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10月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这抓住了一个重要和关键的问题，指出了未来中国外交工作的一个方向。
　　光是“强”还不行，还要政策得当
　　周边国家中，除了俄罗斯，中国比其他邻国都要大。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军事现代化也在持续推进。另一个事实是，中国的发展崛起十分迅速。此二者结合起来，很容易引起一些周边国家产生不适和复杂心态。
　　首先，周边国家欲搭上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中国的辽阔幅员加上不断增长的经济，造就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借中国的发展之机以求得自身的发展，是周边各国的共同需求。扩大和加深合作，是符合各国共同利益的。
　　其次，如果仅仅如此，那么事情就会很好办。现实之所以复杂，是因为还存在别的因素。细细分析，周边国家中有不少其内心都有隐隐的担忧。这种担忧是无法说出口的，但却挥之不去，无时无刻不在隐隐约约地起作用。这种隐忧就是中国未来会怎样，中国的发展强大会不会给它们带来消极的影响或后果。由于一些海洋领土争议的存在，这种担忧就更得到加强，或经由海洋领土问题上的不和而表现出来。
　　第三，中小国家多半谋求大国平衡。两个可资借用的资源，一是别的大国，二是国际性机制，表现为或是引其他大国而达成其所希望的力量平衡，或确立规则以规范彼此。小国一般欲造成大国之间相互制衡的态势，使自身处于有利地位，从而左右逢源，但小国又不希望大国之间剑拔弩张以致被迫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选边站队这种情形是其力求避免的，因而其行为又有一定的限度。
　　以上观察如能成立的话，一些行为就会变得比较容易理解了。
　　譬如南部邻国缅甸，本来发展平稳，受西方制裁并非一年两年，执掌政权的军人经由“七步走”路线图实现“换装执政”，也属正常。然而风起于青萍之末，2011年缅甸政治和对外关系发生骤变。中国在缅的密松电站重大项目突遭停工，中国投资风险一下凸显。
　　常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很多问题之所以出现，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国力还不够强。只要中国的实力强大了，众多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失之于粗，很多问题并不是一个“强”字所能解决的，否则，美国这么“强”，问题都该迎刃而解了。
　　所以说，光是“强”还不行，还要政策得当。况且中国本来就处将强而未强之际，处各种关系错综复杂和心态复杂之状态。中华民族正处于复兴的过程中，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不同于过去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对于已经引起或将可能引起的各种复杂反应，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大国克制，小国识相，大约便是事小事大之道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更好、更准确及时的理解呢？途径之一是换位思考，就是把自己放到对方的位置上，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所谓“同情的理解”。大国要这样做，小国也应这样做，当能有助于彼此间更好地相互理解，从而达成相互接近。
　　中国儒家思想中对“大”与“小”之间的关系，做过精辟的阐明，浓缩为“以大事小曰仁，以小事大曰智”这十二个字。从“仁”这个汉字的构成看，是单人旁加二，表示一种关系。“仁”意为仁厚，并不以大欺小，并不因自己强就压迫弱小的对方。小国则不应因大国仁厚而刁钻油滑，尽谋好处，或得寸进尺，贪得无厌。这样看，大国克制，小国识相，大约便是事小事大之道。
　　过去的一些年，我国经济和国力增长迅速，国家整体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这是很令人自豪和欣慰之事。与此同时，我国周边国家也在发展，但其中不少起点较低，或者发展不如我们快，加上中国的“块头”大，总体国力的对比有明显的差距。这些年来，通过建立各种“伙伴关系”、建立自贸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举措，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有了长足进展。未来的课题，是中国应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成为一个“大而可亲”的国家。
　　大而可亲，使别人放心、安心；与之相反的是“大而可畏”，即强大而令人畏惧。如是后一种情况，那可能出现的情形是：表面上“你好我好”调子很高，但内心里却是满腹狐疑，使得双方关系的“表”和“里”并不一致。倘若再加上对方别有所图，就更加复杂。目前这种情形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要改变这一状况，需要各方共同努力，从我们这方来说，就是要努力做可亲的大国。
　　各个层面都要努力
　　做可亲的大国，首先是不要居高临下，而是平等相待。近代以来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充斥着各种受辱的事例以及被强加各种不平等条约。基于这一历史，中国人比较能够体会平等待人的重要，比较体谅对方的感受，较好地克服了大国沙文主义，但问题并非都解决了。近些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各个地方，在平等待人方面也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教育好我们的国民，需要作出更多努力。
　　其次，“亲”是亲切。亲切是具体的，它不光体现在高层互访中，而且体现在我方与外方各个方面的种种接触中。要在两个社会之间培养起纽带和感情，有多种方式，比如外国青年来华留学就是一条重要的途径。泰国的诗琳通公主与中国很亲近，就与她有在中国留学的经历从而培养起了对中国文化的感情密不可分。这样的外国人士越多，就会越亲近中国。当然，不能仅仅限于精英人士之间，社会和国民之间的亲切感，需要在更大范围、在各个层次上建立和培养。
　　第三，愿意倾听。要倾听各种不同的声音——有些时候可能是刺耳的声音，这很重要。国际上，包括我们的周边国家，对中国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和看法，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正面的议论和评价当然会让我们高兴，但对不那么积极的评价和议论更要注意倾听。出于恶意的言论一定存在，但多数言论可能并不属于这种情况，因而不宜一概以“中国威胁论”来加以定性，或者拒绝与之接触对话，而是应作出具体分析。有些议论可能属于不了解情况，接受了不正确的信息，因而应通过更好的公共外交把事实和信息准确地传递出去，以消除误解。有些批评可能不无道理，那就要通过耐心倾听发现问题所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拉近彼此距离的重要途径。
　　亲近感的养成，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细水长流，润物无声。政府的工作极重要，但展现和保持可亲、培养与周边国家的亲近感，却远超政府工作的范围，而涉及全社会。
　　笔者最近就中日钓鱼岛之争写了一篇英文文章，发表于西方国家一本刊物上，文中对日本有若干批评，引起了一些反应。这些评论自有其可取之处，并非无理狡辩，对我文章中所写也大致认可。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得到的同情也不少。二战结束后多年间，日本通过经济复兴和高速增长成为经济大国后，很重视援助其他亚洲国家，帮助它们发展。日本这方面的工作持续了几十年，因而赢得了不少好感。在更大范围内也类似，日本为联合国会费出资不少，显然，这是对国际公共产品的一种贡献。日本的这种正面的形象以及别国对它的好感是比较牢固的。明乎此，我们对日本的批评一定要注意用事实说话，把握好分寸，切忌“大批判”，否则有可能引起第三方的反感，造成相反效果。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