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流行一个词，“氛围美人”，用来形容一些五官不算惊人，却很美的女人，像舒淇、倪妮、韩国影后金敏喜。
　　那么汪曾祺，就是作家里的“氛围作家”。
　　初读汪曾祺，门槛很低。
　　“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他最出名的一篇小说《受戒》，开头这一句就普普通通，平白语言。很多人评价汪曾祺“清新自然”，这听来是最便宜不过的文字品质，但清新自然到让人想一读再读的文章，也没有几篇。
　　有一个故事。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去北京门头沟给当地文学爱好者讲课，当时人民公社还在。闲谈时，一个公社书记告诉他，他们公社有一次开会，散了会，发现胶布台上密密麻麻写的全是字。原来是《受戒》里小和尚明海和小英子的对话，一人写一句，是农民干部们自己背下来的。
　　“当和尚要烧戒疤的呕！你不怕？”
　　……
　　“你受了戒了？”“疼吗？”
　　……
　　“你不要当方丈！”
　　“好，不当。”
　　“你也不要当沙弥尾！”
　　“好，不当。”
　　……
　　爱一篇小说，忍不住默写出来，一人一句接得下去，这是我所能想象的对一个作家最大的赞美。简简单单的东西，却刻进了人的心里，这里面肯定有一种美在作祟。简单的，共振的，深刻的。
　　但我们的文坛至今没有给这种美一个确切的位置，向来是模棱两可的概念化，撕下一张措辞凶猛的标签贴给汪曾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还是被低估了。

潇洒少爷

　　汪曾祺离开故乡高邮之前，父亲娶了第三任妻子。继母对他很尊重，叫他“大少爷”。
　　有些生分，但汪家的家世勉强担得起。
　　往上数两辈，爷爷有功名，还是名医，爸爸出生的时候，家里有2000多亩地、200多间房子、2家中药铺和1家布店。1920年正月十五元宵节，汪曾祺出生，他是地主家三儿子的长子。
　　还好有家底撑着，不然，按说有点凄凉。
　　3岁丧母，上幼稚园的时候，汪曾祺还戴着妈妈的孝。他的妈妈患的是肺病，会传染，独自住在大宅一个侧屋里，不准佣人抱“小汪”去见她。
　　年幼的汪曾祺没见过妈妈长什么样。家里有一幅妈妈的画像，是请人对着遗体画出来的，大家都说很像。汪曾祺也相信 “很像”，因为画中人像他成年后的姐姐。
　　小汪跟着爷爷奶奶、爸爸长大。
　　家法不嚴，他拥有很多自由，成天东逛逛、西看看。汪家有个大花园，没人认真侍弄，但小汪天天在里面玩，“日涉以成趣”，与草木虫鸟为伴。小汪知道园子的很多秘密，躺在哪根大树杈上嚼榨菜、牛肉干最舒坦，哪个时节该摘什么花给姐姐、婶婶和老太太。
　　上学了，他几乎每天都经过河边。
　　江苏高邮是个奇怪的地方。“四面高，当中洼，像个水盂。县城西面的运河河床比城里街道高，站在河堤上能看到下面人家的屋顶。城里的孩子放风筝，风筝飘在堤上人的脚底下。”
　　高邮的春天适合放风筝。
　　汪曾祺72岁的时候，仍旧怀念父亲在儿时给他扎过的一只“蜈蚣”风筝。那是风筝里最难的一种，父亲用胡琴的“老弦”来扎，古来无俩，颇有地主家公子哥的玩心雅意。暮春草长，爸爸带着几个孩子在田野上奔跑，蜈蚣飞在天上像活的一样。
　　爸爸纵着他玩。小汪的语文全班第一，数学不怎么样，但仍旧看船、看鱼、打水漂、在各种临街的铺子里转。自由自在，闲来晃去。
　　他三天两头去寺庙。
　　天王寺就在上学的路上，小汪去那里看人“烧房子”。房子是纸扎的，烧给死去的亲人，但扎得很高大，活人也可以走进去。要么，他就看看佛像，在大殿里沁凉的青石板上躺一躺。

闻一多喜欢他，沈从文尤其爱他。汪曾祺的某一篇课堂习作，沈从文打了120分。满分是100分。

　　这一家爷孙仨，都与寺庙、和尚过从甚密。
　　爷爷总带最宠爱的孙子，也就是小汪，去一座小庵，找一位只有八根手指的方丈聊天。
　　爸爸则与方丈的徒弟，另一座大寺的方丈铁桥交好。两人称兄道弟。
　　爸爸第一次续弦，铁桥送了一幅画，画工精巧，上头由另一位朋友提了两句“小黄诗”。这幅画爸爸挂在了新房里。铁桥自己也有媳妇，长得很漂亮。小汪从小就觉得这两个大人“有点胡来”。
　　汪曾祺17岁，高中，开始了初恋。
　　他在家给女同学写情书，父亲在一旁瞎出主意。某一个夏夜，他走进花园，碰到父亲也睡不着在园中徘徊。父亲叫他过去，给他发了一支烟，为他点上。父子两人对坐，默契地沉默着。父亲说：“多年父子成兄弟。”
　　再后来，就是汪曾祺19岁，取道越南去昆明，到西南联大国文系去读书。
　　他在昆明住了7年。再没人叫他“大少爷”，因为他兜里实在穷得叮当响。没有饭吃的时候，一把破被絮，裹着睡到下午，把中饭睡过去。为了找点饭吃，他到同学开的中学去代课，结果中学也发不出饷来，大家就一起挖野菜、吃脆壳虫子。
　　西南联大不要求学生听话，汪曾祺就放开了浪荡散漫，白日睡觉旷课，晚上在图书馆里通宵看杂书。
　　考试，应付一下。一门西洋通史课，皮名举老师要求交一份马其顿的国家地图，汪曾祺交上去的那一份，拿到的批语是—“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
　　这门课，期中考的分数不咋样，为保证期末考试通过，汪曾祺找了两位历史系的同学一左一右做“护法”，考试时第一道题抄左边，第二道题抄右边，轮流抄一下，这样竟然拿了一个高分。 　　爱看书，写小说，会画画，汪曾祺在学校也唱戏。唱的青衣。
　　闻一多喜欢他，沈从文尤其爱他。汪曾祺的某一篇课堂习作，沈从文打了120分。满分是100分。
　　匮乏、难熬的抗战时期，汪曾祺的笔下也没有留下太多的硝烟。昆明逃生“跑警报”，汪曾祺写来也是有趣的。
　　日军轰炸机总是来，同学们显然都懒得紧张，非等到最后一次紧急警报拉响，才收拾东西开始跑。还有男同学们提着零嘴吃食，约好地方，“嗨”，等着女同学一起跑。
　　离开昆明，到了香港、上海的那3年，潇洒才子汪曾祺的人生际遇转为晦暗。
　　他找不到工作，又在战火中与家人离散，一度想自杀。沈从文去信大骂他一顿：“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
　　各地飘零辗转之后，他过了一个普通的10年，在作家老舍、赵树理手下都做过编辑。
　　1958年，汪曾祺被划为“右派”，撤销职务，连降三级，下放到张家口改造。1959年父亲去世，汪曾祺没能回乡送终。
　　塞外4年，汪曾祺老老实实地改造，干活儿、画画（给农科所畫马铃薯图谱）。只有一天不一样。
　　那天，有一位干部骑马来办事。
　　汪曾祺走近去看这匹马，枣红色，膘头好，鞍鞯齐。上一次骑马已经是十几年前，他忍不住解开了马，跨了上去，想试一下。
　　没想到沙地骑马是这样的舒服。
　　驾！他一抖缰绳。
　　驾！—驾！

情深不语

　　汪曾祺有一篇小说，《钓鱼的医生》。讲的一位眼科医生，爱钓鱼，钓鱼的时候随身带着白泥小灰炉，一个小锅、葱姜佐料、一瓶酒。从河里提起来一条，随手刮鳞洗净，放到小锅里煮熟。
　　这个医生就一边吃鱼、喝酒，一边甩钩、再钓。
　　这样煮的鱼叫作“起水鲜”，医生的生活也快乐似神仙。但小说里讲，这位医生人有点傻。他叫王淡人。
　　高邮县里闹大水，十几天不退，北边有个孤村在溃堤口，被困，一村人都病倒了。这位医生弄来了一条船，在自己的腰上绑了4根铁链，每一根又分在一个水手的腰上，请他们万一翻船了，也把自己捞起来，送到孤村里头去给人治病。
　　村民们得救了。医生搏命一遭，只换回来一块“急公好义”的牌匾。
　　这篇小说看完令人欣慰一笑，但没什么大不了，在汪曾祺所有描写故乡高邮人、事的小说里，属于平淡中的平淡。只有故事结尾一句稍嫌突兀，“你好，王淡人先生！”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
　　王淡人的故事，实际描写的就是汪曾祺的父亲—汪淡如的实际生活场景。
　　汪曾祺一生都崇拜父亲。
　　1947年与父亲10年未见再重逢时，他写文章说：“我非常喜慰于我有一个父亲，一个这样的父亲。我觉得有了攀泊，有了依靠。我在冥冥蠢蠢之中所作事情，似乎可全向一个人交一笔账。”

细节让人相信，汪曾祺讲的故事真实发生过，甚至可能在自己身上发生过。即使我们从未去过高邮、进过大淖，从未遭过饥荒。

　　到1981年，父亲去世22年了。61岁的汪曾祺想念他，终于在小说里见了面，跟他问声好，“你好，王淡人先生！”
　　即使是化了名，这样的抒情在汪曾祺的小说、散文里仍属于少数。
　　他一般不是这样的。
　　《大淖记事》，小锡匠十一子差点被人打死，得往嘴里灌尿碱，才有救。巧云端着一碗桶里刮出来的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
　　《黄油烙饼》里，小萧胜的奶奶饿死了，浑身都肿，手指一按一个坑。爸爸回来收拾遗物，除了几件旧物就只有两样东西，一样是奶奶一动没动的黄油，一样是给萧胜做的两双鞋。“萧胜哭醒了，光着脚把两双鞋都试了试。一双正合脚，一双大一些。”
　　—这才是汪曾祺的抒情。
　　如果你是巧云，你爱小锡匠十一子，看他喝尿碱，你舍不舍得，会不会自己也尝一口？如果你是奶奶，临死前给孙子做鞋子，做两双，做不做一双大些的，等他长大一点还能穿？
　　感情藏在切身的细节里。
　　这些细节让人相信，汪曾祺讲的故事真实发生过，甚至可能在自己身上发生过。即使我们从未去过高邮、进过大淖，从未遭过饥荒。时光流逝了，我们仍旧能瞬间体会到他字句里的感情。
　　“贴到人物写”，这是西南联大时期，沈从文最爱说的一句教导。慢慢被汪曾祺化用得更宽广，他讲，“氛围即人物”。
　　用小说中人物的眼睛去看风景，用人物的耳朵听声音，用人物的感情去感受世界。
　　这样写出来的小说，才是自有生命的。它不是作者强加的，是生来就浑然一体的。
　　换一句话来说，汪曾祺小说里的风景、声音、感受，勾画的都是小说主人公的弧光、氛围、轮廓。
　　再宽广些，汪曾祺对花鸟虫鱼、一草一木的怜爱，也融入了他的作品中。为什么他的人物就能看到，他的人物就能听到，是因为作者本人，向生活张开了触角，再编织进人物身上。
　　作家，是感情的生产者。但汪曾祺用一种“反抒情”的办法来进行文学抒情。他几乎从不脱离小说的人物，多说任何一句话。
　　除了那一声，不动声色的，“你好！”

出名趁晚

　　1980年，60岁之后，汪曾祺开始小跑，走上创作巅峰。此时，沈从文歇笔多年去研究文物，老舍也已投了湖，“反右”“革命”作品仍旧火热，中国文坛还是弥漫着坚硬模式化的政治气息。
　　《受戒》出现了。试试探探。
　　起先汪曾祺没有想发表，只是写来给朋友们传看。《北京文艺》的负责人李清泉听闻有这么篇小说，也想看看。“别费那个心思了，那小说是不能发表的”，看过的人告诫他。
　　李清泉还是看了。12000字，几乎没有复杂的故事情节，小和尚明海与农家少女的初恋，却像一阵清风向自己吹来。“太美了，简直一尘不染！” 　　但汪曾祺随小说寄到的，还有一封信。信里写道，“发表它是要有胆量的。”
　　这不是激将法，而是一种事实。
　　《受戒》写的是一个旧社会小和尚的爱情故事。他没有痛打旧社会，反而尽情去写了美好的田园、健康的人性。
　　小说的落款是这样的，“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回推43年，也许是巧合吧，是1937年。汪曾祺的这个迷人旧梦，发生在这样一个绝对敏感的时间节点。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往往被视为一个分水岭，中国现当代文学从“第二个十年”（30年代）走向“第三个十年”（40年代文学）的特殊一年。此后文学主流转向，文学为政治服务，走向了完全不同的路途。
　　《受戒》这样的小说，发表出来合适吗？—只要随便安一个罪名，汪曾祺就可能被打翻在地，听候发落。
　　还是签发出版了。
　　“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北京文学》，10月号小说专刊上印着。
　　作家阿城回忆第一次读到《受戒》时的感受。“看完如玉。”
　　阿城说，《受戒》是一个怪物，是它打开了1980年代的世俗之眼。而这位姓汪的兄弟，好像是坐了飞船出去几十年又回来的人物，不然他怎么会只有世俗之眼而没有一丝“工农兵气”？
　　因为《受戒》是如此一个怪物，所以人们爱它，却一时不知道怎么评价它。
　　汪曾祺不在乎。《受戒》原本就是一部投石问路的作品。他想知道，新时期复出文坛，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能否接受他所喜爱的合适的创作路子。
　　汪曾祺已经老了，他只是舍不得自己手中一支笔。
　　恩师沈从文曾在病榻给他写信，一口气写了12页，鼓励他，“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在许多问题上，理解有时其实还比才能重要。”

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很多青年作家看过《受戒》之后说，原来小说是可以这样写的。暌隔四十年，中国文学里的世俗气，又从汪曾祺身上，延续漫开了。

　　汪曾祺此前受过多次退稿，他的期许很简单，被人接受。
　　没想到，直接给文学打开了一扇门。
　　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很多青年作家看过《受戒》之后说，原来小说是可以这样写的。
　　暌隔四十年，中国文学里的世俗气，又从汪曾祺身上，延续漫开了。
　　《受戒》前后，汪曾祺重写40年代的一些旧作，比如《异禀》，也刊发了。随后还有名篇《大淖记事》《黄油烙饼》。题材不只有关于美的，比如《黄油烙饼》就有一些“尖端”，它写的是“大跃进”浮夸风饿死人的故事。
　　汪曾祺百分之九十的散文、小说，都是在60岁之后写就的。
　　好在汪曾祺够老，所以他已经够好。
　　他提笔写旧社会，写他熟悉的生活，化用民间诗歌里的比喻和想象，这一切都让他比青壮年时期更丰富、诗意、化境一些。
　　60岁之前，汪曾祺的“江湖口”就多，能自然地使用，偶成經典。
　　《沙家浜》智斗，阿庆嫂那一大段流水，“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是许多人能背下来的桥段。“别人一走，茶就凉”，周恩来还在开会的时候这么说过。
　　可等到汪曾祺老了，成了“老头儿”了，那些反而寻不着了。
　　有一天，他的孙女汪卉回家的时候气哼哼地说：“爷爷的文章一点儿都不好！”她当时读五年级，老师命大家从文学名著里摘抄一些华丽的词藻，留着写作文用。她把爷爷的书翻来找去，一无所获。“爷爷写的什么呀，没词儿！”
　　“说得好，没词儿！”老汪哈哈大笑。
　　在汪家儿女的很多回忆文里都可以看到这一段。汪曾祺对“没词儿”这个评价很是满意。“老头儿”过了一阵还在嘟囔，“没词儿，没词儿。好！”
　　2020年是汪曾祺冥寿百年。
　　写到这里很庆幸，借助于孙女的天真之口，汪曾祺原来在生前就抵达了他文学的目的地。
　　你好，汪曾祺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