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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特殊的社会阶层，进可以为官作宰，退可以为绅教馆。其影响上可至皇家官府，下可左右社会舆论。士风影响世风，士类的命运也是国运的风向标、晴雨表。实际上，任何政权都存在代表社会良知的“士类”人群，都必须顺应士心民意，才可和谐安定。
在中国传统社会，“士”是一个很特殊的社会阶层,进可以为官作宰，退可以为绅教馆。也就是说，士这张网可以拉得非常宽非常大，上可以影响皇家官府，下可以左右社会舆论，影响力之大，难以估量。所以，一般都认为，士代表社会的良心，士风影响世风。
但古代中国是一个皇权专制社会，在“士”之上，还有至高无上的皇权。当皇权一旦挣脱“正道而行，竭忠尽智”的士类的羁绊时，不但代表社会良心的士类伸张正义的空间被收缩、被取缔，而且士类本身也将迎面碰上家破人亡、“士类歼灭”的厄运。在此情形下，日趋腐败衰颓的政风不断强压并腐蚀士风，士风就在强权的扭曲中迅即萎靡腐败，世风也因之江河日下，颓废败坏。与此同时，由于失去士心和民心，表面上看起来即使非常强大的政权离它灭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因此，士类命运实在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的晴雨表。
屈原投江、党锢之祸与东林党事件
平心而论，再昏庸的皇帝也该知道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上书请愿的官僚士大夫，即使有那么点儿私心，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为了效忠于皇家，给皇帝老儿出主意。一个政权有此等效忠之臣，皇帝老儿应该高兴才是。但检视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结果出人意料得很。往往是在一个王朝的开国时期至多是在它的前期，最高统治者对那些运筹帷幄之士和比干式的忠臣们以及士类的意见还能听得进去，也多半采纳了；但到了一个王朝的末期，最高统治者一般都是身在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政治无能之辈，大权在握之后，又总是被一群宵小之徒包围着，在国家大政上亲近、听信佞臣、奸臣，疏远甚至残酷地打击忠臣、贤臣，从而就使其政权在覆亡的道路上加速飞奔。这类史例，远的以战国时期的屈原投江、东汉的党锢之祸和明末的东林党事件最为突出，近的以清末的立宪运动和民国末年的反内战运动最为有名。
屈原之死是楚国灭亡的前兆。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屈平贾生列传》中所言，其时的楚国是奸臣当道，“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像屈原这样的贤臣哲士自然是靳尚、子兰等佞臣所要打击的对象。但楚怀王、顷襄王扶邪压正的结果，是士“莫敢直谏”，上下离心，国事日非，“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
东汉末年，桓、灵昏庸，导致外戚和宦官互相争权，朝政日非，士夫扼腕。一批实在看不过去的士族官员和太学生员就起而抗争，或是露布上书，或是集体请愿，希望以这种书生手段打动皇帝，以端朝纲，以正官风，以挽狂澜。可惜事与愿违，昏庸的皇帝不辨忠奸（从本质上说，是不具备辨别忠奸的能力），“亲小人，远贤臣”，反而支持窃权的家奴们对士类大开杀戒，对所谓“党人”杀的杀，抓的抓，贬的贬，免的免，造成正气难得一伸、邪氛因而弥炽。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就这样出现了。
铁肩担道义的官员被杀身灭族之后，明哲保身之士为了远祸，就或辞官，或逃亡，过起桃花园中人生活，不问政事。但打击“党人”的后果远不止此，不光斫伤士林元气，致使士类寒心，人心浇漓，更使朝廷成为日趋腐朽的政治空壳，朝政更加乌烟瘴气，不出三十年，东汉王朝就在黄巾起义中呜呼哀哉了。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有鉴于历朝宦官干政导致内外臣如同水火之弊，曾在宫门内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铁牌，但明政权还是毁在刘瑾、魏忠贤等宦官手里，没能迈过宦官干政这道坎。明神宗是个不问政事的皇帝，大小政事都委诸宦官，朝政迅速腐败。到明熹宗继位后，更是事无大小皆决于乳母客氏和客氏的中性情人魏忠贤之手，“内外大权一归忠贤”，“以是恣威福惟己意”。而一些趋炎附势之徒也纷纷投靠魏忠贤，成为宦党。不出数年，大字不识几个的魏忠贤居然在满朝文武大臣中搜罗到“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朝中爪牙密布，把全国弄得一片恐怖。
在这种恐怖政治下，一个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以无锡东林书院为基地的东林党人不但没有附逆，反而挺身而出，毅然挑起匡扶社稷、“亟亟于救时”的责任。他们或借讲学批评朝政，或起而反对那些以魏忠贤为靠山恣意妄为的矿监、税监，同情以至支持江南人民的抗税斗争，或起而弹劾阉党，拼死一搏。但无奈的是，满朝都是魏忠贤的爪牙，东林党越是抗争越是受迫害，他们不是被贬职罢官，就是被逮捕杀害。为了把东林党人一网打尽，宦党还编了一部《东林点将录》，也就是政敌“黑名单”，准备一个个收拾。其气焰之嚣张，由此可见一斑。代表社会良知与正义的东林党人被阉党整得如此死去活来，固然是东林党人的不幸，但明王朝的气数也很快泄尽，在遍地而来的农民起义声浪中走向灭亡。
“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的近代版本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曾对东汉的党锢之祸作过这样的评价：“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的确，无论是“士类歼灭”，还是伴随“士类歼灭”而来的“国亡”，都够惨烈也够悲乎的了。但是，类似的事件还是在历史的舞台上不断上演。这就不能不使人对中国历史上最高统治者与士类的关系如此紧张产生疑问，对最高统治集团有无清醒的政治理念产生怀疑。
清朝末年，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为了能使皇帝有继续“歌舞湖山”的条件，主张变法改制，但变法不过百日，就遭到西太后的残酷镇压。而过不数年，清廷自己也假惺惺地搞起新政来，被蒙骗的全国士绅还举手称庆，以为大清有救了，中国有救了，于是纷纷投身立宪运动，掀起立宪风潮，但到头来，主张立宪的士绅发现清廷只是惺惺作态、以允诺实行宪政为钓饵欺骗舆论时，马上就从清廷的支持者、合作者变为清廷的不合作者甚至反对者，不少士绅随即加入反清革命的行列，成为清政权的掘墓人。清廷与士类分道扬镳的结果，再次印证了司马光总结的“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的话，清政权在此伏彼起的革命声浪中，很快迎来灭亡的厄运。
最发人深省的莫过于八年抗战后国民政府走向败亡的历史。八年抗战，对中华民族而言，真是艰苦卓绝。等到迎来日本投降的那一天，至少有3500万中华儿女或战死沙场，或死于兵燹，这是何等惨绝人寰的代价！因而，在战争结束后，全体中华儿女都寄希望于国民政府改革政治，振兴经济，发展教育，把中国引入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对这个愿望，应该是太容易理解了，国民政府没有任何理由不同情不支持国人的这一愿望。
但是，国民政府恰恰就没有珍惜这种人心思治的大好局面，没有想办法利用这种已经积聚起来的人气来一番励精图治，反而背道而驰。一面纵容接收大员“穷奢狂嫖滥赌，……招摇勒索，无所不为”，放肆地搞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五子登科”，纵情享乐；一面又不顾舆情，发动内战，向中共抢地盘；一面还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拒绝政治民主化的呼声，蓄意与知识分子为敌。总之，与民休息的意识极为缺乏。
如此这般，那些充满民主意识但尚与国民政府合作的大批中间派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很快就与政府日益疏远、日趋对立。1945年11月，昆明的学生就开始举行反内战的示威游行，这是一个士类与政府相左的信号。此时的国民政府倘若改弦更张，与民更始，也许还能阻止死神的敲门。但国民政府也像中国传统社会的任何一个王朝末期的最高统治集团一样，只相信暴力与淫威，不理睬民心与士心。先是派军队驱散学生，占领校园；接着又以真枪实弹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制造“一二·一”血案、校场口血案等；再后来就是以暗杀的手段对付要民主反内战的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等惨遭毒手。在战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昆明、重庆、南京等地就成为知识分子的活“地狱”。国民政府还学着历代王朝的样，开列了一长串需要严加监视以至捕杀的知识界的“黑名单”，弄得潘光旦、费孝通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只好到外国使领馆去寻求避难。
国民政府如此一意孤行，践踏民意，岂有不亡之理。果然，不出四年，貌似强大的国民政府就分崩离析，江山改色了。
由此观之，在中国传统社会，士类的命运确实是国运的风向标、晴雨表。任何政权，如果藐视士心民意，即使再强大，死神也会前来敲门，厄运就会悄然而至。
（作者系《光明日报》理论部史学版主编）
在中国传统社会，“士”是一个很特殊的社会阶层,进可以为官作宰，退可以为绅教馆。也就是说，士这张网可以拉得非常宽非常大，上可以影响皇家官府，下可以左右社会舆论，影响力之大，难以估量。所以，一般都认为，士代表社会的良心，士风影响世风。
但古代中国是一个皇权专制社会，在“士”之上，还有至高无上的皇权。当皇权一旦挣脱“正道而行，竭忠尽智”的士类的羁绊时，不但代表社会良心的士类伸张正义的空间被收缩、被取缔，而且士类本身也将迎面碰上家破人亡、“士类歼灭”的厄运。在此情形下，日趋腐败衰颓的政风不断强压并腐蚀士风，士风就在强权的扭曲中迅即萎靡腐败，世风也因之江河日下，颓废败坏。与此同时，由于失去士心和民心，表面上看起来即使非常强大的政权离它灭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因此，士类命运实在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的晴雨表。
屈原投江、党锢之祸与东林党事件
平心而论，再昏庸的皇帝也该知道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上书请愿的官僚士大夫，即使有那么点儿私心，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为了效忠于皇家，给皇帝老儿出主意。一个政权有此等效忠之臣，皇帝老儿应该高兴才是。但检视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结果出人意料得很。往往是在一个王朝的开国时期至多是在它的前期，最高统治者对那些运筹帷幄之士和比干式的忠臣们以及士类的意见还能听得进去，也多半采纳了；但到了一个王朝的末期，最高统治者一般都是身在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政治无能之辈，大权在握之后，又总是被一群宵小之徒包围着，在国家大政上亲近、听信佞臣、奸臣，疏远甚至残酷地打击忠臣、贤臣，从而就使其政权在覆亡的道路上加速飞奔。这类史例，远的以战国时期的屈原投江、东汉的党锢之祸和明末的东林党事件最为突出，近的以清末的立宪运动和民国末年的反内战运动最为有名。
屈原之死是楚国灭亡的前兆。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屈平贾生列传》中所言，其时的楚国是奸臣当道，“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像屈原这样的贤臣哲士自然是靳尚、子兰等佞臣所要打击的对象。但楚怀王、顷襄王扶邪压正的结果，是士“莫敢直谏”，上下离心，国事日非，“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
东汉末年，桓、灵昏庸，导致外戚和宦官互相争权，朝政日非，士夫扼腕。一批实在看不过去的士族官员和太学生员就起而抗争，或是露布上书，或是集体请愿，希望以这种书生手段打动皇帝，以端朝纲，以正官风，以挽狂澜。可惜事与愿违，昏庸的皇帝不辨忠奸（从本质上说，是不具备辨别忠奸的能力），“亲小人，远贤臣”，反而支持窃权的家奴们对士类大开杀戒，对所谓“党人”杀的杀，抓的抓，贬的贬，免的免，造成正气难得一伸、邪氛因而弥炽。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就这样出现了。
铁肩担道义的官员被杀身灭族之后，明哲保身之士为了远祸，就或辞官，或逃亡，过起桃花园中人生活，不问政事。但打击“党人”的后果远不止此，不光斫伤士林元气，致使士类寒心，人心浇漓，更使朝廷成为日趋腐朽的政治空壳，朝政更加乌烟瘴气，不出三十年，东汉王朝就在黄巾起义中呜呼哀哉了。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有鉴于历朝宦官干政导致内外臣如同水火之弊，曾在宫门内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铁牌，但明政权还是毁在刘瑾、魏忠贤等宦官手里，没能迈过宦官干政这道坎。明神宗是个不问政事的皇帝，大小政事都委诸宦官，朝政迅速腐败。到明熹宗继位后，更是事无大小皆决于乳母客氏和客氏的中性情人魏忠贤之手，“内外大权一归忠贤”，“以是恣威福惟己意”。而一些趋炎附势之徒也纷纷投靠魏忠贤，成为宦党。不出数年，大字不识几个的魏忠贤居然在满朝文武大臣中搜罗到“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朝中爪牙密布，把全国弄得一片恐怖。
在这种恐怖政治下，一个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以无锡东林书院为基地的东林党人不但没有附逆，反而挺身而出，毅然挑起匡扶社稷、“亟亟于救时”的责任。他们或借讲学批评朝政，或起而反对那些以魏忠贤为靠山恣意妄为的矿监、税监，同情以至支持江南人民的抗税斗争，或起而弹劾阉党，拼死一搏。但无奈的是，满朝都是魏忠贤的爪牙，东林党越是抗争越是受迫害，他们不是被贬职罢官，就是被逮捕杀害。为了把东林党人一网打尽，宦党还编了一部《东林点将录》，也就是政敌“黑名单”，准备一个个收拾。其气焰之嚣张，由此可见一斑。代表社会良知与正义的东林党人被阉党整得如此死去活来，固然是东林党人的不幸，但明王朝的气数也很快泄尽，在遍地而来的农民起义声浪中走向灭亡。
“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的近代版本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曾对东汉的党锢之祸作过这样的评价：“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的确，无论是“士类歼灭”，还是伴随“士类歼灭”而来的“国亡”，都够惨烈也够悲乎的了。但是，类似的事件还是在历史的舞台上不断上演。这就不能不使人对中国历史上最高统治者与士类的关系如此紧张产生疑问，对最高统治集团有无清醒的政治理念产生怀疑。
清朝末年，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为了能使皇帝有继续“歌舞湖山”的条件，主张变法改制，但变法不过百日，就遭到西太后的残酷镇压。而过不数年，清廷自己也假惺惺地搞起新政来，被蒙骗的全国士绅还举手称庆，以为大清有救了，中国有救了，于是纷纷投身立宪运动，掀起立宪风潮，但到头来，主张立宪的士绅发现清廷只是惺惺作态、以允诺实行宪政为钓饵欺骗舆论时，马上就从清廷的支持者、合作者变为清廷的不合作者甚至反对者，不少士绅随即加入反清革命的行列，成为清政权的掘墓人。清廷与士类分道扬镳的结果，再次印证了司马光总结的“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的话，清政权在此伏彼起的革命声浪中，很快迎来灭亡的厄运。
最发人深省的莫过于八年抗战后国民政府走向败亡的历史。八年抗战，对中华民族而言，真是艰苦卓绝。等到迎来日本投降的那一天，至少有3500万中华儿女或战死沙场，或死于兵燹，这是何等惨绝人寰的代价！因而，在战争结束后，全体中华儿女都寄希望于国民政府改革政治，振兴经济，发展教育，把中国引入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对这个愿望，应该是太容易理解了，国民政府没有任何理由不同情不支持国人的这一愿望。
但是，国民政府恰恰就没有珍惜这种人心思治的大好局面，没有想办法利用这种已经积聚起来的人气来一番励精图治，反而背道而驰。一面纵容接收大员“穷奢狂嫖滥赌，……招摇勒索，无所不为”，放肆地搞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五子登科”，纵情享乐；一面又不顾舆情，发动内战，向中共抢地盘；一面还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拒绝政治民主化的呼声，蓄意与知识分子为敌。总之，与民休息的意识极为缺乏。
如此这般，那些充满民主意识但尚与国民政府合作的大批中间派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很快就与政府日益疏远、日趋对立。1945年11月，昆明的学生就开始举行反内战的示威游行，这是一个士类与政府相左的信号。此时的国民政府倘若改弦更张，与民更始，也许还能阻止死神的敲门。但国民政府也像中国传统社会的任何一个王朝末期的最高统治集团一样，只相信暴力与淫威，不理睬民心与士心。先是派军队驱散学生，占领校园；接着又以真枪实弹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制造“一二·一”血案、校场口血案等；再后来就是以暗杀的手段对付要民主反内战的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等惨遭毒手。在战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昆明、重庆、南京等地就成为知识分子的活“地狱”。国民政府还学着历代王朝的样，开列了一长串需要严加监视以至捕杀的知识界的“黑名单”，弄得潘光旦、费孝通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只好到外国使领馆去寻求避难。
国民政府如此一意孤行，践踏民意，岂有不亡之理。果然，不出四年，貌似强大的国民政府就分崩离析，江山改色了。
由此观之，在中国传统社会，士类的命运确实是国运的风向标、晴雨表。任何政权，如果藐视士心民意，即使再强大，死神也会前来敲门，厄运就会悄然而至。
（作者系《光明日报》理论部史学版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