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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景德镇市的蒋明谦与刘芳夫妇陪着儿子一路过关斩将,考上大学;而后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供到儿子顺利毕业。他们自以为苦日子已经熬到了头,可以安享晚年,他们能遂愿吗?
2016年7月,儿子蒋伟终于从辽宁的一所大学毕业了。蒋明谦和妻子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蒋明谦出生于1958年,江西省景德镇市人,在一家国有机电设备公司任技术员,妻子刘芳和他是同事。双职工的家庭,原本还算殷实。1995年儿子蒋伟出生后,开销明显增大。与此同时,公司改制,只有初中学历的刘芳下岗。加上蒋明谦瘫痪的母亲一直和他们住在一起,家里经济状况变得紧张起来。
虽然日子很苦,但蒋明谦和妻子在孩子的教育上舍得投资。2001年,蒋明谦每个月的工资才1400元,却拿出三分之一的钱给儿子培优。儿子中考前,蒋明谦所在的公司效益不好,职工每个月只能领三分之二的工资,他仍然以每小时60元的薪酬,请来家教,给备考高中的儿子一对一补习。
2012年,蒋伟如愿考上了辽宁省的一所重点大学。在儿子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晚上,蒋明谦嘀嘀咕咕和妻子念叨:“这下好了,有盼头了……”
蒋伟一年的学费为5800元,生活费自理。对于工资多年来没涨的蒋明谦来说,其压力可想而知。但压力再大,蒋明谦和妻子都咬牙坚持着。夫妻俩经常开水泡饭吃,连咸菜都是奢侈品。节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汇给了远在辽宁念大学的儿子。
儿子读大一时,蒋明谦所在的老小区拆迁。按政策,要么不用掏钱,住还建房;要么住商品房,但需补交8万元的差价,每年还需交300元的物业费。蒋明谦夫妇果断选择了还建房。
儿子念大二时,蒋明谦所在公司工资经常一拖就是两三个月。老母亲的身体状况也开始恶化,每个月最少也得花销三五百元的医药费。儿子每个月的生活费更是不能少。考虑再三,蒋明谦从公司辞职,来到广东省湛江市,在一个钻井平台谋到一份工作。
这份工作收入比较可观,每小时50元,一天工作8小时的话,可以挣400元。但劳动强度大,危险系数高。员工每周一从基地由飞机运到钻井平台,周末回基地,一周的时间都在海上。有一次,蒋明谦为了多赚一点钱,帮人代班。连续作业12个小时后,他不小心一脚踏空,坠下平台,跌入深海。当咸咸的海水从他的鼻子、嘴里灌入的那一刻,蒋明谦万念俱灰,心想这次可死定了。万幸的是,他被巡视的人员发现了,救援的同事及时赶到,将他从海中救起。不想让家人担惊受怕,蒋明谦一直将此事隐藏在心里,直到多年后才告诉他们。
和蒋明谦同样负重的是妻子刘芳。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务,全靠她一个人张罗。为了给丈夫减轻一点压力,在照顾瘫痪婆婆之余,刘芳还在社区找了一份保洁的工作。考虑到白天要照顾婆婆,刘芳特地恳请社区为自己安排在凌晨五点至上午九点这个时间段工作。天天早起,且为节省时间,她每天都是九点以后才吃早点,渐渐地,胃时不时犯痛。
起初,她还咬牙忍着,但疼痛感越来越重,她只好蹲在路边休息。等到疼痛稍轻一些后,再将自己负责的区域打扫干净。换班的同事见她脸色惨白,劝她到医院查一查。刘芳不是不想去,但下岗后,公司没再给她交社保,她自己也没有钱续交,看病基本上是自己负担。一次检查下来,挂号费、诊断费、B超费,估计得一两百,差不多是儿子一周的生活费了,她舍不得。
2014年春节,蒋明谦回家过年,获悉妻子胃痛,当即沉下脸来:“这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万一拖成大病怎么办?”刘芳见他喋喋不休,也来气了:“你嚷嚷什么,你以为我愿意忍着啊?儿子读书要花钱,婆婆住院要花钱,哪一样少得了钱?万一出现意外情况,天都会塌的。”说着说着,刘芳哽咽了。蒋明谦的眼圈也红了,他将妻子揽入怀中,轻声说:“再坚持坚持,等小伟大学毕业,我们的苦日子就到头了。”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支撑着夫妻俩苦拼下去的唯一动力,就是儿子。从蒋伟反馈的信息,夫妻俩能够感受到,他还是很争气的。蒋伟除各门功课优秀外,还是学校戏剧社的社长。由他编排且主演的《那年我们追不上的女孩》曾获高校艺术节一等奖。
自知家中经济不宽裕,蒋伟也不像其他学生一样,经常看电影、打游戏、泡网吧。他不仅节衣缩食,还抽时间在校图书馆、学生俱乐部打零工,暑假期间给中学生当家教。虽然挣钱不多,但多多少少能为父母减轻一点压力。
时间的车轮驶到了2016年7月。蒋伟大学毕业了。当蒋明谦夫妇看到儿子用微信传来的毕业的照片时,顿觉肩上的压力减轻了不少。这对老夫老妻相拥而泣。在他们看来,儿子大学毕业后,应该很快就能参加工作。为此,蒋明谦辞去了那份钻井平台高风险的工作,回到老家,在一家物业公司当绿化护理工人。
然而,蒋明谦和妻子对前景过于乐观了!
实际上,越是临近毕业,蒋伟的内心越忐忑,压力也越大。中文系毕业的蒋伟将自己精心制作的求职简历,投出去了一份又一份,基本上都石沉大海。当然,也有一两家用人单位,对他有意向,但蒋伟觉得待遇太低,且没有前景,所以放弃了。
求职路上屡遭挫败的蒋伟,也想过考公务员,或者考研究生,但前提是,不能让父母再供着自己了。每逢春节回家,看到父母越来越苍老的脸,他就不断地给自己打气:一定要尽快工作,尽快自己养活自己。可是,现实每每给他沉重的一击。
在南下北上求职的过程中,蒋伟的开销比平时在校还要多。毕业那天,父亲在他的银行卡上打入了1.8万元。大半年时间过去了,合适的工作没找着,公务员与考研均因复习不够专注而失败,而蒋伟口袋里的钱也剩下不到1000元了。那天,蒋伟蜷缩在北京市郊的出租屋里,冷静地分析了一下自己的处境,认为很可能是自己把工作岗位目标设定得太高,他决定放低身段,先从简单的体力劳动做起。
得知快递员收入较高,那天,蒋伟来到一家快递公司的营业站点,向站长道出求職意向。站长指着那些正忙着分拣、运输的快递员对蒋伟说:“我们站暂时不缺人。你留个联系方式给我,如果哪天需要人时,我再通知你。”为了不让父母操心,蒋伟并没有将自己求职过程中遭遇的窘境告诉他们。在父母看来,一个堂堂重点大学毕业的学生,找个月薪几千元的工作,应该很轻松啊。他们没有想到,就业形势如此严峻。
等了好久才等到今天,他们以为就要把梦实现
2016年7月,儿子蒋伟终于从辽宁的一所大学毕业了。蒋明谦和妻子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蒋明谦出生于1958年,江西省景德镇市人,在一家国有机电设备公司任技术员,妻子刘芳和他是同事。双职工的家庭,原本还算殷实。1995年儿子蒋伟出生后,开销明显增大。与此同时,公司改制,只有初中学历的刘芳下岗。加上蒋明谦瘫痪的母亲一直和他们住在一起,家里经济状况变得紧张起来。
虽然日子很苦,但蒋明谦和妻子在孩子的教育上舍得投资。2001年,蒋明谦每个月的工资才1400元,却拿出三分之一的钱给儿子培优。儿子中考前,蒋明谦所在的公司效益不好,职工每个月只能领三分之二的工资,他仍然以每小时60元的薪酬,请来家教,给备考高中的儿子一对一补习。
2012年,蒋伟如愿考上了辽宁省的一所重点大学。在儿子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晚上,蒋明谦嘀嘀咕咕和妻子念叨:“这下好了,有盼头了……”
蒋伟一年的学费为5800元,生活费自理。对于工资多年来没涨的蒋明谦来说,其压力可想而知。但压力再大,蒋明谦和妻子都咬牙坚持着。夫妻俩经常开水泡饭吃,连咸菜都是奢侈品。节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汇给了远在辽宁念大学的儿子。
儿子读大一时,蒋明谦所在的老小区拆迁。按政策,要么不用掏钱,住还建房;要么住商品房,但需补交8万元的差价,每年还需交300元的物业费。蒋明谦夫妇果断选择了还建房。
儿子念大二时,蒋明谦所在公司工资经常一拖就是两三个月。老母亲的身体状况也开始恶化,每个月最少也得花销三五百元的医药费。儿子每个月的生活费更是不能少。考虑再三,蒋明谦从公司辞职,来到广东省湛江市,在一个钻井平台谋到一份工作。
这份工作收入比较可观,每小时50元,一天工作8小时的话,可以挣400元。但劳动强度大,危险系数高。员工每周一从基地由飞机运到钻井平台,周末回基地,一周的时间都在海上。有一次,蒋明谦为了多赚一点钱,帮人代班。连续作业12个小时后,他不小心一脚踏空,坠下平台,跌入深海。当咸咸的海水从他的鼻子、嘴里灌入的那一刻,蒋明谦万念俱灰,心想这次可死定了。万幸的是,他被巡视的人员发现了,救援的同事及时赶到,将他从海中救起。不想让家人担惊受怕,蒋明谦一直将此事隐藏在心里,直到多年后才告诉他们。
和蒋明谦同样负重的是妻子刘芳。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务,全靠她一个人张罗。为了给丈夫减轻一点压力,在照顾瘫痪婆婆之余,刘芳还在社区找了一份保洁的工作。考虑到白天要照顾婆婆,刘芳特地恳请社区为自己安排在凌晨五点至上午九点这个时间段工作。天天早起,且为节省时间,她每天都是九点以后才吃早点,渐渐地,胃时不时犯痛。
起初,她还咬牙忍着,但疼痛感越来越重,她只好蹲在路边休息。等到疼痛稍轻一些后,再将自己负责的区域打扫干净。换班的同事见她脸色惨白,劝她到医院查一查。刘芳不是不想去,但下岗后,公司没再给她交社保,她自己也没有钱续交,看病基本上是自己负担。一次检查下来,挂号费、诊断费、B超费,估计得一两百,差不多是儿子一周的生活费了,她舍不得。
2014年春节,蒋明谦回家过年,获悉妻子胃痛,当即沉下脸来:“这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万一拖成大病怎么办?”刘芳见他喋喋不休,也来气了:“你嚷嚷什么,你以为我愿意忍着啊?儿子读书要花钱,婆婆住院要花钱,哪一样少得了钱?万一出现意外情况,天都会塌的。”说着说着,刘芳哽咽了。蒋明谦的眼圈也红了,他将妻子揽入怀中,轻声说:“再坚持坚持,等小伟大学毕业,我们的苦日子就到头了。”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支撑着夫妻俩苦拼下去的唯一动力,就是儿子。从蒋伟反馈的信息,夫妻俩能够感受到,他还是很争气的。蒋伟除各门功课优秀外,还是学校戏剧社的社长。由他编排且主演的《那年我们追不上的女孩》曾获高校艺术节一等奖。
自知家中经济不宽裕,蒋伟也不像其他学生一样,经常看电影、打游戏、泡网吧。他不仅节衣缩食,还抽时间在校图书馆、学生俱乐部打零工,暑假期间给中学生当家教。虽然挣钱不多,但多多少少能为父母减轻一点压力。
时间的车轮驶到了2016年7月。蒋伟大学毕业了。当蒋明谦夫妇看到儿子用微信传来的毕业的照片时,顿觉肩上的压力减轻了不少。这对老夫老妻相拥而泣。在他们看来,儿子大学毕业后,应该很快就能参加工作。为此,蒋明谦辞去了那份钻井平台高风险的工作,回到老家,在一家物业公司当绿化护理工人。
走过了一山又一山,还不完“儿女债”就尝不到甜
然而,蒋明谦和妻子对前景过于乐观了!
实际上,越是临近毕业,蒋伟的内心越忐忑,压力也越大。中文系毕业的蒋伟将自己精心制作的求职简历,投出去了一份又一份,基本上都石沉大海。当然,也有一两家用人单位,对他有意向,但蒋伟觉得待遇太低,且没有前景,所以放弃了。
求职路上屡遭挫败的蒋伟,也想过考公务员,或者考研究生,但前提是,不能让父母再供着自己了。每逢春节回家,看到父母越来越苍老的脸,他就不断地给自己打气:一定要尽快工作,尽快自己养活自己。可是,现实每每给他沉重的一击。
在南下北上求职的过程中,蒋伟的开销比平时在校还要多。毕业那天,父亲在他的银行卡上打入了1.8万元。大半年时间过去了,合适的工作没找着,公务员与考研均因复习不够专注而失败,而蒋伟口袋里的钱也剩下不到1000元了。那天,蒋伟蜷缩在北京市郊的出租屋里,冷静地分析了一下自己的处境,认为很可能是自己把工作岗位目标设定得太高,他决定放低身段,先从简单的体力劳动做起。
得知快递员收入较高,那天,蒋伟来到一家快递公司的营业站点,向站长道出求職意向。站长指着那些正忙着分拣、运输的快递员对蒋伟说:“我们站暂时不缺人。你留个联系方式给我,如果哪天需要人时,我再通知你。”为了不让父母操心,蒋伟并没有将自己求职过程中遭遇的窘境告诉他们。在父母看来,一个堂堂重点大学毕业的学生,找个月薪几千元的工作,应该很轻松啊。他们没有想到,就业形势如此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