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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的提出、确立、深化、拓展和综合的发展进程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由他所提出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所形成的方法论系统，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为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近现代转化作出了积极贡献；他试图从方法论上将中国传统哲学的直觉主义方法、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辩证法打通，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融会贯通，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开启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冯友兰把历史学的方法、哲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相结合，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关键词：冯友兰；方法论；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7)03－0164－04
冯友兰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他一生孜孜以求，所著的“贞元六书”和“三史”成为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名篇佳作，所创立的新理学形成了与熊十力、梁漱溟所建构的新心学相对峙的哲学体系，为中国哲学的创新发展和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所提出的“正的方法”(逻辑分析方法)与“负的方法”(直觉主义方法)、“照着讲”与“接着讲”的方法、“释古”方法、“抽象继承法”等在探索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推进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近代化、现代化。这里仅从三个方面简要说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的特点及贡献。
一、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始终都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
在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冯友兰自始至终都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20世纪20年代初，他初涉哲坛，就明确把比较方法、科学方法和哲学方法作为治中国哲学史的基本方法。例如，1920年底作的《与印度泰谷尔谈话》一文，其中谈到要把中国的旧东西(当然包括中国哲学)当事实来研究，所用的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他所作的《柏格森的哲学方法》一文，主张分析方法与直觉方法的统一；《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之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一文运用的是以西释中、以今释古的比较方法；1923年写成的博士论文——《天人损益论》，于1924年由上海印书馆出版时改名为《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已初步提出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1925年以后，他在研究、讲授、撰写中国哲学史的过程中，扬弃了中国传统的“汉学”方法和“宋学”方法，采纳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逻辑分析方法，于30年代初出版了具有中国哲学史典范意义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1937年与人合著的《怎样研究中国哲史?》一文，提出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六种方法，即钻研西洋哲学、搜集哲学史料、详密规划迹团、探索时代背景、审查哲人身世和评述哲人哲学，构筑了较为系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他于30年代中期对“释古”方法的阐释，30年代末关于“照着讲”和“接着讲”的提出，40年代对“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的系统论述，丰富、深化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并创立了融贯中西的新理学哲学体系。五六十年代，他在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观点与资料的统一作了引申发挥，并提出了“抽象继承法”和“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对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作了新的拓展，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独立完成两卷《中国哲学史新编试稿》。80年代，他在总结以往中国哲学史研究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主动、大胆地走出政治化思维的藩篱，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前提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作了新的诠解，提出了阶级观点和民族观点的统一、“学院式”研究法和“书院式”研究法及“双译法”等，对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作了更高的综合，他也因此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总之，冯友兰在他长达四分之三世纪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方法及方法论始终是他关注的中心。由此我们可以断言，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自觉探索，是他成就“三史”“六书”的重要前提，也是他始终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前沿并成为领军人物的关键。
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西方哲学的方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的融会贯通
在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主流是援引西方哲学的观念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20年代，冯友兰先是受实用主义的影响，后期开始转向新实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50年代至晚年大体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早期研究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基本上沿着胡适用西方的哲学方法、科学方法以改造传统哲学方法的方向。胡适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为其方法论的核心，倡导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的统一，主张杜威的“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实验的方法”)、“历史的态度”(“历史的方法”)，赫胥黎的“存疑主义”，以及“拿证据来”的原则，将科学方法、逻辑方法和哲学方法统而为一。胡适主要是通过清代朴学所蕴涵的具有实证精神的“汉学”方法来接引他的美国老师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哲学方法或科学方法；这一“接引”，不仅使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方法在中国大行其道，而且也使中国传统的“汉学”方法更加精密、严格、系统化了，推进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近代化、现代化。
冯友兰既受到胡适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影响，又接受杜威和詹姆士等人的实用主义哲学的浸染，所以，一开始他也把求实、求真、存疑的科学方法作为治学的根本方法，并高度称赞西方科学理性追求清楚的思想和科学的真实性的精神。但是当冯友兰由实用主义转向新实在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后，就超越了胡适。例如，胡适重“疑古”，冯友兰则由“信古”经“疑古”而达“释古”。胡适重证据的“汉学”，冯友兰则重义理的“宋学”，虽然胡适也不轻义理，冯友兰也不轻考证，但就治中国哲学史而言，“宋学”的方法胜于或高于“汉学”的方法。因为，研究历史上的哲学，若只是停留在解释文字的考证、训诂上，而不进而去了解、体会其义理，就不能算是真切地把握了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尽管冯友兰和胡适都在用现代西方的科学和哲学方法来改造、提升传统“汉学”与“宋学”，所不同的是胡适主要是依据杜威的实用主义方法，而冯友兰则主要是依据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若从他们研究中国哲学史所取得的成果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发展看，冯友兰高于胡适。
西方哲学对冯友兰影响至深至远者，当推新实在主义和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这两派共同倡导的逻辑分析方法是西方哲学上千年发展的重要成果，冯友兰称之为西方哲学家“点石成金”的手指头。冯友兰和金岳霖等清华学派的代表把逻辑分析方法引进中国哲学界，确实是一种意义十分重大的 事情。对此，冯友兰十分自觉，他说：“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言，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对于中国人来说，传人佛家的负的方法，并无关紧要，因为道家早已有负的方法，当然佛家的确加强了它。可是正的方法的传人，就真正是极其重要的大事了。它给于中国人一个新的思想方法，使其整个思想为之一变。”中国传统哲学中并不是完全没有逻辑(如先秦名家、墨家都有名辩逻辑)，也不乏“辨名析理”的分析，但与负的方法即直觉主义方法相比，所缺的是严格区分外在与内在、客观与主观、事实与价值、逻辑与心理等的二元分立的逻辑分析方法。冯友兰独具慧眼，既以之为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分析中国哲学特别是程朱理学，又以之为建构哲学的方法，创立了新理学哲学体系。对西方哲学这一抽象的、形式的、逻辑的分析方法，冯友兰既用中国哲学的“辨名析理”的方法来加以诠解，又用直觉主义方法对之加以补充，从而形成了“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相统一的哲学方法论和哲学史方法论。我认为，当冯友兰强调用逻辑分析方法来解释和分析中国古代的观念，从而澄清传统哲学的概念和命题的时候，他是在尝试着中西哲学方法的结合；而当他要拿直觉主义或神秘主义方法来补充逻辑分析方法时，他不仅不能将分析进行到底，甚至又重新步入中国传统哲学笼统直观、模糊多义的混沌中。这一矛盾，冯友兰晚年也未能解决。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到三四十年代已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及其思想文化，包括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他们出版了多种研究中国思想史、哲学史著作，如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1936年)，赵纪彬的《中国哲学史纲要》(1939年)，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1944年)和《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1947年)，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1947年)等等，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的研究中国思想史、哲学史范式，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作为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的侯外庐，在作为《中国思想通史》开端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序言”中，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化为具体的治中国哲学史的原则和方法，这包括：“一、社会历史阶段的演进，与思想史阶段的演进，存在着什么关系。二、思想史、哲学史出现的范畴、概念，同它所代表的具体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怎样的先后不同。范畴，往往掩盖着思想实质，如何分清主观思想与客观范畴之间的区别。三、人类思想的发展与某一时代个别思想学说的形成，其间有什么关系。四、各学派之间的相互批判与吸收，如何分析究明其条理。五、世界观与方法论相关联，但是有时也会出现矛盾，如何明确其问的主导与从属的关系。”这里存在着一个由社会史而思想史而哲学史的研究理路，特别坚持从社会史切入，着重于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说明。这就使该著及后来的《中国思想通史》具有博杂的特征。因此．从哲学的眼光看，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只能算是一部泛化的《中国哲学史》。
40年代，侯外庐、赵纪彬等在研究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时，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及《新理学》《新原道》等著作成了他们学习、参考、讨论、批判的对象。对于两汉以后的思想史，跟冯友兰偏重于儒学诸家不同，他们着重研究异端思想和正统儒学的斗争，无神论和有神论的斗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表彰中国思想史上的唯物论的光辉传统，包含了后来被称之为两个“对子”——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也孕育了“唯物”进步、革命，“唯心”落后、反动的评价标准。这些就是受当时疾风暴雨式的政治斗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与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侯外庐等人不同，冯友兰是作为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从学理上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自从接受唯物史观以后，他就一直相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并用它来考察社会历史及精神文化。他在《中国哲学史》中所以将中国哲学史划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就是依据了唯物史观的这一基本原理。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一原理跟中国的“知人论世”的传统相结合，提出了“探索时代背景”和“审查哲人身世”的哲学史研究方法。这可以说是跟马克思主义学派相通的。所不同的是，冯友兰并没有接受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也没有把这种方法当作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根本方法，这恰恰反映了冯友兰“中道”、“多元”的学术立场，异于马克思主义学派强调“斗争”的政治化思维方式。这一不同可以说是学院派思想家与政治思想家的不同。由此我们也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学派在40年代的治学理路，已埋下了政治统帅学术的伏笔。
50年代以后，冯友兰半自觉半主动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试图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从实际结果看，冯友兰也没有完全机械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而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结合自己的新理学哲学思想，提出了融合马克思主义方法的颇具特色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如“抽象继承法”、“普遍性形式”思想、阶级观点和民族观点相统一等，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观点与资料的统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方法，可以说是50年代以后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探索中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对于纠正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简单化、庸俗化、教条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冯友兰在探索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过程中，试图综合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西方哲学的方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尽管其中也存在着牵强、抵牾的地方，但他所主张的融会贯通的方向是正确的。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中国传统的哲学方法并没有过时，西方哲学的方法也并不离隔，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也并不是唯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尺，需要的倒是，以我为主，广采博取，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推进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三、冯友兰把历史学的方法、哲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相结合，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就哲学史的对象是哲学而言，研究哲学史就是研究哲学；就哲学史的对象是历史上的哲学而言，研究哲学史就是研究以往哲学家的哲学。显然，研究哲学史就是哲学的研究和史(学)的研究的合一。对中国哲学史，冯友兰一开始就有一种学科的自觉，他不仅把中国哲学史看成是中国“哲学”史，而且认为它是中国哲学“史”。这就抓住了中国哲学史兼具中国哲学和史学的特征。所以对中国哲学史来说，就可以兼用历史学的方法和哲学的方法。
冯友兰一贯自信自己写的中国哲学史是哲学多，而历史少，但作为专门的中国哲学史仍然是历史 科学中的一种，因此可以用史学的方法(不管是传统史学的方法、西方近现代史学的方法，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搜集史料、审查史料、分析史料，通过归纳、分析与综合等而获得哲学史的真实。同时，要理解和把握历史上一个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还要有哲学的眼光和哲学的方法，这样才能跟历史上的哲学家进行真正的对话：看他想些什么，见些什么，说些什么；他是怎样想的，怎么说的；他为什么这样想，这样说；哪些他没有想，没有说；替他把他想说而没有说的话说出来。通过史学的方法和哲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就可以从过去哲学家没有形式上的系统的材料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来，并赋予它一个形式上的系统，进而用所能看到的一鳞半爪，恢复一条龙，并且尽可能地符合这条龙的本来面目，以求达到客观、真实、合理的理解。
以现在的学科划分看，作为哲学和史学之综合的哲学史应属于人文科学，既不同于社会科学，也不同于自然科学。从冯友兰对哲学史学干斗性质的判定看，中国哲学史具有人文科学的特点。在冯友兰看来，虽然存在着本然的、客观的中国哲学史，但是哲学史家所写的实然的中国哲学史，却是本哲学史家之“见”所成的中国哲学史，因为哲学史家的主观的见解之中，既包含着理性的、逻辑的成分，也包含情感的、意志的、审美的等非理性的成分，而这恰恰体现了作为人文科学追求精神价值和意义信念的学科特征。所以，冯友兰也特别强调，研究中国哲学史，要通过直觉、诠解的方法，以求历史上哲学家之本“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运用解释学的方法、接受学的方法，精神分析学的方法、人类学的方法等等，来理解和体悟历史上哲学家的哲学的真精神。从另一方面说，作为人文科学的中国哲学史，又跟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相通的，所以，自然科学的假说、观察、实验、推理等实证的、逻辑的方法，以及社会科学的调查、统计、归纳、分析等方法，在一定的程度上都可以用作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因此，以人文科学的方法特别是哲学方法为主，兼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不仅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应有之意，是中外哲学史研究之实，也是未来治中国哲学史方法的方向。
总之，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的提出、确立、深化、拓展和综合的发展进程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由他所提出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所形成的方法论系统，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为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近现代转化作出了积极贡献；从冯友兰与20世纪三大哲学思潮的关系看，他的哲学思想始终跟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试图从方法论上将中国传统哲学的直觉主义方法、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辩证法打通，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融会贯通，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开启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冯友兰把历史学的方法、哲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相结合，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责任编辑：秋 河
作者简介：高秀昌，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博士，河南大学硕士生导师。
关键词：冯友兰；方法论；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7)03－0164－04
冯友兰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他一生孜孜以求，所著的“贞元六书”和“三史”成为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名篇佳作，所创立的新理学形成了与熊十力、梁漱溟所建构的新心学相对峙的哲学体系，为中国哲学的创新发展和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所提出的“正的方法”(逻辑分析方法)与“负的方法”(直觉主义方法)、“照着讲”与“接着讲”的方法、“释古”方法、“抽象继承法”等在探索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推进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近代化、现代化。这里仅从三个方面简要说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的特点及贡献。
一、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始终都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
在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冯友兰自始至终都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20世纪20年代初，他初涉哲坛，就明确把比较方法、科学方法和哲学方法作为治中国哲学史的基本方法。例如，1920年底作的《与印度泰谷尔谈话》一文，其中谈到要把中国的旧东西(当然包括中国哲学)当事实来研究，所用的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他所作的《柏格森的哲学方法》一文，主张分析方法与直觉方法的统一；《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之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一文运用的是以西释中、以今释古的比较方法；1923年写成的博士论文——《天人损益论》，于1924年由上海印书馆出版时改名为《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已初步提出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1925年以后，他在研究、讲授、撰写中国哲学史的过程中，扬弃了中国传统的“汉学”方法和“宋学”方法，采纳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逻辑分析方法，于30年代初出版了具有中国哲学史典范意义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1937年与人合著的《怎样研究中国哲史?》一文，提出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六种方法，即钻研西洋哲学、搜集哲学史料、详密规划迹团、探索时代背景、审查哲人身世和评述哲人哲学，构筑了较为系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他于30年代中期对“释古”方法的阐释，30年代末关于“照着讲”和“接着讲”的提出，40年代对“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的系统论述，丰富、深化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并创立了融贯中西的新理学哲学体系。五六十年代，他在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观点与资料的统一作了引申发挥，并提出了“抽象继承法”和“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对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作了新的拓展，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独立完成两卷《中国哲学史新编试稿》。80年代，他在总结以往中国哲学史研究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主动、大胆地走出政治化思维的藩篱，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前提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作了新的诠解，提出了阶级观点和民族观点的统一、“学院式”研究法和“书院式”研究法及“双译法”等，对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作了更高的综合，他也因此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总之，冯友兰在他长达四分之三世纪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方法及方法论始终是他关注的中心。由此我们可以断言，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自觉探索，是他成就“三史”“六书”的重要前提，也是他始终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前沿并成为领军人物的关键。
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西方哲学的方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的融会贯通
在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主流是援引西方哲学的观念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20年代，冯友兰先是受实用主义的影响，后期开始转向新实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50年代至晚年大体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早期研究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基本上沿着胡适用西方的哲学方法、科学方法以改造传统哲学方法的方向。胡适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为其方法论的核心，倡导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的统一，主张杜威的“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实验的方法”)、“历史的态度”(“历史的方法”)，赫胥黎的“存疑主义”，以及“拿证据来”的原则，将科学方法、逻辑方法和哲学方法统而为一。胡适主要是通过清代朴学所蕴涵的具有实证精神的“汉学”方法来接引他的美国老师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哲学方法或科学方法；这一“接引”，不仅使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方法在中国大行其道，而且也使中国传统的“汉学”方法更加精密、严格、系统化了，推进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近代化、现代化。
冯友兰既受到胡适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影响，又接受杜威和詹姆士等人的实用主义哲学的浸染，所以，一开始他也把求实、求真、存疑的科学方法作为治学的根本方法，并高度称赞西方科学理性追求清楚的思想和科学的真实性的精神。但是当冯友兰由实用主义转向新实在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后，就超越了胡适。例如，胡适重“疑古”，冯友兰则由“信古”经“疑古”而达“释古”。胡适重证据的“汉学”，冯友兰则重义理的“宋学”，虽然胡适也不轻义理，冯友兰也不轻考证，但就治中国哲学史而言，“宋学”的方法胜于或高于“汉学”的方法。因为，研究历史上的哲学，若只是停留在解释文字的考证、训诂上，而不进而去了解、体会其义理，就不能算是真切地把握了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尽管冯友兰和胡适都在用现代西方的科学和哲学方法来改造、提升传统“汉学”与“宋学”，所不同的是胡适主要是依据杜威的实用主义方法，而冯友兰则主要是依据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若从他们研究中国哲学史所取得的成果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发展看，冯友兰高于胡适。
西方哲学对冯友兰影响至深至远者，当推新实在主义和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这两派共同倡导的逻辑分析方法是西方哲学上千年发展的重要成果，冯友兰称之为西方哲学家“点石成金”的手指头。冯友兰和金岳霖等清华学派的代表把逻辑分析方法引进中国哲学界，确实是一种意义十分重大的 事情。对此，冯友兰十分自觉，他说：“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言，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对于中国人来说，传人佛家的负的方法，并无关紧要，因为道家早已有负的方法，当然佛家的确加强了它。可是正的方法的传人，就真正是极其重要的大事了。它给于中国人一个新的思想方法，使其整个思想为之一变。”中国传统哲学中并不是完全没有逻辑(如先秦名家、墨家都有名辩逻辑)，也不乏“辨名析理”的分析，但与负的方法即直觉主义方法相比，所缺的是严格区分外在与内在、客观与主观、事实与价值、逻辑与心理等的二元分立的逻辑分析方法。冯友兰独具慧眼，既以之为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分析中国哲学特别是程朱理学，又以之为建构哲学的方法，创立了新理学哲学体系。对西方哲学这一抽象的、形式的、逻辑的分析方法，冯友兰既用中国哲学的“辨名析理”的方法来加以诠解，又用直觉主义方法对之加以补充，从而形成了“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相统一的哲学方法论和哲学史方法论。我认为，当冯友兰强调用逻辑分析方法来解释和分析中国古代的观念，从而澄清传统哲学的概念和命题的时候，他是在尝试着中西哲学方法的结合；而当他要拿直觉主义或神秘主义方法来补充逻辑分析方法时，他不仅不能将分析进行到底，甚至又重新步入中国传统哲学笼统直观、模糊多义的混沌中。这一矛盾，冯友兰晚年也未能解决。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到三四十年代已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及其思想文化，包括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他们出版了多种研究中国思想史、哲学史著作，如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1936年)，赵纪彬的《中国哲学史纲要》(1939年)，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1944年)和《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1947年)，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1947年)等等，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的研究中国思想史、哲学史范式，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作为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的侯外庐，在作为《中国思想通史》开端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序言”中，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化为具体的治中国哲学史的原则和方法，这包括：“一、社会历史阶段的演进，与思想史阶段的演进，存在着什么关系。二、思想史、哲学史出现的范畴、概念，同它所代表的具体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怎样的先后不同。范畴，往往掩盖着思想实质，如何分清主观思想与客观范畴之间的区别。三、人类思想的发展与某一时代个别思想学说的形成，其间有什么关系。四、各学派之间的相互批判与吸收，如何分析究明其条理。五、世界观与方法论相关联，但是有时也会出现矛盾，如何明确其问的主导与从属的关系。”这里存在着一个由社会史而思想史而哲学史的研究理路，特别坚持从社会史切入，着重于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说明。这就使该著及后来的《中国思想通史》具有博杂的特征。因此．从哲学的眼光看，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只能算是一部泛化的《中国哲学史》。
40年代，侯外庐、赵纪彬等在研究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时，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及《新理学》《新原道》等著作成了他们学习、参考、讨论、批判的对象。对于两汉以后的思想史，跟冯友兰偏重于儒学诸家不同，他们着重研究异端思想和正统儒学的斗争，无神论和有神论的斗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表彰中国思想史上的唯物论的光辉传统，包含了后来被称之为两个“对子”——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也孕育了“唯物”进步、革命，“唯心”落后、反动的评价标准。这些就是受当时疾风暴雨式的政治斗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与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侯外庐等人不同，冯友兰是作为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从学理上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自从接受唯物史观以后，他就一直相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并用它来考察社会历史及精神文化。他在《中国哲学史》中所以将中国哲学史划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就是依据了唯物史观的这一基本原理。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一原理跟中国的“知人论世”的传统相结合，提出了“探索时代背景”和“审查哲人身世”的哲学史研究方法。这可以说是跟马克思主义学派相通的。所不同的是，冯友兰并没有接受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也没有把这种方法当作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根本方法，这恰恰反映了冯友兰“中道”、“多元”的学术立场，异于马克思主义学派强调“斗争”的政治化思维方式。这一不同可以说是学院派思想家与政治思想家的不同。由此我们也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学派在40年代的治学理路，已埋下了政治统帅学术的伏笔。
50年代以后，冯友兰半自觉半主动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试图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从实际结果看，冯友兰也没有完全机械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而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结合自己的新理学哲学思想，提出了融合马克思主义方法的颇具特色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如“抽象继承法”、“普遍性形式”思想、阶级观点和民族观点相统一等，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观点与资料的统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方法，可以说是50年代以后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探索中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对于纠正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简单化、庸俗化、教条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冯友兰在探索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过程中，试图综合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西方哲学的方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尽管其中也存在着牵强、抵牾的地方，但他所主张的融会贯通的方向是正确的。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中国传统的哲学方法并没有过时，西方哲学的方法也并不离隔，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也并不是唯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尺，需要的倒是，以我为主，广采博取，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推进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三、冯友兰把历史学的方法、哲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相结合，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就哲学史的对象是哲学而言，研究哲学史就是研究哲学；就哲学史的对象是历史上的哲学而言，研究哲学史就是研究以往哲学家的哲学。显然，研究哲学史就是哲学的研究和史(学)的研究的合一。对中国哲学史，冯友兰一开始就有一种学科的自觉，他不仅把中国哲学史看成是中国“哲学”史，而且认为它是中国哲学“史”。这就抓住了中国哲学史兼具中国哲学和史学的特征。所以对中国哲学史来说，就可以兼用历史学的方法和哲学的方法。
冯友兰一贯自信自己写的中国哲学史是哲学多，而历史少，但作为专门的中国哲学史仍然是历史 科学中的一种，因此可以用史学的方法(不管是传统史学的方法、西方近现代史学的方法，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搜集史料、审查史料、分析史料，通过归纳、分析与综合等而获得哲学史的真实。同时，要理解和把握历史上一个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还要有哲学的眼光和哲学的方法，这样才能跟历史上的哲学家进行真正的对话：看他想些什么，见些什么，说些什么；他是怎样想的，怎么说的；他为什么这样想，这样说；哪些他没有想，没有说；替他把他想说而没有说的话说出来。通过史学的方法和哲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就可以从过去哲学家没有形式上的系统的材料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来，并赋予它一个形式上的系统，进而用所能看到的一鳞半爪，恢复一条龙，并且尽可能地符合这条龙的本来面目，以求达到客观、真实、合理的理解。
以现在的学科划分看，作为哲学和史学之综合的哲学史应属于人文科学，既不同于社会科学，也不同于自然科学。从冯友兰对哲学史学干斗性质的判定看，中国哲学史具有人文科学的特点。在冯友兰看来，虽然存在着本然的、客观的中国哲学史，但是哲学史家所写的实然的中国哲学史，却是本哲学史家之“见”所成的中国哲学史，因为哲学史家的主观的见解之中，既包含着理性的、逻辑的成分，也包含情感的、意志的、审美的等非理性的成分，而这恰恰体现了作为人文科学追求精神价值和意义信念的学科特征。所以，冯友兰也特别强调，研究中国哲学史，要通过直觉、诠解的方法，以求历史上哲学家之本“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运用解释学的方法、接受学的方法，精神分析学的方法、人类学的方法等等，来理解和体悟历史上哲学家的哲学的真精神。从另一方面说，作为人文科学的中国哲学史，又跟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相通的，所以，自然科学的假说、观察、实验、推理等实证的、逻辑的方法，以及社会科学的调查、统计、归纳、分析等方法，在一定的程度上都可以用作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因此，以人文科学的方法特别是哲学方法为主，兼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不仅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应有之意，是中外哲学史研究之实，也是未来治中国哲学史方法的方向。
总之，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的提出、确立、深化、拓展和综合的发展进程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由他所提出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所形成的方法论系统，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为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近现代转化作出了积极贡献；从冯友兰与20世纪三大哲学思潮的关系看，他的哲学思想始终跟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试图从方法论上将中国传统哲学的直觉主义方法、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辩证法打通，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融会贯通，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开启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冯友兰把历史学的方法、哲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相结合，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责任编辑：秋 河
作者简介：高秀昌，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博士，河南大学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