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是人的第一需要，其理自古皆然。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时间序列中，生存对人造成的紧迫感却有程度上的差异。农业社会，常见的是田园牧歌式的画景，工商业社会，匆匆的脚步联接着人们的作息。前者向后者的转化，从历史的角度展示了社会的进步图景，但对后发国家而言，这又是被迫的。反映在人的生存本意上，其紧张度大大增加，甚至会出现某种歧变。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的形成和衍变为此提供了一个例证。
　　上海，由小渔村演变为国际性都市。其真正的历史契机是作为通商口岸被迫开放，其动力是商业化。于是，人口资金大量涌入，城区不规则地延展，既有的县城愈发显得暮霭沉沉，铸塑了这座城市特有的格局。继而，社会生活日趋商业化，城市人的行为与心态亦抹上了商业化的浓墨重彩。《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一八六○——一九一○)》一书的作者抓住了这一历史运动的主题；摹划了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变迁的长长画卷：优越的地理位置、发展迅疾的商贸，加速了上海商业化社会的形成。在这里，重商思潮宛如拍岸涛声不绝于耳；在这里，传统义利观失去了功效，追逐金钱成为唯一目标。由此，近代上海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品性，她是精明的商人、自觉的国民、热情的市民的三重复合体。
　　这是主要的积极的一面，而另一面则是，上海人追逐时髦，卖弄噱头，轻浮虚浪，掺假作伪，大遭世人诟病。这种迥异于传统中国人的双重品性的滋生，在二、三十年代，尤为典型。有人描摹三十年代的上海，称内地人来了不久，最愚蠢的会变得聪明，最忠厚的会变得狡猾，最古怪的会变得漂亮，拖鼻涕的小姑娘会变成卷发美人，单眼皮偏鼻的女士会变成仪态大方的太太，其词不无夸张，其意却可采择。它揭示了这样一个社会现象：一个个必须经过自身形象的改变，方可被上海社会接纳。
　　为什么会出现双重品性，为什么必须重塑形象？人们一般归因于商业化的社会土壤。(《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的作者亦是如此。)这当然亦能自圆其说，却没有重视“人与生存”的关系。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社会转型期间，人对生存的理解和适应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关注这种改变，正是体现了对“人”的关怀。
　　撩拨去百余年的风云迷雾，我们会发现，近代上海人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他们置身于东、西方两大文明折冲樽俎之地，他们置身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远离传统中心领域的上海人首先感知了自西徂东的汹涌澎湃的现代化浪潮，从上海这一窗口触抚进而吸纳着现代社会的逼人气息。上海滩上，充斥着各种机遇，朝夕之间可以改变人的一切，但诱惑存在的同时，又有立足生存的艰难。生存空间益趋逼仄，三代、四代同堂屡见不鲜，而且所谓的“堂”，往往是仅数平方米的“陋室”而已。
　　把握了近代上海人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才能真切地解读其种种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富裕者固然挥霍奢侈、崇尚风流，贫困者亦追逐功利、死要脸面。所有这些，从一般意义上讲，都是在拜金主义的商业社会中谋求生存的手段。就像鲁迅笔下的上海青年，晚上睡觉也要折叠好衣装，放在枕下，第二天穿上仍似新的一般挺括时髦。乍一看，不就是死要面子吗？但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在近代上海这个凭衣着分别地位高下的畸型社会中，穿着不好不仅遭人鄙夷，且将求职谋生无着。这显然已与传统社会中人伦关系支配下的面子观念大异其趣。
　　因此，要了解近代上海人，要理解近代上海人的社会心态，除了剖析商业化的社会背景，还必须从“人”的角度解读其生存的意蕴。指出这一点，并非为了回护或掩短，而是为了有助于历史地看待和理解上海人。至于其双重的社会品性，要泼掉的是污水，不是婴儿。
　　
　　(《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乐正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版，6.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