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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8年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到不久前发生的染色馒头、牛肉膏、膨大剂西瓜等事件，中国大陆的食品安全问题一直备受海外媒体的关注，成为中外国际贸易与国际政治博弈的一个重要杠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日本福岛核电站泄露引发的食品安全担忧、台湾塑化剂以及欧洲“毒黄瓜”事件的发生，食品安全舆论斗争出现了一些新的迹象。在全球背景下观察和分析这些新迹象将有助于国内对外传播媒体对大陆食品安全形势做出及时冷静的研判，以便在维护大局和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就食品安全议题展开更稳妥和有针对性的对外报道。
从围攻中国到全球应链上的共同担忧
早在2007年，中国输美牙膏玩具、输日鳗鱼和水饺等产品被报存在质量问题后，外国政府与媒体对中国的产品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可以说是群起而攻之，美国和欧盟等重要贸易伙伴更是持续利用双边磋商机制向中国施压。在当年的中美商贸联委会和中美战略对话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多次强调中国反对以食品安全为借口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中美就产品食品安全签署多项协议”以及“中美首次启动食品安全通报机制”等消息更是被美国《纽约时报》、共同社、香港《南华早报》等境外媒体广泛报道。虽然当时的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也并非局限在中国，新华社对外编辑部在组织日常报道中也侧重在华外国进口产品的质量安全，播发了《中国退回美国产质量不合格起搏器》、《质检总局：中国未从美国进口含铅量超标口红》、《广东烤鳗重回日本市场》、《中国检出菲律宾香蕉块有毒物质严重超标》等消息，但是由于缺乏影响大、覆盖面广的涉外食品安全案例，大陆食品安全的外部舆论环境一直处在守势，比较被动。
转机出现在今年年初，日本地震和海啸造成福岛核电站泄露，引发国际社会对日本食品质量安全的担忧，进而造成对日本产品输入的大幅度设限。在今年的中日韩首脑会议上，三方还就核电事故及应对措施与放射性物质的食品安全标准等议题进行了沟通。5月中旬，在美国蒙大拿州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论坛上，食品产量在全球占据半壁江山的亚太经合组织与世界银行签署协议，以期在全球供应链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努力提高食品安全质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局长玛格丽特·韩伯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亚太经合组织成员有责任确保食品供应链上的安全和诚实。在欧洲，“毒黄瓜”等受污染蔬菜引起的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涉及10个国家，在重灾区德国，疫情爆发导致一天之内有500人疑似或确诊感染疫情，感染总人数超过2000人，其中死亡18人。虽然俄罗斯没有出现任何感染或死亡案例，但俄罗斯政府还是将蔬菜进口限制从西班牙和德国扩展到了整个欧盟。除此之外，几乎同时被曝光的台湾“塑化剂”丑闻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很多大陆消费者信奉“进口食品更安全”的神话。从目前来看，今年以来发生的这一连串食品安全事件已为内外舆论环境和社会心理发生重要转变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在海外，利用食品安全议题遏制中国经济贸易发展的声音有所减弱，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这是一个全球性课题，更倾向于利用多边机制、从全球供应链和长远利益的角度来着眼于食品安全问题的应对。
关系内政外交食品安全议题日趋复杂化
但是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中方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承受的压力在弱化。相反，这一议题已变得日趋复杂。如果说2007年初，外界对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炒作还主要集中在“大量不法商贩和企业利用监管不力的漏洞，不惜以损害他人健康和生命为代价换取商业利润”的话，今天的食品安全议题已经大大超越了经济范畴，更多向民主政治等范畴转变，使食品安全议题更加复杂敏感。
由于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生存质量与生命安全，食品质量监管是否得力直接影响到公众对一国政府执政能力的评价。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食品安全都是关乎社会稳定和执政根基的重要议题，与内政外交息息相关，不得不谨慎对待，稳妥把握。
从当前的外媒报道来看，海外舆论已出现了将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同言论自由和人权挂钩的明显迹象。美联社5月16日播发的一篇题为《中国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给予媒体更多自由》的报道梳理了今年以来国内媒体对毒豆芽、地沟油、牛肉膏、染色馒头、膨大剂西瓜的报道，认为中国政府正在给予新闻媒体更多空间，以“揭发食品安全丑闻，弥补政府和监管部门对食品生产非法行为监督的不足”，但报道亦同时援引外国分析人士的评论，认为中国媒体当前拥有的自由并非美国式的舆论开放。6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再次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大力度，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及相关职务犯罪，对于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罪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这本是严惩食品安全犯罪、受到国内民众支持的措施，但是美联社在解读这一通知时却提出“此措施与中国高法和立法机关提出逐步减少死刑的努力相悖”，强调“中国已经是处决死刑犯最多的国家，中国的领导人之所以采取如此严厉的措施主要是为了回应民怨”。不难看出，在对中国的食品安全议题报道上，海外舆论一直从其本国利益出发，不断变换方式打压和遏制中国。即便是食品安全问题普遍存在，一些海外舆论在意识形态偏见驱使下，仍然倾向于通过各种途径抹黑中国。
报道对策
食品安全议题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报道中需要同时兼顾对内与对外传播的不同目标。就对内而言，对食品安全监督和查处保持较高的强度有利于对不法分子形成威慑，督促各级政府和质检部门加强监管，增强公众对政府执行力的信心。但是从对外报道来说，随着驻华外国新闻机构的大幅增加以及互联网时代信息采集的便捷度大幅提高，很多外媒都直接监控国内新闻媒体的食品安全报道，并通过对不同案件和事例的集纳与背景的添加来炒作食品安全问题的严峻性，这使得对内与对外报道的界限变得模糊，从而倒逼国内媒体增强对外传播意识，要从国外和国内两个大局来研判报道可能产生的效果。
目前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大多与添加剂、病菌、生产流程的规范作业有关，其中有很多是新问题，因此在报道中既要强调商业道德、法律监管、政府行业监管部门采取的措施，同时也要注意科学性。这种科学性体现为：报道个案时应交待全局整体情况，避免以偏概全，造成产业损害和民众恐慌；对引发食品安全问题的物质、原料和病菌要进行科学解读，避免殃及无辜、造成事态扩大，从而为外媒炒作创造空间。
食品安全治理需要长效机制，对外报道不能回避问题，但也不能炒作问题，关键是要在报道中体现人文关，}不，注重问题的解决和对策，可以多关注各地应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新举措、新实践、科研新成果、国际领域新合作以及国家出台的重大政策和方针。同时，还要注意充分发挥好国际舆论斗争中主场作战的优势，平衡食品安全事件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诉求，努力在第一时间发出客观平衡、准确且具亲和力的报道。
责编：吴奇志
从围攻中国到全球应链上的共同担忧
早在2007年，中国输美牙膏玩具、输日鳗鱼和水饺等产品被报存在质量问题后，外国政府与媒体对中国的产品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可以说是群起而攻之，美国和欧盟等重要贸易伙伴更是持续利用双边磋商机制向中国施压。在当年的中美商贸联委会和中美战略对话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多次强调中国反对以食品安全为借口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中美就产品食品安全签署多项协议”以及“中美首次启动食品安全通报机制”等消息更是被美国《纽约时报》、共同社、香港《南华早报》等境外媒体广泛报道。虽然当时的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也并非局限在中国，新华社对外编辑部在组织日常报道中也侧重在华外国进口产品的质量安全，播发了《中国退回美国产质量不合格起搏器》、《质检总局：中国未从美国进口含铅量超标口红》、《广东烤鳗重回日本市场》、《中国检出菲律宾香蕉块有毒物质严重超标》等消息，但是由于缺乏影响大、覆盖面广的涉外食品安全案例，大陆食品安全的外部舆论环境一直处在守势，比较被动。
转机出现在今年年初，日本地震和海啸造成福岛核电站泄露，引发国际社会对日本食品质量安全的担忧，进而造成对日本产品输入的大幅度设限。在今年的中日韩首脑会议上，三方还就核电事故及应对措施与放射性物质的食品安全标准等议题进行了沟通。5月中旬，在美国蒙大拿州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论坛上，食品产量在全球占据半壁江山的亚太经合组织与世界银行签署协议，以期在全球供应链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努力提高食品安全质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局长玛格丽特·韩伯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亚太经合组织成员有责任确保食品供应链上的安全和诚实。在欧洲，“毒黄瓜”等受污染蔬菜引起的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涉及10个国家，在重灾区德国，疫情爆发导致一天之内有500人疑似或确诊感染疫情，感染总人数超过2000人，其中死亡18人。虽然俄罗斯没有出现任何感染或死亡案例，但俄罗斯政府还是将蔬菜进口限制从西班牙和德国扩展到了整个欧盟。除此之外，几乎同时被曝光的台湾“塑化剂”丑闻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很多大陆消费者信奉“进口食品更安全”的神话。从目前来看，今年以来发生的这一连串食品安全事件已为内外舆论环境和社会心理发生重要转变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在海外，利用食品安全议题遏制中国经济贸易发展的声音有所减弱，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这是一个全球性课题，更倾向于利用多边机制、从全球供应链和长远利益的角度来着眼于食品安全问题的应对。
关系内政外交食品安全议题日趋复杂化
但是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中方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承受的压力在弱化。相反，这一议题已变得日趋复杂。如果说2007年初，外界对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炒作还主要集中在“大量不法商贩和企业利用监管不力的漏洞，不惜以损害他人健康和生命为代价换取商业利润”的话，今天的食品安全议题已经大大超越了经济范畴，更多向民主政治等范畴转变，使食品安全议题更加复杂敏感。
由于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生存质量与生命安全，食品质量监管是否得力直接影响到公众对一国政府执政能力的评价。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食品安全都是关乎社会稳定和执政根基的重要议题，与内政外交息息相关，不得不谨慎对待，稳妥把握。
从当前的外媒报道来看，海外舆论已出现了将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同言论自由和人权挂钩的明显迹象。美联社5月16日播发的一篇题为《中国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给予媒体更多自由》的报道梳理了今年以来国内媒体对毒豆芽、地沟油、牛肉膏、染色馒头、膨大剂西瓜的报道，认为中国政府正在给予新闻媒体更多空间，以“揭发食品安全丑闻，弥补政府和监管部门对食品生产非法行为监督的不足”，但报道亦同时援引外国分析人士的评论，认为中国媒体当前拥有的自由并非美国式的舆论开放。6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再次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大力度，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及相关职务犯罪，对于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罪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这本是严惩食品安全犯罪、受到国内民众支持的措施，但是美联社在解读这一通知时却提出“此措施与中国高法和立法机关提出逐步减少死刑的努力相悖”，强调“中国已经是处决死刑犯最多的国家，中国的领导人之所以采取如此严厉的措施主要是为了回应民怨”。不难看出，在对中国的食品安全议题报道上，海外舆论一直从其本国利益出发，不断变换方式打压和遏制中国。即便是食品安全问题普遍存在，一些海外舆论在意识形态偏见驱使下，仍然倾向于通过各种途径抹黑中国。
报道对策
食品安全议题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报道中需要同时兼顾对内与对外传播的不同目标。就对内而言，对食品安全监督和查处保持较高的强度有利于对不法分子形成威慑，督促各级政府和质检部门加强监管，增强公众对政府执行力的信心。但是从对外报道来说，随着驻华外国新闻机构的大幅增加以及互联网时代信息采集的便捷度大幅提高，很多外媒都直接监控国内新闻媒体的食品安全报道，并通过对不同案件和事例的集纳与背景的添加来炒作食品安全问题的严峻性，这使得对内与对外报道的界限变得模糊，从而倒逼国内媒体增强对外传播意识，要从国外和国内两个大局来研判报道可能产生的效果。
目前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大多与添加剂、病菌、生产流程的规范作业有关，其中有很多是新问题，因此在报道中既要强调商业道德、法律监管、政府行业监管部门采取的措施，同时也要注意科学性。这种科学性体现为：报道个案时应交待全局整体情况，避免以偏概全，造成产业损害和民众恐慌；对引发食品安全问题的物质、原料和病菌要进行科学解读，避免殃及无辜、造成事态扩大，从而为外媒炒作创造空间。
食品安全治理需要长效机制，对外报道不能回避问题，但也不能炒作问题，关键是要在报道中体现人文关，}不，注重问题的解决和对策，可以多关注各地应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新举措、新实践、科研新成果、国际领域新合作以及国家出台的重大政策和方针。同时，还要注意充分发挥好国际舆论斗争中主场作战的优势，平衡食品安全事件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诉求，努力在第一时间发出客观平衡、准确且具亲和力的报道。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