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词学研究已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假若我们作个总体考察，可以发现，词学研究的范围基本上还局限在作家作品方面。对词学理论，特别是对有清一代大量词学理论著作的研究，除《人间词话》外，几乎还是空白。最近，齐鲁书社出版的《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为后人开展研究，作了相当有益的基础工作，正如程千帆先生在《序》中说的：“上不负作者之苦心，下有益于来学之佳事。”
　　本书的出版提供给我们一本迄今为止最完备的本子，使读者对《白雨斋词话》有个整体观。一九五九年，郭绍虞、罗根泽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中曾收入此书，由于当时还未发现陈氏手稿足本，只根据其门人许正诗、包荣翰等整理，其父铁峰审定的八卷册节本付梓出版。这一遮幅式的本子，无论是对词学研治者，还是对想了解或准备从事这方面研究的读者来说，终有全豹未窥之憾。本书采用了新发现的陈氏十卷手稿足本为底本，向人们展示了《白雨斋词话》理论的系统性。
　　陈氏早岁从事倚声之学，于二十一岁(一八七四年)之际，已完成词总集——《云韶集》的编选。是书上始唐，下迄清，计录有历代词作三千四百余首，其中还有陈氏品评作品时许多详赡的理论阐述。而这些观点，与其去世一年(一八九二年)完成的《白雨斋词话》却大相径庭。陈氏早期词论崇尚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以清空骚雅为宗，晚期转向了以张惠言为首的常州词派，以深美婉约为旨。作者为让读者了解陈氏理论的发展变化情况，在笺注中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把还属海内孤本的《云韶集》中的陈氏早期词论，一一相应地注在《白雨斋词话》的各条目后，便于对照比较，使读者掌握其词学思想发展的脉络端绪，追蹑其从浙西派转变到常州派的发展轨迹，知人论世，使研究和分析更加深入。
　　陈氏的“沉郁”说理论，与王国维的“境界”说和况周颐的“重、拙、大”说，在晚清词学论坛犹如三足鼎立，皆独具只眼，各臻其极，对后世论词产生了很大影响。每一种理论的形成，总有其递嬗之迹，若在文学史中找到其承先启后的历史地位，我们就不难判断其理论的价值。本书不仅向读者展示了陈氏理论的横向面(整体观)和纵向面(发展观)，还把陈氏理论放到词学理论的历史长河中，引导读者去思索和辨析。在笺注中，作者经过缜密的考辨，引用了大量丰富资料作注，从所列书目看，就达三百五十余种。这些书籍，有许多从未再版过，现在已很难看到，因而无论对一般读者，还是对专业研究者，都是十分有参考价值的。读者可从陈氏的理论，追溯到其形成的胚胎，考察其源流演变，从而判断出其理论在词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当然，此书也有不足之处。作者在《例言》中谈到：“凡所引据，必核原书。”实际情况并不尽然。如一一三页就有两条引文错误。在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竹山词提要》时，把“调音谐畅”误为“音词谐畅”。引《艺概》时，在“视梦窗较清”前漏“其思”两字。这两条错误与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注》中的引文错误相同(见第二三四——二三五页)。可见，这是作者在转摘后，未核原书而造成的沿误。此外，引文还有不少其它错误，如一○八页引冯煦语时，把“聋聩”误为“聋”；一一四页中引蒋捷《贺新郎》时，把“与秋俱老”错为“与红俱老”。从一○八页到一一四页中，就发现有四条错误，其比率应该说是较高的，当然，这与排字和校对不无关系。
　　
　　(《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屈兴国校注，齐鲁书社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第一版，3.9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