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之隔，在甲地顺利通行，在乙地却必须办证，否则罚款;审批项目，甲部门说需乙部门先出证明，乙部门说需甲部门先出证明;上级部门说不许收费，下级部门说其实还是要收一定费用……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和部门不同程度地存在政策“打架”现象，导致企业无所适从，并增加了运营成本。

一江之隔政策截然相反，企业左右为难

　　“仅一江之隔，为啥同一辆通勤车适用的政策却截然相反？”交了2万元罚款才取回公司大客车的湖北黄冈鸿辉通勤公司负责人孙辉，很长时间都未能解开心结。
　　孙辉的公司拥有30多台大客车，为黄冈市内多家企事业单，立提供接送员工上下班的服务。9月初，公司一辆通勤车驶过长江大桥到鄂州城区。被鄂州市运管处执法人员以“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擅自从事道路旅客运输活动”为由拦下。
　　孙辉与客车注册地所在的黄冈市运管部门沟通，但被告知按照规定客运营运车辆是指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通勤服务车未纳入道路旅客运输范畴，不需要办理许可证。
　　多次协调未果，为了能顺利在两地跑，孙辉只好在鄂州租用旅游客车，“运营成本肯定比自家车要高不少”。
　　除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政策冲突，还有企业反映，有的部门将各自业务互设为“前置条件”，造成办事“死结”。
　　福建莆田一家医疗集团打算在东部沿海某城市租用商业办公楼。开办专科医院。到卫生部门办理医疗执业许可证时，卫生部门说，要先找规划部门把商业用地变更成医疗用地。找到规划部门，被告知办理土地使用变更，必须先拿到医疗执业许可证。几轮下来，企业只好宣布放弃。
　　还有企业反映，尽管国家和相关监管部门制定了明确政策，但到基层具体执行时，往往“走了样”。比如，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监管部门早就三令五申，不得以贷收费，但银行机构实际执行中，往往设置各种收费名目。
　　东部沿海地区一家从事纺织业的小微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该企业近期向某银行申请贷款，被要求按2%比例收取“财务顾问费”才能放贷。反复询问这笔收费的依据在哪儿，银行也说不出来。企业急需融资，不得不接受这一不合理收费。

有的政出多门缺乏统筹，有的为局部利益搞“土政策”

　　为何出现“政策打架”现象？
　　——新兴领域存在管理空白，执行依据不一致。记者采访发现，通勤服务车属于这几年新出现的交通运输需求，各地对是否需要办理经营许可证理解和执行不同。与此相类，在商业银行参与企业债转股、共享单车管理等领域，都存在各地执行政策不同的现象。
　　——政出多门职责交叉，有的政策仓促出台。一位房地产开发项目董事长表示，在推进项目中，国土、发改、环保等部门对于同一个事项，经常给出不同的要求，谁都得罪不起，非常苦恼。
　　湖南行政学院教授唐琦玉说，很多企业项目对应多个职能部门，而部门多头管理下相互不通气、不协调。还有些政策因为赶任务临时起意，未经过充分调研就仓促制定出台。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局部利益搞“土政策”。一家银行负责人说，虽然相关部门为中小企业减负制定了系列政策，但银行等金融机构往往会设置类似“快速放贷费”“资金调剂费”等名目，从中增加收益。
　　有業内人士指出，部分基层部门机构制定内部“土政策”。利用其强势地位要求企业接受，这在很多涉企收费领域表现特别明显，“尽管与上级政策有冲突甚至完全相悖，但只要不被曝光，企业也不得不接受”。

提高新兴领域管理效率，加强监管清理违规“土政策”

　　湖南省政府参事柳思维等受访人士介绍，大部分在实际操作中产生冲突的政策，其出台导向都是方便职能部门管理，或基于部门自身利益，造成企业办事难度和成本增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新生表示，当前经济、科技发展迅速，市场变化和新型业态层出不穷，基层政府应加快对新生事物管理公共政策的研究和制定，积极扶持和推动企业创新发展，主动清除妨碍改革的陈规戒律。
　　唐琦玉等业内专家建议，破除政策上下不一的“弊病”，需要加强对政策落实情况的日常监管与督察，对政策执行中出现的变形、走样等问题实时纠偏。对于私自对政策“加码”等情况，加大惩处力度，提高违规成本，让各类违规“土政策”无所遁形。
　　记者采访发现，广东、山东、湖北等地目前已开展政策性文件清理工作。山东省潍坊市8月底结束的市政府文件集中清理工作中，1396件文件停止执行。主要原因是这些文件内容与现行上位法和上级政策文件相抵触，违背公平竞争原则，不符合“放管服”改革要求，已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