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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消极抗日，掀起反共高潮，悍然发动“皖南事变”，大肆屠杀抗战爱国军民。郭沫若义愤填膺，满怀激情创作了话剧《屈原》，借古喻今，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时隔33年后的1975年，香港电影导演鲍方在郭沫若话剧的基础上进行了改编，拍摄电影《屈原》，成为粉碎“四人帮”后第一部在大陆放映的香港电影，同样又引起了强烈反响。但是二人在屈原的形象塑造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郭沫若塑造的屈原是一位教书先生，极力突出他有儒家思想，他又是一位近乎疯狂的诗人；而鲍方塑造的屈原是一位爱国之臣，他极具理性，有着清醒的头脑，有鲜明的法家思想。
一、 从教书先生到爱国之臣
两部作品都以春日的橘园开场，屈原做新诗《橘颂》，送给弟子宋玉，勉励他做人应像橘树一样独立不倚，保持品节。
在话剧里，屈原分明是以一位教书先生的口吻在教育宋玉。他教育宋玉有四点：学习橘树独立不迁的精神；学习民间文学的精神；辩证地看待历史问题；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这些占去了第一幕的大部分篇幅，如同一位教书先生在给学生上课，有浓重的宣教意味。这与郭沫若当时的创作环境紧密相关——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实行文化高压政策，重庆成了思想文化上的“死城”。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提出以话剧冲破国民党的文化封锁，成立“中华剧艺社”，《屈原》《棠棣之花》《天国春秋》等一大批话剧在此时创作上演。屈原以教书先生的口吻教育宋玉，实为唤醒全国人民团结抗日，这种直抒胸臆的宣教方式更能引共鸣。1949年7月，茅盾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报告中写道：“皖南事变以后《屈原》的演出，引起强烈的回响，在当时起了显著的政治作用。”[1]
电影中的屈原向宋玉、婵娟解读《橘颂》，突出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电影《屈原》创作时中国大陆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鲍方在香港力排众议，执导拍摄电影《屈原》，并亲自出演屈原。为了避免出现政治错误他专程到中山大学历史系请教，得到明确答复——屈原是“一位反对贵族阶层、反对奴隶压迫、反对战争和诸侯割据的爱国人士，有明显的法家倾向”。影片中屈原说：“橘树生在南方，爱着南方，根深蒂固，坚定不移。他们以果实奉人，气度开阔，大公无私。”根据电影符号学者麦茨的理论，电影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影像语言，即具有某种约定性的表意符号。影像的能指是我们通过自己的感官所把握的符号的物质形式，所指是符号使用者对符号所涉及对象所形成的心理概念[2]，它必须包含能指符号和所指意义两方面存在对应关系。屈原所言橘树之爱南方，能指“南方”，对应所指“楚国”。在屈原眼里，橘树拥有者完美的人格，它浑身有刺，能抗拒外来的横逆，这是一种独立不移的高尚精神。尽管屈原在楚国环境险恶，他没有楚才晋用，离开自己的祖国。
二、 从疯狂之人到理性之人
如今看来，这部话剧的历史作用毋容置疑，在发扬蹈厉、激励中国人民抗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屈原近乎疯狂的形象，则是作者内心的澎湃激情的展现。从现代阐释学的角度来理解郭沫若塑造的“狂人”形象，应该从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去发现“狂人”的内在意蕴。当时中国正处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日寇的侵略，国民党的反共逆流，使郭沫若无法压抑内心的激愤，通过剧本对屈原的形象进行了再造。
南后设计陷害屈原后，说：“我想三闾大夫怕是发了疯吧？”楚怀王也认为屈原“非礼”的举动也一定是疯了。他大怒到：“疯子！狂妄的人！”无论屈原如何辩解，楚怀王还是给他贴上了“疯子”的标签。剧中仅楚怀王认为屈原是疯子说疯话的就达13处之多，学生宋玉、子兰，子椒，张仪、老者也认为屈原疯了。第二幕中，屈原把冠带衣裳通统当众撕毁。第三幕中“屈原散发，着袭衣，以异常愤激的神态由外园门入场”，说：“你们不要挨近我，我要爆炸！”郭沫若塑造的屈原从着装到行为举止，都给人留下了疯狂的印象。也有人因此提出剧本“是失败了的”，“不甚合于抗战”要求。[3]周恩来在《戏剧春秋》编辑部召开的历史剧座谈会上指出：“是否肯定这个戏，不仅是艺术创作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斗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历史，应该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同时也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但历史剧的创作，只要在大的方面符合历史真实，至于某些非主要人物，作者根据自己的看法来评价是允许的。”[4]
屈原的“疯狂”源自于郭沫若内心的愤怒，他通过塑造了屈原形象唤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日寇侵略，山河破碎；蒋介石镇压革命、封锁陕北、围歼新四军、摧残进步文化，“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郭沫若“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5]1942年4月3日中华剧艺社首次在重庆公演，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接着连续演出21场。白杨回忆说：“许多群众半夜里就带着铺盖来等待买票， 许多群众走了很远的路程， 冒着大雨来看演出。剧场里，台上台下群情激昂，交融成一片。”[6]
电影中的屈原形象通过电影叙事和影像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鲍方在改编时塑造的屈原更具理性色彩。首先他对国家和国际形势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并制定出一个周密的对策。电影中首先展示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屈原看到楚国贵族纵情享乐，奴隶不堪忍受惨无人道的压迫而暴动；贵族联合南后抵制屈原变法图强；张仪来到楚国搬弄是非。导演在这一系列的矛盾冲突中展现屈原的高洁品质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其次屈原具有冷静的态度，对于突发事件处理得有理有节。奴隶乌亥逃亡到了屈原府邸，屈原全力救助；面对张仪的贿赂他严辞拒绝；面对南后荣华富贵他毫不动心。当贪婪的楚王听信了张仪许地的承诺放弃了变法和齐国的联合，屈原慷慨陈词揭露了张仪的野心。当他放逐汉北的时候，念念不忘郢都的形势。屈原内心愤怒，但没有像话剧中那样自毁形象，披头散发，身着袭衣，喊道：“我要爆炸！我要爆炸！”电影通过视听手段反映屈原“忠不必用兮，先不必以”的悲愤。他向怀王陈词：“曲直忠邪千秋自有判断，大王若不图强变法就会断送祖国，成为千古罪人哪！”山林中屈原踽踽独行伴着插曲“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岂余身之殚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这里使用音画同步的手法渲染了屈原所处的险恶环境，烘托出屈原内心的不平。在被诬陷革职之后，屈原与地方乡绅一起向百姓宣传变法。 三、 从儒家思想到法家思想
儒家思想中有大同理想与普世情怀，他们希望建立一个“致君尧舜”，以礼“著其义”“考其信”的“小康社会”。剧本《屈原》中，屈原的思想呈现的是儒家的思想。郭沫若在后来的《屈原研究》中再次强调“屈原思想很明显地是带有儒家的风貌”。[7]
首先他具有儒家的“民生”思想。剧作中郭沫若借渔父之口赞美屈原，对婵娟说：“你在替你老师太息，你的老师却在替我们老百姓太息啦。”“能够为我们老百姓所受的灾难，太息而至于流眼泪的人，古今来究竟有好几个呢？”其次屈原强调德政、礼治，尊崇“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尧舜以降的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成为谨于礼者的典范，这都是屈原学习的对象。他教育宋玉说：“北方有一位学者颜渊，是孔仲尼的得意门生，我最近听到他的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这真是很好的一个教条。”这是明显的儒家思想。尧舜修身自律，大公无私地要实现天下为公。第三，屈原强调自身的人生价值不在于功名利禄而在于对社会的贡献。剧本中屈原告诉宋玉：“你要学那位古时候的贤人，饿死在首阳山上的伯夷，就饿死也不要失节。”伯夷饿死首阳山，不食周粟，成为儒家的道德楷模和屈原心中的偶像。孔子对他大家赞赏说：“古之贤人也。”子贡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孔子认为伯夷以身殉道的行为正好符合儒家的价值观，人生价值不在于功名利禄，而在于对社会所作的贡献，在于后世对你的评价。
导演鲍方强调了屈原的法家思想。
其一，法家提倡“一断于法”，以法治国，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影片重点展现了屈原造宪令，强调变法图强。当楚王想振兴楚国时，采纳了屈原变法图强的建议，委屈原以重任，命他造宪令。当楚怀王听信了南后和张仪的谗言后，放弃了变法图强，将象征法制的宪令扔到了地上。
其二，在教育方面，法家重视培养革新变法的人才。宋玉是屈原倾注了其全部心血的学生，希望他“在这大波大澜、轰轰烈烈的动荡年代，要做一个高尚的人，坚持正义，绝不与邪恶同流合污”。但是最终宋玉弃屈原而去，投奔了更有发展前途的子兰。
其三，在法家看来，讲诚信是天下行为准则的关键。法家先驱管仲认为诚信是天下行为准则。他说：“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谓成人。（《管子·枢言》）”当然，诚信是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的重要内容，是具有普遍性的立身标准。电影中的屈原对于楚王绝齐、悔宪之事十分气愤，他指责怀王：“大王若不图强变法，就会断送祖国，成为千古罪人哪！” 管子曰：“其王信明圣，其臣乃正。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圣也？曰：慎使能而善听信。使能之谓明，听信之谓圣，信明圣者，皆受天赏。使不能为昏，昏而忘也者，皆受天祸（《管子·四时》）”。楚王不讲诚信，终被张仪所欺。
四、 从诗人到政治家
诗人与政治家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一个注重感性思维，一个注重理性思维。郭沫若剧作中的屈原凸显了他的诗人气质，鲍方电影中的屈原具有政治家的情怀。
话剧中的屈原突出了他作为诗人的“天才”，剧中最为经典的《雷电颂》部分恰恰集中彰显了屈原的诗人气质。面对风雨交加的夜晚，面对太一庙里土埂木偶，屈原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吼声。闪电是宇宙的剑，烈火是诗人的生命，大司命、少司命，只有晓得播弄人，湘君、湘夫人只晓得痛哭几声。诗人撑着想象的翅膀，把内心的感悟，借着气势磅礴的语言喷涌而出，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一个诗人的风采。
电影中的屈原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并非诗人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是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来预测未来，因此政治家的眼光是超前的。秦惠王封张仪为相，他主张以“横”破“纵”，各国纷纷由合纵抗秦转变为连横亲秦。影片中他上门拜访屈原，送给屈原玉璧，屈原很快识破了他的阴谋诡计。楚王宴请张仪，宣布绝齐亲秦，屈原与张仪据理力争。这需要丰富的阅历和冷静的头脑，能透过迷雾，看清张仪到楚的真实目的。
结语
艺术家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带有明显的个性色彩，对历史事件与人物往往有自己的独特理解。郭沫若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又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他说：“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8]鲍方是曾是香港电影界的左翼进步人士，他在塑造屈原形象更接近凡人。郭沫若和鲍方两位不同时代的艺术家在舞台上和银幕上都塑造了屈原形象，尽管特点各异、风格不同，但是都成为了艺术长廊里的经典。
参考文献：
[1]茅盾.文学运动史料选（5）·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665.
[2]约翰·费斯克.关键概念[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262.
[3]刘炎生.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504.
[4]张颖.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忆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日子[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85.
[5]郭沫若.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N].人民日报，1952-05-28.
[6]白杨.敬爱的郭老，深切悼念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251.
[7]郭沫若.屈原研究[M].上海：群益出版社，1950：124.
[8]郭沫若.郭沫若全集（19卷）历史·史剧·现实[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296.
一、 从教书先生到爱国之臣
两部作品都以春日的橘园开场，屈原做新诗《橘颂》，送给弟子宋玉，勉励他做人应像橘树一样独立不倚，保持品节。
在话剧里，屈原分明是以一位教书先生的口吻在教育宋玉。他教育宋玉有四点：学习橘树独立不迁的精神；学习民间文学的精神；辩证地看待历史问题；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这些占去了第一幕的大部分篇幅，如同一位教书先生在给学生上课，有浓重的宣教意味。这与郭沫若当时的创作环境紧密相关——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实行文化高压政策，重庆成了思想文化上的“死城”。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提出以话剧冲破国民党的文化封锁，成立“中华剧艺社”，《屈原》《棠棣之花》《天国春秋》等一大批话剧在此时创作上演。屈原以教书先生的口吻教育宋玉，实为唤醒全国人民团结抗日，这种直抒胸臆的宣教方式更能引共鸣。1949年7月，茅盾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报告中写道：“皖南事变以后《屈原》的演出，引起强烈的回响，在当时起了显著的政治作用。”[1]
电影中的屈原向宋玉、婵娟解读《橘颂》，突出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电影《屈原》创作时中国大陆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鲍方在香港力排众议，执导拍摄电影《屈原》，并亲自出演屈原。为了避免出现政治错误他专程到中山大学历史系请教，得到明确答复——屈原是“一位反对贵族阶层、反对奴隶压迫、反对战争和诸侯割据的爱国人士，有明显的法家倾向”。影片中屈原说：“橘树生在南方，爱着南方，根深蒂固，坚定不移。他们以果实奉人，气度开阔，大公无私。”根据电影符号学者麦茨的理论，电影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影像语言，即具有某种约定性的表意符号。影像的能指是我们通过自己的感官所把握的符号的物质形式，所指是符号使用者对符号所涉及对象所形成的心理概念[2]，它必须包含能指符号和所指意义两方面存在对应关系。屈原所言橘树之爱南方，能指“南方”，对应所指“楚国”。在屈原眼里，橘树拥有者完美的人格，它浑身有刺，能抗拒外来的横逆，这是一种独立不移的高尚精神。尽管屈原在楚国环境险恶，他没有楚才晋用，离开自己的祖国。
二、 从疯狂之人到理性之人
如今看来，这部话剧的历史作用毋容置疑，在发扬蹈厉、激励中国人民抗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屈原近乎疯狂的形象，则是作者内心的澎湃激情的展现。从现代阐释学的角度来理解郭沫若塑造的“狂人”形象，应该从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去发现“狂人”的内在意蕴。当时中国正处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日寇的侵略，国民党的反共逆流，使郭沫若无法压抑内心的激愤，通过剧本对屈原的形象进行了再造。
南后设计陷害屈原后，说：“我想三闾大夫怕是发了疯吧？”楚怀王也认为屈原“非礼”的举动也一定是疯了。他大怒到：“疯子！狂妄的人！”无论屈原如何辩解，楚怀王还是给他贴上了“疯子”的标签。剧中仅楚怀王认为屈原是疯子说疯话的就达13处之多，学生宋玉、子兰，子椒，张仪、老者也认为屈原疯了。第二幕中，屈原把冠带衣裳通统当众撕毁。第三幕中“屈原散发，着袭衣，以异常愤激的神态由外园门入场”，说：“你们不要挨近我，我要爆炸！”郭沫若塑造的屈原从着装到行为举止，都给人留下了疯狂的印象。也有人因此提出剧本“是失败了的”，“不甚合于抗战”要求。[3]周恩来在《戏剧春秋》编辑部召开的历史剧座谈会上指出：“是否肯定这个戏，不仅是艺术创作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斗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历史，应该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同时也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但历史剧的创作，只要在大的方面符合历史真实，至于某些非主要人物，作者根据自己的看法来评价是允许的。”[4]
屈原的“疯狂”源自于郭沫若内心的愤怒，他通过塑造了屈原形象唤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日寇侵略，山河破碎；蒋介石镇压革命、封锁陕北、围歼新四军、摧残进步文化，“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郭沫若“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5]1942年4月3日中华剧艺社首次在重庆公演，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接着连续演出21场。白杨回忆说：“许多群众半夜里就带着铺盖来等待买票， 许多群众走了很远的路程， 冒着大雨来看演出。剧场里，台上台下群情激昂，交融成一片。”[6]
电影中的屈原形象通过电影叙事和影像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鲍方在改编时塑造的屈原更具理性色彩。首先他对国家和国际形势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并制定出一个周密的对策。电影中首先展示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屈原看到楚国贵族纵情享乐，奴隶不堪忍受惨无人道的压迫而暴动；贵族联合南后抵制屈原变法图强；张仪来到楚国搬弄是非。导演在这一系列的矛盾冲突中展现屈原的高洁品质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其次屈原具有冷静的态度，对于突发事件处理得有理有节。奴隶乌亥逃亡到了屈原府邸，屈原全力救助；面对张仪的贿赂他严辞拒绝；面对南后荣华富贵他毫不动心。当贪婪的楚王听信了张仪许地的承诺放弃了变法和齐国的联合，屈原慷慨陈词揭露了张仪的野心。当他放逐汉北的时候，念念不忘郢都的形势。屈原内心愤怒，但没有像话剧中那样自毁形象，披头散发，身着袭衣，喊道：“我要爆炸！我要爆炸！”电影通过视听手段反映屈原“忠不必用兮，先不必以”的悲愤。他向怀王陈词：“曲直忠邪千秋自有判断，大王若不图强变法就会断送祖国，成为千古罪人哪！”山林中屈原踽踽独行伴着插曲“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岂余身之殚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这里使用音画同步的手法渲染了屈原所处的险恶环境，烘托出屈原内心的不平。在被诬陷革职之后，屈原与地方乡绅一起向百姓宣传变法。 三、 从儒家思想到法家思想
儒家思想中有大同理想与普世情怀，他们希望建立一个“致君尧舜”，以礼“著其义”“考其信”的“小康社会”。剧本《屈原》中，屈原的思想呈现的是儒家的思想。郭沫若在后来的《屈原研究》中再次强调“屈原思想很明显地是带有儒家的风貌”。[7]
首先他具有儒家的“民生”思想。剧作中郭沫若借渔父之口赞美屈原，对婵娟说：“你在替你老师太息，你的老师却在替我们老百姓太息啦。”“能够为我们老百姓所受的灾难，太息而至于流眼泪的人，古今来究竟有好几个呢？”其次屈原强调德政、礼治，尊崇“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尧舜以降的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成为谨于礼者的典范，这都是屈原学习的对象。他教育宋玉说：“北方有一位学者颜渊，是孔仲尼的得意门生，我最近听到他的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这真是很好的一个教条。”这是明显的儒家思想。尧舜修身自律，大公无私地要实现天下为公。第三，屈原强调自身的人生价值不在于功名利禄而在于对社会的贡献。剧本中屈原告诉宋玉：“你要学那位古时候的贤人，饿死在首阳山上的伯夷，就饿死也不要失节。”伯夷饿死首阳山，不食周粟，成为儒家的道德楷模和屈原心中的偶像。孔子对他大家赞赏说：“古之贤人也。”子贡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孔子认为伯夷以身殉道的行为正好符合儒家的价值观，人生价值不在于功名利禄，而在于对社会所作的贡献，在于后世对你的评价。
导演鲍方强调了屈原的法家思想。
其一，法家提倡“一断于法”，以法治国，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影片重点展现了屈原造宪令，强调变法图强。当楚王想振兴楚国时，采纳了屈原变法图强的建议，委屈原以重任，命他造宪令。当楚怀王听信了南后和张仪的谗言后，放弃了变法图强，将象征法制的宪令扔到了地上。
其二，在教育方面，法家重视培养革新变法的人才。宋玉是屈原倾注了其全部心血的学生，希望他“在这大波大澜、轰轰烈烈的动荡年代，要做一个高尚的人，坚持正义，绝不与邪恶同流合污”。但是最终宋玉弃屈原而去，投奔了更有发展前途的子兰。
其三，在法家看来，讲诚信是天下行为准则的关键。法家先驱管仲认为诚信是天下行为准则。他说：“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谓成人。（《管子·枢言》）”当然，诚信是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的重要内容，是具有普遍性的立身标准。电影中的屈原对于楚王绝齐、悔宪之事十分气愤，他指责怀王：“大王若不图强变法，就会断送祖国，成为千古罪人哪！” 管子曰：“其王信明圣，其臣乃正。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圣也？曰：慎使能而善听信。使能之谓明，听信之谓圣，信明圣者，皆受天赏。使不能为昏，昏而忘也者，皆受天祸（《管子·四时》）”。楚王不讲诚信，终被张仪所欺。
四、 从诗人到政治家
诗人与政治家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一个注重感性思维，一个注重理性思维。郭沫若剧作中的屈原凸显了他的诗人气质，鲍方电影中的屈原具有政治家的情怀。
话剧中的屈原突出了他作为诗人的“天才”，剧中最为经典的《雷电颂》部分恰恰集中彰显了屈原的诗人气质。面对风雨交加的夜晚，面对太一庙里土埂木偶，屈原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吼声。闪电是宇宙的剑，烈火是诗人的生命，大司命、少司命，只有晓得播弄人，湘君、湘夫人只晓得痛哭几声。诗人撑着想象的翅膀，把内心的感悟，借着气势磅礴的语言喷涌而出，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一个诗人的风采。
电影中的屈原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并非诗人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是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来预测未来，因此政治家的眼光是超前的。秦惠王封张仪为相，他主张以“横”破“纵”，各国纷纷由合纵抗秦转变为连横亲秦。影片中他上门拜访屈原，送给屈原玉璧，屈原很快识破了他的阴谋诡计。楚王宴请张仪，宣布绝齐亲秦，屈原与张仪据理力争。这需要丰富的阅历和冷静的头脑，能透过迷雾，看清张仪到楚的真实目的。
结语
艺术家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带有明显的个性色彩，对历史事件与人物往往有自己的独特理解。郭沫若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又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他说：“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8]鲍方是曾是香港电影界的左翼进步人士，他在塑造屈原形象更接近凡人。郭沫若和鲍方两位不同时代的艺术家在舞台上和银幕上都塑造了屈原形象，尽管特点各异、风格不同，但是都成为了艺术长廊里的经典。
参考文献：
[1]茅盾.文学运动史料选（5）·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665.
[2]约翰·费斯克.关键概念[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262.
[3]刘炎生.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504.
[4]张颖.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忆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日子[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85.
[5]郭沫若.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N].人民日报，1952-05-28.
[6]白杨.敬爱的郭老，深切悼念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251.
[7]郭沫若.屈原研究[M].上海：群益出版社，1950：124.
[8]郭沫若.郭沫若全集（19卷）历史·史剧·现实[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