣曾4次踏入长江源地，亲眼见证了这段疯狂的历史。杨欣在《“长江源”保护，永远只有起点》一文中写道：
“1986年，在可可西里的涵天包畔，我看到了迷人的河滩与绿色的草坡。到了1993年，镜头下的草坡大部分已被沙丘所掩埋。1994年，我又在同一位置拍下数张照片。让我吃惊的是，仅仅一年时间，这里的草地全都不见了，留下的只是比先前更高的沙丘。”
真正受到觸动的是1994年第五次探险考察长江源。当时杨欣从青海某报上看到一篇整版的文章，标题为《高原魂》，内容是介绍一个县领导的事迹。他以为又是高大全的文章，没仔细看。
后来他到青海曲麻莱县，听到当地人在传颂一个保护藏羚羊的故事——1994年1月，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索南达杰为保护藏羚羊，在可可西里与偷猎者展开激烈的枪战最后中弹牺牲。牺牲时索南达杰被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凝固成了一座冰雕，依旧保持着跪卧持枪推子弹准备射击的姿势。
这时杨欣才想起《高原魂》那篇报道，仔细看完之后发现，报道里说的“县领导”就是索南达杰。杨欣因此前往离曲麻莱县不远的治多县，到索南达杰灵堂瞻仰，听索南达杰生前秘书扎多讲述索南达杰动物保护的故事和设想。
当时杨欣深受震撼，在社会奔走号召保护三江源。1995年，杨欣成立环保组织“绿色江河”。由于缺乏经费，他把长江源探险经历写成书义卖。后来在治多县西部工委以及社会各界帮助下，1997年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在可可西里东侧的昆仑山脚建立。这是他在长江源、可可西里生态环境保护的起点。 此后20年间，杨欣不断对三江源地区进行环保考察，一系列科考结果甚至影响到了三江源保护的政策。
知乎上曾有人不解地提问，路过可可西里发现有的地方堆着小堆垃圾，有塑料袋、饮料瓶和建筑垃圾，青藏铁路窗户是全封闭的应该不构成垃圾污染，大量的垃圾是怎么形成的？
对普通人来说，青藏高原的垃圾污染几乎闻所未闻。但青藏公路沿岸的垃圾污染以及牧民从游牧转向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之后，垃圾污染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青藏高原海拔高，气候寒冷，垃圾残留，很难腐烂降解，容易给这里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危害。
杨欣在“昆仑山驿”启动仪式上感慨，一个塑料袋会在青藏高原的狂风作用下翻山越岭100公里，到达人们想象不到的地方。
“绿色江河”工作人员吐旦旦巴甚至曾亲眼看到，有牧民家的牛羊不肯进食、日渐消瘦。牛羊死后，牧民剖开其肚皮发现，里面白花花的全是塑料袋，“一些驴友吃辣条剩下的垃圾袋是牛羊的最爱，里面的油和盐会吸引牛羊。”
吐旦旦巴介绍，2013年10月，“绿色江河”曾组织40名志愿者对青藏公路与可可西里国家自然保护区交会约400公里长的路段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垃圾调查，当时共捡拾垃圾近14万件。食品、饮料包装及其他生活物品包装占总量的97%。
“要知道，当时垃圾并没有捡完。我们核心目的只是统计分类。很多埋藏在戈壁滩下的垃圾都没完全挖出来。青藏公路沿线的垃圾是捡不完的，沿线养路工人每天都会捡拾，但是每天扔出来的远比捡走的要多。”
在他看来，“只有从源头上减少垃圾才是唯一的办法。”18个绿色驿站正是在这种环境下诞生的。
青藏公路沿线的垃圾仅仅只是一个方面，垃圾泛滥和牧民生活变迁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30岁的藏族小伙斯求才仁回忆，2001年他在唐古拉山小学念书时，当时大批牧民从草原搬迁至山下的唐古拉山乡生活。唐古拉山乡是一个藏族乡，虽然藏传佛教禁止杀生，牧民都保持着爱护动物和草原的良好传统，但随着牧民迁往山下，聚居生活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大量生活垃圾。
沱沱河沿岸成了附近村民集中处理生活垃圾的场所。在斯求才仁记忆中，短短一公里的范围内，沱沱河沿岸垃圾堆至两米高。在当地政府以及杨欣等环保人士的号召下，村民逐渐意识到垃圾污染的问题。
2001年，斯求才仁曾和老师、同学沿着沱沱河两岸就地焚烧、掩埋垃圾。他们这支队伍被称为“长江第一小卫队”，这是在杨欣的号召下成立的。那年，杨欣带着自己写的书来到唐古拉山小学，给孩子们讲三江源保护。
斯求才仁等一批小学生似懂非懂，只知道这是件很严肃的事情。杨欣的大胡子也深深印刻在了斯求才仁的脑海里，“16年过去了，杨欣老师的胡子都已经花白了”，斯求才仁叹了一口气，向记者感慨。
不过，由于技术所限，当地人垃圾处理的方式原始而野蛮。当时，大人们告诉斯求才仁，沱沱河边等垃圾烧光了就干净了，烧不了的就埋起来。“太不科学了。”斯求才仁摇摇头。
斯求才仁后来还发现，每年的赛马会上，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零食摊贩售。平时在草原上的牧民尝不到如此重口刺激的食品，来到赛马会上“便往死里吃”。一场赛马会少则二三百人，多则数千人。赛马会结束后，鲜绿的操场上往往一片狼藉，塑料袋、矿泉水瓶与马粪混杂在一起，在落日的余晖中显得格外刺眼。
斯求才仁所说的情况并非孤例。记者查阅青海省工程咨询中心一份名为《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 垃圾处理现状及对策》的文件发现一组截至2013年4月的调查数据：
三江源试验区共有 158 个乡镇，其中建制镇 47 个，2013年该区仅有 25 个镇建设了垃圾处理场，大部分地方垃圾无法收集处理。
“垃圾换食品”的奖励机制也因此诞生，牧民可以将分散在牧区的垃圾，特别是不可降解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收集起来，带到保护站，即可交换相应数量的食品和日用品，如大米、饮料、食用油等。
根据绿色江河官网数据统计，从2012年10月至2014年底，通过“垃圾换食品”已从牧民手中置换出塑料瓶、金属罐和废旧电池等84618个，其他电子垃圾等近2000公斤。2015年全年，垃圾换食品的方式置换出塑料瓶、金属罐等共计37146件，废旧纸板三皮卡车。
对斯求才仁这样的本地人来说，他亲身经历了10余年来，垃圾处理从无序到有序的进展。吐旦旦巴发现当地人的环保意识正在逐渐提升，“我是这里土生土长的藏族人，刚开始在镇上宣传垃圾分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脑子有病，但这几年来情况好多了。”
垃圾污染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有效遏制，但气候变化以及随之而來的威胁则无法预料。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及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项目资助下，2016年12月诞生过一份名为《青藏高原东部冰川平衡线高度的模拟及预测》的报告。
报告指出，青藏高原东部冰川加速消融退缩是大概率事件，可预见祁连山海拔5000米以下的冰川即将消失。届时因冰川消亡会引起水文资源的变化。对受冰川融水影响较大的西北干旱区河流径流而言，短期冰川融水增加会调节河流径流 ， 当冰川得不到足够的降水补充时，冰川的退化必然影响到下游的河流径流。报告最后建议需尽快制定规划以应对水资源的变化。
今年5月，青海省气候中心也曾对外公布，根据卫星遥感监测显示，青海湖面积为4425.38平方公里，与去年同期相比，扩大49平方公里；与近10年（2007年至2016年）同期相比，扩大了108.18平方公里，青海湖面积创下近17年来同期最大值。
数据层面的变化很难给人直接感知。但是当地人对气候变化的感知最为明显。在格尔木的四天，不断有本地居民根据主观感受向记者吐槽说，“格尔木从来没这么热过。” 斯求才仁的感受最明顯。儿时，家里的母羊每年11月开始产仔。大人需要熬夜守在即将生仔的母羊身边，一旦小羊出生，就把小羊抱回室内火炉旁，晚一两个小时发现，小羊的耳朵、腿都会冻掉。如今，母羊冬季产仔牧民根本不用管，因为天气太暖和了。
气候也在影响着当地牧民的生产周期。吐旦旦巴回忆，10年前每逢10月牧民就会屠宰牛羊过冬，因为10月气温够低，牛羊肉足以贮存。但是10年来，屠宰季节不断延后，如今屠宰季已经推迟到了12月。
气候变化究竟会带来多大的影响根本无从知晓，后果也无法预料。但所幸的是，当地人的环保意识正在一点一点提升。
俄周多杰是斯求才仁小学时的同班同学，当年是“长江第一小卫队”的副队长。如今他已经是格尔木当地的森林护卫员，每个月他都要横跨昆仑山，在青藏高原和新疆的大漠里和队员们一起巡山。31岁的俄周多杰至今未婚，“我常年在山里公路，每隔2-3个月只能回一次家。”
斯求才仁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同样也在做保护野生动物的工作。他曾经在班德湖边守护斑头雁，防止盗猎者偷蛋打鸟。当时他和另一位学哲学出身的队友在班德湖边的帐篷里足足住了两个月。
那两个月没有网络信号也没有电话信号。他甚至和那位学哲学出身的队友没有共同语言，两个人“尬聊”了两个月，回忆起这段经历，他至今觉得异常痛苦，用了“不可描述”来形容他在驻扎时的苦闷。
虽然经常在外奔波，但是斯求才仁说，“我的母亲很支持我，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她经常对我说一句话——活佛说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当记者表示对这句话不解时，斯求才仁咧了咧嘴笑着说，“藏传佛教里，活佛反对杀生，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保护生灵。”
给斯求才仁介绍现在这份工作的寒梅今年67岁，她是格尔木医院的著名高山病专家，这位身高不足150厘米的老人从小在孤儿院长大。她和索南达杰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索南达杰最后一次巡山就是从寒梅家中出发的。寒梅经常参与当地高原环保志愿者的救助工作。
她一直称比自己年轻10岁的杨欣为“杨老师”。寒梅告诉记者，杨欣在当地很有威望，他是青藏高原的名人。当地很多人甚至认为，他继承了索南达杰的遗志。
2004年11月，唐古拉镇128户407人响应三江源生态保护政策，从沱沱河自发搬迁至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规划建设的新村，形成今日的长江源村。
今年25岁的诺日卓玛正是长江源村的村民。她也是斯求才仁小学时的同学、“长江第一小卫队”的成员，如今她已经育有两个孩子。
她用非常生疏的汉语告诉记者，离开草原后，每家每户的草场依旧都设立了一个草原管护员，管护员每月需要对自家草场巡逻，将草场环境情况进行报告。他的丈夫每个月都会骑着摩托车，在自家数十万亩的草场上巡视，“当年上学、放牧都是骑马的，如今我们骑摩托车。”
在和诺日卓玛聊天时，诺日卓玛年仅3岁的孩子天真烂漫地在格尔木驿和众多志愿者玩耍。孩子看见驿站里一个塑料袋飘出来时，拾起了塑料袋，递给了母亲，诺日卓玛随手把它扔进了垃圾箱。
可可西里乃至三江源以及整个青藏高原，在与现代化生活的碰撞中，当地人的生活方式逐渐改变。这给环境带来了威胁和压力，但在朴素的“不杀生”理念下，也诞生了一批为了高原环境而奔走的人。
从车窗里扔进戈壁滩的水瓶
“格尔木”是蒙古语音译，意为河流密集的地方。这座西部重镇连接了通往新疆、西藏等地的交通要道，是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的重要中转站。
早上8点驱车，从格尔木市区出发后10余分钟，便能到达被称为“绿色驿站”的格尔木驿。
格尔木驿是在格尔木当地政府、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以及一汽-大众新未来基金资助下建立的。这样的驿站在格尔木到拉萨共1140 公里的青藏公路共规划有18个，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江河”负责运营。
驿站以垃圾回收功能为主，可供长途货车司机、自驾车游客短暂休息，周边牧民也可以用垃圾在驿站交换生活用品。18个驿站主要靠志愿者运作。一年365天，每天都有志愿者。每期志愿者工作一个月，第一批从月初到月末，第二次从每月15日-下月15日。
55岁的杨祥是云南昆明的生意人。2017年6月20日，他来到格尔木驿成为志愿者，见证了格尔木驿从无到有的过程——大卡车把集装箱运进空地，他和其他志愿者把集装箱安装好，在里面装上电路。
格尔木驿一大片的水泥空地上一共有五个集装箱。十余个垃圾桶，垃圾桶分成了塑料垃圾、玻璃瓶、塑料瓶等不同回收类型。
中心的三个集装箱一个用于垃圾分类处理，一个用于接待沿途的司机、游客，还有一个用于储藏工具等杂物。在水泥空地最边沿有两个集装箱，一个是还在施工没有启用的厕所。另一个不到十平米的集装箱内，里面一共三张简易床，平日杨祥就住在这里。集装箱旁边是一个低矮的凉棚，凉棚里放着锅灶和食材，日常饮食都要靠自己解决。
在高原阳光的暴晒下，杨祥的皮肤黑了一圈，他告诉记者，“驿站半个月前就开始试运营了，沿途司机、游客可以把垃圾带到这里，我们把垃圾分类、压缩打包，拜托他们把已经分类好的可回收垃圾运回格尔木集中处置。”
从格尔木驿沿着青藏公路，驱车前往玉珠峰脚下的昆仑山驿，要花近4个小时。青藏公路沿途一片荒芜，往往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后才能见到一个休息站。司机刘师傅在格尔木生活近20年，一边抱怨“这样的路开着最没意思，我们平时都不愿跑这样的活儿。”
迎面而来的一辆大卡车，司机随手将矿泉水瓶从车窗扔了出去。塑料瓶随着风沙裹挟在公路旁的戈壁滩上摇摇晃晃。
昆仑山驿海拔4200米，紧靠着玉珠峰，当地天气多变，晴朗、多云、小雨“随机播放”。《南都周刊》记者在车里急忙吸了几口纯氧，下车沿着青藏公路两岸踱步发现，沿线均是塑料袋、矿泉水瓶等各式各样的垃圾。
志愿者们手提蛇皮袋，在公路两旁捡拾垃圾。高原狂风大作，他们手里的蛇皮袋不断抖动。一位志愿者用垃圾钳挑开戈壁摊的风沙，夹起了一个汽油壶。它埋藏在沙砾中显然已有很长一段时间，连壶里都是沙砾。志愿者抖了抖里面的沙砾，艰难地扯开蛇皮袋口，把汽油壶扔了进去。
从“长江漂流”到高原环保
“绿色江河”发起人杨欣在驿站的凉棚里，不断和志愿者们强调，如何科学地在青藏公路沿岸捡拾、分类垃圾。
杨欣今年54岁，这个“老高原”头戴鸭舌帽身着登山衣牛仔裤，花白的大胡子和齐肩的白发在人群中识别度很高。他曾参加1986年的首次 “长江漂流”运动，尽管由于发生意外事故，这种漂流后来被禁止了，但此次经历，成了他走向环保道路的很大原因。
20世纪80年代，可可西里发现金矿、玉矿，数以万计的淘金者蜂拥而入，狂采乱挖，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市场流行羚羊绒制品，受巨额商业利益的驱使，大批非法偷猎者进入可可西里，对藏羚羊进行毁灭性的捕杀，致其10年间数量减少2/3以上。
1986年后的8年，杨欣曾4次踏入长江源地，亲眼见证了这段疯狂的历史。杨欣在《“长江源”保护，永远只有起点》一文中写道：
“1986年，在可可西里的涵天包畔，我看到了迷人的河滩与绿色的草坡。到了1993年，镜头下的草坡大部分已被沙丘所掩埋。1994年，我又在同一位置拍下数张照片。让我吃惊的是，仅仅一年时间，这里的草地全都不见了，留下的只是比先前更高的沙丘。”
真正受到觸动的是1994年第五次探险考察长江源。当时杨欣从青海某报上看到一篇整版的文章，标题为《高原魂》，内容是介绍一个县领导的事迹。他以为又是高大全的文章，没仔细看。
后来他到青海曲麻莱县，听到当地人在传颂一个保护藏羚羊的故事——1994年1月，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索南达杰为保护藏羚羊，在可可西里与偷猎者展开激烈的枪战最后中弹牺牲。牺牲时索南达杰被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凝固成了一座冰雕，依旧保持着跪卧持枪推子弹准备射击的姿势。
这时杨欣才想起《高原魂》那篇报道，仔细看完之后发现，报道里说的“县领导”就是索南达杰。杨欣因此前往离曲麻莱县不远的治多县，到索南达杰灵堂瞻仰，听索南达杰生前秘书扎多讲述索南达杰动物保护的故事和设想。
当时杨欣深受震撼，在社会奔走号召保护三江源。1995年，杨欣成立环保组织“绿色江河”。由于缺乏经费，他把长江源探险经历写成书义卖。后来在治多县西部工委以及社会各界帮助下，1997年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在可可西里东侧的昆仑山脚建立。这是他在长江源、可可西里生态环境保护的起点。 此后20年间，杨欣不断对三江源地区进行环保考察，一系列科考结果甚至影响到了三江源保护的政策。
吃辣条剩下的垃圾袋，是牛羊的最爱
知乎上曾有人不解地提问，路过可可西里发现有的地方堆着小堆垃圾，有塑料袋、饮料瓶和建筑垃圾，青藏铁路窗户是全封闭的应该不构成垃圾污染，大量的垃圾是怎么形成的？
对普通人来说，青藏高原的垃圾污染几乎闻所未闻。但青藏公路沿岸的垃圾污染以及牧民从游牧转向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之后，垃圾污染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青藏高原海拔高，气候寒冷，垃圾残留，很难腐烂降解，容易给这里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危害。
杨欣在“昆仑山驿”启动仪式上感慨，一个塑料袋会在青藏高原的狂风作用下翻山越岭100公里，到达人们想象不到的地方。
“绿色江河”工作人员吐旦旦巴甚至曾亲眼看到，有牧民家的牛羊不肯进食、日渐消瘦。牛羊死后，牧民剖开其肚皮发现，里面白花花的全是塑料袋，“一些驴友吃辣条剩下的垃圾袋是牛羊的最爱，里面的油和盐会吸引牛羊。”
吐旦旦巴介绍，2013年10月，“绿色江河”曾组织40名志愿者对青藏公路与可可西里国家自然保护区交会约400公里长的路段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垃圾调查，当时共捡拾垃圾近14万件。食品、饮料包装及其他生活物品包装占总量的97%。
“要知道，当时垃圾并没有捡完。我们核心目的只是统计分类。很多埋藏在戈壁滩下的垃圾都没完全挖出来。青藏公路沿线的垃圾是捡不完的，沿线养路工人每天都会捡拾，但是每天扔出来的远比捡走的要多。”
在他看来，“只有从源头上减少垃圾才是唯一的办法。”18个绿色驿站正是在这种环境下诞生的。
青藏公路沿线的垃圾仅仅只是一个方面，垃圾泛滥和牧民生活变迁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30岁的藏族小伙斯求才仁回忆，2001年他在唐古拉山小学念书时，当时大批牧民从草原搬迁至山下的唐古拉山乡生活。唐古拉山乡是一个藏族乡，虽然藏传佛教禁止杀生，牧民都保持着爱护动物和草原的良好传统，但随着牧民迁往山下，聚居生活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大量生活垃圾。
沱沱河沿岸成了附近村民集中处理生活垃圾的场所。在斯求才仁记忆中，短短一公里的范围内，沱沱河沿岸垃圾堆至两米高。在当地政府以及杨欣等环保人士的号召下，村民逐渐意识到垃圾污染的问题。
2001年，斯求才仁曾和老师、同学沿着沱沱河两岸就地焚烧、掩埋垃圾。他们这支队伍被称为“长江第一小卫队”，这是在杨欣的号召下成立的。那年，杨欣带着自己写的书来到唐古拉山小学，给孩子们讲三江源保护。
斯求才仁等一批小学生似懂非懂，只知道这是件很严肃的事情。杨欣的大胡子也深深印刻在了斯求才仁的脑海里，“16年过去了，杨欣老师的胡子都已经花白了”，斯求才仁叹了一口气，向记者感慨。
不过，由于技术所限，当地人垃圾处理的方式原始而野蛮。当时，大人们告诉斯求才仁，沱沱河边等垃圾烧光了就干净了，烧不了的就埋起来。“太不科学了。”斯求才仁摇摇头。
斯求才仁后来还发现，每年的赛马会上，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零食摊贩售。平时在草原上的牧民尝不到如此重口刺激的食品，来到赛马会上“便往死里吃”。一场赛马会少则二三百人，多则数千人。赛马会结束后，鲜绿的操场上往往一片狼藉，塑料袋、矿泉水瓶与马粪混杂在一起，在落日的余晖中显得格外刺眼。
斯求才仁所说的情况并非孤例。记者查阅青海省工程咨询中心一份名为《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 垃圾处理现状及对策》的文件发现一组截至2013年4月的调查数据：
三江源试验区共有 158 个乡镇，其中建制镇 47 个，2013年该区仅有 25 个镇建设了垃圾处理场，大部分地方垃圾无法收集处理。
“垃圾换食品”的奖励机制也因此诞生，牧民可以将分散在牧区的垃圾，特别是不可降解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收集起来，带到保护站，即可交换相应数量的食品和日用品，如大米、饮料、食用油等。
根据绿色江河官网数据统计，从2012年10月至2014年底，通过“垃圾换食品”已从牧民手中置换出塑料瓶、金属罐和废旧电池等84618个，其他电子垃圾等近2000公斤。2015年全年，垃圾换食品的方式置换出塑料瓶、金属罐等共计37146件，废旧纸板三皮卡车。
对斯求才仁这样的本地人来说，他亲身经历了10余年来，垃圾处理从无序到有序的进展。吐旦旦巴发现当地人的环保意识正在逐渐提升，“我是这里土生土长的藏族人，刚开始在镇上宣传垃圾分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脑子有病，但这几年来情况好多了。”
活佛说的事情，就是现在做的事情
垃圾污染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有效遏制，但气候变化以及随之而來的威胁则无法预料。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及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项目资助下，2016年12月诞生过一份名为《青藏高原东部冰川平衡线高度的模拟及预测》的报告。
报告指出，青藏高原东部冰川加速消融退缩是大概率事件，可预见祁连山海拔5000米以下的冰川即将消失。届时因冰川消亡会引起水文资源的变化。对受冰川融水影响较大的西北干旱区河流径流而言，短期冰川融水增加会调节河流径流 ， 当冰川得不到足够的降水补充时，冰川的退化必然影响到下游的河流径流。报告最后建议需尽快制定规划以应对水资源的变化。
今年5月，青海省气候中心也曾对外公布，根据卫星遥感监测显示，青海湖面积为4425.38平方公里，与去年同期相比，扩大49平方公里；与近10年（2007年至2016年）同期相比，扩大了108.18平方公里，青海湖面积创下近17年来同期最大值。
数据层面的变化很难给人直接感知。但是当地人对气候变化的感知最为明显。在格尔木的四天，不断有本地居民根据主观感受向记者吐槽说，“格尔木从来没这么热过。” 斯求才仁的感受最明顯。儿时，家里的母羊每年11月开始产仔。大人需要熬夜守在即将生仔的母羊身边，一旦小羊出生，就把小羊抱回室内火炉旁，晚一两个小时发现，小羊的耳朵、腿都会冻掉。如今，母羊冬季产仔牧民根本不用管，因为天气太暖和了。
气候也在影响着当地牧民的生产周期。吐旦旦巴回忆，10年前每逢10月牧民就会屠宰牛羊过冬，因为10月气温够低，牛羊肉足以贮存。但是10年来，屠宰季节不断延后，如今屠宰季已经推迟到了12月。
气候变化究竟会带来多大的影响根本无从知晓，后果也无法预料。但所幸的是，当地人的环保意识正在一点一点提升。
俄周多杰是斯求才仁小学时的同班同学，当年是“长江第一小卫队”的副队长。如今他已经是格尔木当地的森林护卫员，每个月他都要横跨昆仑山，在青藏高原和新疆的大漠里和队员们一起巡山。31岁的俄周多杰至今未婚，“我常年在山里公路，每隔2-3个月只能回一次家。”
斯求才仁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同样也在做保护野生动物的工作。他曾经在班德湖边守护斑头雁，防止盗猎者偷蛋打鸟。当时他和另一位学哲学出身的队友在班德湖边的帐篷里足足住了两个月。
那两个月没有网络信号也没有电话信号。他甚至和那位学哲学出身的队友没有共同语言，两个人“尬聊”了两个月，回忆起这段经历，他至今觉得异常痛苦，用了“不可描述”来形容他在驻扎时的苦闷。
虽然经常在外奔波，但是斯求才仁说，“我的母亲很支持我，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她经常对我说一句话——活佛说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当记者表示对这句话不解时，斯求才仁咧了咧嘴笑着说，“藏传佛教里，活佛反对杀生，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保护生灵。”
给斯求才仁介绍现在这份工作的寒梅今年67岁，她是格尔木医院的著名高山病专家，这位身高不足150厘米的老人从小在孤儿院长大。她和索南达杰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索南达杰最后一次巡山就是从寒梅家中出发的。寒梅经常参与当地高原环保志愿者的救助工作。
她一直称比自己年轻10岁的杨欣为“杨老师”。寒梅告诉记者，杨欣在当地很有威望，他是青藏高原的名人。当地很多人甚至认为，他继承了索南达杰的遗志。
2004年11月，唐古拉镇128户407人响应三江源生态保护政策，从沱沱河自发搬迁至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规划建设的新村，形成今日的长江源村。
今年25岁的诺日卓玛正是长江源村的村民。她也是斯求才仁小学时的同学、“长江第一小卫队”的成员，如今她已经育有两个孩子。
她用非常生疏的汉语告诉记者，离开草原后，每家每户的草场依旧都设立了一个草原管护员，管护员每月需要对自家草场巡逻，将草场环境情况进行报告。他的丈夫每个月都会骑着摩托车，在自家数十万亩的草场上巡视，“当年上学、放牧都是骑马的，如今我们骑摩托车。”
在和诺日卓玛聊天时，诺日卓玛年仅3岁的孩子天真烂漫地在格尔木驿和众多志愿者玩耍。孩子看见驿站里一个塑料袋飘出来时，拾起了塑料袋，递给了母亲，诺日卓玛随手把它扔进了垃圾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