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早期文明的三种不同形态 ,我们可以在古希腊、古中国、古印度所信奉的“图腾崇拜”这一自然与血缘的神秘统一中发现其共同具有的人类学前提。然而 ,不尽相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又使得这一共同前提在上述三大区域内得到了不同的利用、发挥和处理。在“古典的古代”这一海洋文明的基础上 ,希腊人抑制了“图腾崇拜”中的血缘因素 ,而将其中的自然因素神秘化 ,从而导致了西方式的宗教文化 ;在“亚细亚的古代”这一黄河文明的条件下 ,中国人抑制了“图腾崇拜”中的自然因素 ,而将其中的血缘因素世俗化 ,从而导致了儒家式的伦理文化 ;而在“雅利安人入侵”这一特殊的文明变故中 ,印度人同时利用了“图腾崇拜”中的两大因素 :一方面将其自然的成分神秘化 ,一方面将其血缘的因素宗教化 ,从而形成了印度特有的种姓制度。正是这种不同的文明路径 ,使得西方、中国、印度在其后漫长的民族心理和社会结构上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文化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