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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庄子的生活环境使其放浪形骸，达观自得，其作品弥漫生意盎然的自然之美感。而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使得他考虑个体生存论意义，探讨现实人的价值和幸福。他的理想价值的构筑主要体现在他对当时思想界的现实弊端的无情批判。庄子思想是对现实世界的无言反抗，其表现为通过个体自我逃逸社会属性而固守自由自在的自然本性。
关键词： 庄子 庄子思想 《庄子集释》
一、引言
据《史记》载：“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楚威王聘之，却而不往。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庄子以自己的经历演绎了他思想的精义：“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齐物论》）庄子的思想是如何产生的呢？
二、庄子思想产生的原因
首先，庄子思想的产生与其所处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司马迁留下的简介足以说明这一点。钱穆先生如是理解[1]：（1）蒙（县）在今天河南商丘以北一带，当时隶属宋国。“宋国出于商后”，深受殷商文化影响。古人言商尚鬼，周尚文。也即是说，商文化特质截然有异于周文化，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反映在哲学思想上就是好玄理——重理想胜过于人生之实际，故庄子的思想不能不受民风熏陶。（2）古时蒙县地区并不像现在这样干燥贫瘠。那里水利兴盛，土壤膏胒，物产丰富，水木明秀，风景清和，而且是东南地区通往中原的交通孔道。所以，汉文帝时特把此地赐封给其爱子梁孝王，后者正是凭借天时地利物产之势，创造了当时文化艺术风流荟萃的中心。（3）周尝为蒙之漆园吏，正是如此，漆园究竟是满目充溢着青绿的树木和芬芳的花草，让庄子没有多少尘俗的牵绊，终日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矣；此山谷……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刻意篇》）。通过钱穆先生的这番还原式诠释，庄子的生活图景部分地鲜活起来，让世人大致地明白庄子成其为自己的一些前提条件，同时也不难理解：庄子为何如此放浪形骸，达观自得？其作品为何弥漫生意盎然的自然之美感？其学无所不窥，又何以要本归于老子之言？
仅此而已，庄子形象并不完备。我们还应该在更为广阔的时代背景下描述和刻画之。庄子生活在动荡不定的战乱年代，“方今之时，仅免刑焉”（《人间篇》）成为人们仅有的愿望。在朝不保夕的恐惧状态中，随时均会飞来横祸，死于非命。与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一样，庄子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如何在战乱中安身立命，即在个体生存论意义上探讨现实人的价值和幸福——如何看待人之生死。《天下篇》有云：“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庄子本人也深受动乱之苦，养家糊口也很成问题。《外物篇》载：“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山木篇》载：“衣大布而补之，正絜系履而过魏王。”无论是否寓言措辞，说他穷困潦倒并不为过。然以庄子“其学无所不窥”之才智，要赚取名声利禄，可谓轻而易举。且不论朋友惠施曾高居梁国宰相之位，《史记》有传：“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不想，庄子却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由此可见，庄子并非不想入庙堂，实在是怀有对残酷刑事的切肤之痛楚，故与其“宁死为留骨而贵”，不如选择“曳尾于涂中”。其愤激的遁词背后蕴含着在“复为纣所为”的政治现实中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沧桑和无奈。在庄子看来：“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见剖心征也夫！”（《山木篇》）世人皆谓庄子是“出世主义”，不关心民间疾苦，是乐安天命、与世无用的守旧派。其实不然，当我们结合上述怨愤之言，细细品味“旧国旧都，望之畅然”（《则阳》）透露出的孤凄、苍凉、惆怅时，庄子的济世救人的意蕴油然而生，只不过这种意蕴是通过否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理想与现实巨大的反差体现出的冲突之美，不仅在文学史上留下“诡异可观”的文辞奇迹，而且赋予他哲学思想“万籁怒号”的批判力量。
庄子敏锐地感受和直觉到自身所处时代的弊端，在他的作品中时刻显示出深刻的批判锋芒，此乃庄子思想之魅力所在。可以说，他的理想价值（或者说绝对幸福）主要通过对它所处思想界的现实弊端的无情批判而构筑起来的。在学风上，他看透了当时学人热衷宦途，做苟且媚世之文章。为投诸侯“设于中国者”之好，百家之学人把“无乎不在”且“皆原于一”的道术数散于天下，“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必然造成“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以致“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由此产生了庄子对于“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的诘问与感慨。在学理上，由于庄子学无所不窥，因此看破了诸家底细，“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辩也者，有不见也”。由此发生庄子力图消除存在分歧的诸多“有智之知”，以达“无知之知”的向往与努力。
对于现实思想界的弊端，不可逃逸“幻觉之现实”的庄子不得不刻意与之拉开距离，“沉溺于对现实的一种消极反抗”[2]：“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具体来讲，庄子认为：人之身心若为“物役”，必然丧失自由自在之本性——人成为非人，与禽兽何异？对于前者，唯有“属书禽辞，指事类情，……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对于后者，庄子认为“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故“莫若以明”。不如效仿古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
如果说庄子对于现实世界的无言反抗是通过个体自我逃逸社会属性而固守自由自在的自然本性表现出来的，思想上的反抗则是通过把自我意识消融于根本不可实现的“无竟”道论之中。此在之现实全是幻觉，彼在之虚无才是实有，以否定此在现实来遥契彼在道一，就是庄子思想的旨归。然而，由此也带来庄子之悲剧：此在之现实尽管是幻觉，也至少是人不可选择之寄寓和流所，因此对于彼在之实有只能在精神中“逍遥一游”，不可能完全抵达。在庄子看来，现实中的悲惨境遇只是并不可怕的“小畏”，“疲役而不知其所归”才是最大的“哀邪”。
三、结语
闻一多先生认为：“庄子著述，与其说是哲学，毋宁说是客中思家的哀呼；他运用思想，与其说是寻求真理，毋宁说是眺望故乡，咀嚼旧梦。”[3]尽管有论者指出，庄子的神秘境界“只是一种空虚的自我安慰和自我陶醉”。[4]不过，我们基于上述理由可以看出，庄子的人生哲学与人生实践高度一致。
参考文献：
[1]钱穆.庄老通辨.历史上的庄子：国学大师说老庄及道家.云南人民出版社：56-57.
[2]李泽厚.漫述庄禅.中国社会科学，1985（1）.
[3]闻一多全集.古典新义.庄子：国学大师说老庄及道家.云南人民出版社：105.
[4]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P22-302.
关键词： 庄子 庄子思想 《庄子集释》
一、引言
据《史记》载：“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楚威王聘之，却而不往。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庄子以自己的经历演绎了他思想的精义：“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齐物论》）庄子的思想是如何产生的呢？
二、庄子思想产生的原因
首先，庄子思想的产生与其所处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司马迁留下的简介足以说明这一点。钱穆先生如是理解[1]：（1）蒙（县）在今天河南商丘以北一带，当时隶属宋国。“宋国出于商后”，深受殷商文化影响。古人言商尚鬼，周尚文。也即是说，商文化特质截然有异于周文化，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反映在哲学思想上就是好玄理——重理想胜过于人生之实际，故庄子的思想不能不受民风熏陶。（2）古时蒙县地区并不像现在这样干燥贫瘠。那里水利兴盛，土壤膏胒，物产丰富，水木明秀，风景清和，而且是东南地区通往中原的交通孔道。所以，汉文帝时特把此地赐封给其爱子梁孝王，后者正是凭借天时地利物产之势，创造了当时文化艺术风流荟萃的中心。（3）周尝为蒙之漆园吏，正是如此，漆园究竟是满目充溢着青绿的树木和芬芳的花草，让庄子没有多少尘俗的牵绊，终日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矣；此山谷……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刻意篇》）。通过钱穆先生的这番还原式诠释，庄子的生活图景部分地鲜活起来，让世人大致地明白庄子成其为自己的一些前提条件，同时也不难理解：庄子为何如此放浪形骸，达观自得？其作品为何弥漫生意盎然的自然之美感？其学无所不窥，又何以要本归于老子之言？
仅此而已，庄子形象并不完备。我们还应该在更为广阔的时代背景下描述和刻画之。庄子生活在动荡不定的战乱年代，“方今之时，仅免刑焉”（《人间篇》）成为人们仅有的愿望。在朝不保夕的恐惧状态中，随时均会飞来横祸，死于非命。与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一样，庄子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如何在战乱中安身立命，即在个体生存论意义上探讨现实人的价值和幸福——如何看待人之生死。《天下篇》有云：“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庄子本人也深受动乱之苦，养家糊口也很成问题。《外物篇》载：“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山木篇》载：“衣大布而补之，正絜系履而过魏王。”无论是否寓言措辞，说他穷困潦倒并不为过。然以庄子“其学无所不窥”之才智，要赚取名声利禄，可谓轻而易举。且不论朋友惠施曾高居梁国宰相之位，《史记》有传：“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不想，庄子却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由此可见，庄子并非不想入庙堂，实在是怀有对残酷刑事的切肤之痛楚，故与其“宁死为留骨而贵”，不如选择“曳尾于涂中”。其愤激的遁词背后蕴含着在“复为纣所为”的政治现实中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沧桑和无奈。在庄子看来：“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见剖心征也夫！”（《山木篇》）世人皆谓庄子是“出世主义”，不关心民间疾苦，是乐安天命、与世无用的守旧派。其实不然，当我们结合上述怨愤之言，细细品味“旧国旧都，望之畅然”（《则阳》）透露出的孤凄、苍凉、惆怅时，庄子的济世救人的意蕴油然而生，只不过这种意蕴是通过否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理想与现实巨大的反差体现出的冲突之美，不仅在文学史上留下“诡异可观”的文辞奇迹，而且赋予他哲学思想“万籁怒号”的批判力量。
庄子敏锐地感受和直觉到自身所处时代的弊端，在他的作品中时刻显示出深刻的批判锋芒，此乃庄子思想之魅力所在。可以说，他的理想价值（或者说绝对幸福）主要通过对它所处思想界的现实弊端的无情批判而构筑起来的。在学风上，他看透了当时学人热衷宦途，做苟且媚世之文章。为投诸侯“设于中国者”之好，百家之学人把“无乎不在”且“皆原于一”的道术数散于天下，“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必然造成“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以致“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由此产生了庄子对于“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的诘问与感慨。在学理上，由于庄子学无所不窥，因此看破了诸家底细，“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辩也者，有不见也”。由此发生庄子力图消除存在分歧的诸多“有智之知”，以达“无知之知”的向往与努力。
对于现实思想界的弊端，不可逃逸“幻觉之现实”的庄子不得不刻意与之拉开距离，“沉溺于对现实的一种消极反抗”[2]：“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具体来讲，庄子认为：人之身心若为“物役”，必然丧失自由自在之本性——人成为非人，与禽兽何异？对于前者，唯有“属书禽辞，指事类情，……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对于后者，庄子认为“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故“莫若以明”。不如效仿古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
如果说庄子对于现实世界的无言反抗是通过个体自我逃逸社会属性而固守自由自在的自然本性表现出来的，思想上的反抗则是通过把自我意识消融于根本不可实现的“无竟”道论之中。此在之现实全是幻觉，彼在之虚无才是实有，以否定此在现实来遥契彼在道一，就是庄子思想的旨归。然而，由此也带来庄子之悲剧：此在之现实尽管是幻觉，也至少是人不可选择之寄寓和流所，因此对于彼在之实有只能在精神中“逍遥一游”，不可能完全抵达。在庄子看来，现实中的悲惨境遇只是并不可怕的“小畏”，“疲役而不知其所归”才是最大的“哀邪”。
三、结语
闻一多先生认为：“庄子著述，与其说是哲学，毋宁说是客中思家的哀呼；他运用思想，与其说是寻求真理，毋宁说是眺望故乡，咀嚼旧梦。”[3]尽管有论者指出，庄子的神秘境界“只是一种空虚的自我安慰和自我陶醉”。[4]不过，我们基于上述理由可以看出，庄子的人生哲学与人生实践高度一致。
参考文献：
[1]钱穆.庄老通辨.历史上的庄子：国学大师说老庄及道家.云南人民出版社：56-57.
[2]李泽厚.漫述庄禅.中国社会科学，1985（1）.
[3]闻一多全集.古典新义.庄子：国学大师说老庄及道家.云南人民出版社：105.
[4]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P22-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