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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最后一位京派传人汪曾祺，在早期受沈从文等诸多因素影响，所建构的小说无论在思想还是在艺术上都带有刻意模仿的痕迹，尚未形成自己独有的审美趣味和风格；而在八十年代以后，汪曾祺对自己的部分小说进行了重构，改写后的小说，较之于先前有了自己特有的审美倾向和创作个性。探索其重构的表征，研究其重构的缘由，对于分析汪曾祺小说的发展与嬗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建构；重构；嬗变；戴车匠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1-0-01
汪曾祺，作为京派的最后一位传人，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学术界对汪曾祺的研究也比比皆是。然而，这些研究多是停留在单一的作品或文学史意义等层面。但纵观汪曾祺的创作，不难发现他在后期对诸多的文学作品做了重构，而对于这一重构的表征和缘由却少有涉足。因此，本文以他的两篇《戴车匠》为例，探索其小说的嬗变与发展历程。
一、建构与重构的表征
（一）思想主题的人道化
两个版本的《戴车匠》所要表达的都是“最后的车匠”和“沉默的城”这两个主题。但由于在继承与嬗变中，侧重点和程度的不同，使得1985年的重构呈现出思想主题更加人格化的倾向。
首先，对“最后的车匠”的继承。两个版本的《戴车匠》，都共同表达了“最后的车匠”这一主题。从表层上传达出了对传统手工艺消逝的哀婉，又暗含了对传统优秀文化流失的思考。面对追名逐利，世风败坏的当下，作者希望虚构一种宁静而又优美的乌托邦世界，来与现实形成对照，表达对优秀文化、民族精神流失的担忧与思索。
其次，对 “沉默的城”的重构。1947年的小说描绘了小而充实的店铺和戴车匠的生活方式，他 “只是缓缓地，从容地与他的时光厮守”[1]，他的个体生命中包蕴着中国人坚韧、勤勉等诸多品性。这座城，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和其比肩的是“边城”、“果园城”、“呼兰河[2]”。另外，小说的第一段，运用大量的笔墨插入了对两个老太婆的叙述。她们时而和颜悦色，但更多的是处心积虑，处处为自己谋利；而1985年的重构，作者便基本上略去了对“沉默的城”的写照。一方面，作者回乡时，戴车匠店已不复存在了。这种省略表达了作者对故乡、童年的追忆与隐忍的惆怅。文本显得更加温和，显示出其人道主义的关怀。
（二）叙事风格的个性化
本文以清明节孩子们玩“螺狮弓”这一情节为例，从叙事语言及风格层面来探讨汪曾祺小说在何种程度上呈现出个性化的倾向。
在语言层面，40年代的版本用了更多的笔墨来叙述这一情节，有许多刻意模仿的痕迹和重复之嫌。而80年代重构的小说略去了过多的细节刻画，紧紧围绕着清明风土人情这一意境展开叙述，显得更加简洁明快，清晰质朴，更富有诗意。这种嬗变可以看出他对语言的重视。汪曾祺本人也说：“我很重视语言，也许过分重视了。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只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3]。”
另外，還应注意重构后笔调的散文化。汪曾祺自叙：“我不善于讲故事。我也不大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就觉得不大真实。”[4]他成熟后的小说不再注重传统的人物、情节的刻画，而是仅仅围绕某种意境与氛围展开。因而，他省去了细节性较强的戴车匠与孩子的互动，略去了富有情节性的老太婆和戴车匠生活方式的叙述，而留恋于无完整情节与人物的风土人情描写。这也使其小说更“纯”。
二、建构与重构的缘由
汪曾祺处在传统与现代更迭的时代。因而，受时代影响，他的小说一方面带有浓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另一方面又具有西方的现代意识。其小说的重构与嬗变，与他的成长经历、创作经验、求学历程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传统文化与师承关系的影响
汪曾祺的小说传统文化底蕴丰富。这一方面来自家庭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又受学校教育的影响。其父汪菊生温和的性格，对他日后的创作与审美旨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后，他进入学校学习了中国古典文化，受儒家文化熏陶，形成了浓厚的传统与民间文化气息。另外，汪曾祺的恩师沈从文也对他独特风格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沈从文朴实文字传达的清晰的故事和健全的人生形式，成为汪曾祺其后创作的有益养料。另一方面，沈从文对自己小说重构的习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汪曾祺80年代对自己审美天地的重新建构。
（二）西方文化的冲击
当汪曾祺进入西南联大求学时，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西南联大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办学氛围，促进了各种文学潮流、文学创作艺术的涌入。纪德的“纯小说”风、卡夫卡象征暗示的手法、契诃夫随意自由的语言，批判与温暖的情怀都对汪曾祺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人生阅历的变化
汪曾祺的一生是充满坎坷与磨难的一生，母亲早逝，在反右斗争中被划入右派下放、文革中受到打击和压抑等等。在经历了无数岁月与世事的沧桑变化之后，老年的汪曾祺内心更加趋于平静与安稳，有一种看破红尘的坦然与随性，也充满了温情脉脉的人文关怀。因此，在80年代的《戴车匠》中，汪曾祺删去了对两个老太婆的生活方式的描写，由最初的冷漠态度变得更加平和，给予了她们更多宽容。
综上所述，汪曾祺受生活经历、师承关系、求学经历和人生阅历等诸多因素的交织影响，在80年代对前期的部分小说进行了思想内涵和叙事手法上的重构。在这一嬗变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和审美观念，其作品也走向了成熟。80年代后的复出，使他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成为现当代文学中一位杰出的大家。
参考文献：
[1]张雪蕊.写和重写[J].名作欣赏，2011（25）：27-28.
[2]汪曾祺.汪曾祺全集[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3]汪曾祺.矮纸集[M].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
[4]汪曾祺. 汪曾祺短篇小说选[M].北京出版社，1982.
关键词：建构；重构；嬗变；戴车匠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1-0-01
汪曾祺，作为京派的最后一位传人，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学术界对汪曾祺的研究也比比皆是。然而，这些研究多是停留在单一的作品或文学史意义等层面。但纵观汪曾祺的创作，不难发现他在后期对诸多的文学作品做了重构，而对于这一重构的表征和缘由却少有涉足。因此，本文以他的两篇《戴车匠》为例，探索其小说的嬗变与发展历程。
一、建构与重构的表征
（一）思想主题的人道化
两个版本的《戴车匠》所要表达的都是“最后的车匠”和“沉默的城”这两个主题。但由于在继承与嬗变中，侧重点和程度的不同，使得1985年的重构呈现出思想主题更加人格化的倾向。
首先，对“最后的车匠”的继承。两个版本的《戴车匠》，都共同表达了“最后的车匠”这一主题。从表层上传达出了对传统手工艺消逝的哀婉，又暗含了对传统优秀文化流失的思考。面对追名逐利，世风败坏的当下，作者希望虚构一种宁静而又优美的乌托邦世界，来与现实形成对照，表达对优秀文化、民族精神流失的担忧与思索。
其次，对 “沉默的城”的重构。1947年的小说描绘了小而充实的店铺和戴车匠的生活方式，他 “只是缓缓地，从容地与他的时光厮守”[1]，他的个体生命中包蕴着中国人坚韧、勤勉等诸多品性。这座城，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和其比肩的是“边城”、“果园城”、“呼兰河[2]”。另外，小说的第一段，运用大量的笔墨插入了对两个老太婆的叙述。她们时而和颜悦色，但更多的是处心积虑，处处为自己谋利；而1985年的重构，作者便基本上略去了对“沉默的城”的写照。一方面，作者回乡时，戴车匠店已不复存在了。这种省略表达了作者对故乡、童年的追忆与隐忍的惆怅。文本显得更加温和，显示出其人道主义的关怀。
（二）叙事风格的个性化
本文以清明节孩子们玩“螺狮弓”这一情节为例，从叙事语言及风格层面来探讨汪曾祺小说在何种程度上呈现出个性化的倾向。
在语言层面，40年代的版本用了更多的笔墨来叙述这一情节，有许多刻意模仿的痕迹和重复之嫌。而80年代重构的小说略去了过多的细节刻画，紧紧围绕着清明风土人情这一意境展开叙述，显得更加简洁明快，清晰质朴，更富有诗意。这种嬗变可以看出他对语言的重视。汪曾祺本人也说：“我很重视语言，也许过分重视了。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只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3]。”
另外，還应注意重构后笔调的散文化。汪曾祺自叙：“我不善于讲故事。我也不大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就觉得不大真实。”[4]他成熟后的小说不再注重传统的人物、情节的刻画，而是仅仅围绕某种意境与氛围展开。因而，他省去了细节性较强的戴车匠与孩子的互动，略去了富有情节性的老太婆和戴车匠生活方式的叙述，而留恋于无完整情节与人物的风土人情描写。这也使其小说更“纯”。
二、建构与重构的缘由
汪曾祺处在传统与现代更迭的时代。因而，受时代影响，他的小说一方面带有浓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另一方面又具有西方的现代意识。其小说的重构与嬗变，与他的成长经历、创作经验、求学历程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传统文化与师承关系的影响
汪曾祺的小说传统文化底蕴丰富。这一方面来自家庭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又受学校教育的影响。其父汪菊生温和的性格，对他日后的创作与审美旨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后，他进入学校学习了中国古典文化，受儒家文化熏陶，形成了浓厚的传统与民间文化气息。另外，汪曾祺的恩师沈从文也对他独特风格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沈从文朴实文字传达的清晰的故事和健全的人生形式，成为汪曾祺其后创作的有益养料。另一方面，沈从文对自己小说重构的习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汪曾祺80年代对自己审美天地的重新建构。
（二）西方文化的冲击
当汪曾祺进入西南联大求学时，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西南联大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办学氛围，促进了各种文学潮流、文学创作艺术的涌入。纪德的“纯小说”风、卡夫卡象征暗示的手法、契诃夫随意自由的语言，批判与温暖的情怀都对汪曾祺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人生阅历的变化
汪曾祺的一生是充满坎坷与磨难的一生，母亲早逝，在反右斗争中被划入右派下放、文革中受到打击和压抑等等。在经历了无数岁月与世事的沧桑变化之后，老年的汪曾祺内心更加趋于平静与安稳，有一种看破红尘的坦然与随性，也充满了温情脉脉的人文关怀。因此，在80年代的《戴车匠》中，汪曾祺删去了对两个老太婆的生活方式的描写，由最初的冷漠态度变得更加平和，给予了她们更多宽容。
综上所述，汪曾祺受生活经历、师承关系、求学经历和人生阅历等诸多因素的交织影响，在80年代对前期的部分小说进行了思想内涵和叙事手法上的重构。在这一嬗变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和审美观念，其作品也走向了成熟。80年代后的复出，使他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成为现当代文学中一位杰出的大家。
参考文献：
[1]张雪蕊.写和重写[J].名作欣赏，2011（25）：27-28.
[2]汪曾祺.汪曾祺全集[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3]汪曾祺.矮纸集[M].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
[4]汪曾祺. 汪曾祺短篇小说选[M].北京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