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驻防八旗、水师营、官屯等清代齐齐哈尔历史文化相比，用“风雪驿站”来定位和形容300余年的黑龙江站人历史文化，是我近年研究地方历史文化的心得，我个人认为也很贴切，贴切就贴切在这“风雪”二字上。
　　驿路驿站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末，风雪连天。
　　此际，康熙皇帝听罢副都统郎坦提供的北上侦查情报，感觉又多了几成胜算，坚定了打下雅克萨城的决心。他意识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物资运输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看罢地图，他缓缓地对议政王大臣说道，黑龙江城（今俄罗斯维笑勒伊村）距离索伦总管衙门（齐齐哈尔屯）不算太远，大约5天路程，其间应设一处驿站，待我大军将至精奇里江时，命索伦总管接济牛羊，一定有益处。为了攻克雅克萨，在茫茫草原和原始森林中开辟出一条道路，而目的仅仅为了运送物资，康熙皇帝可谓下了血本。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攻打雅克萨的目的已经从单纯的战争策略升级为永久驻防黑龙江，军事驻防地点一度计划在额苏里。为此，康熙皇帝对驿站的设置提出了新打算：即在额苏里与索伦村庄（齐齐哈尔屯）之间，设4个驿站，并命赴齐齐哈尔屯筹备军需的理藩院大臣玛拉负责开辟驿路、安设驿站事务。哪成想，这个计划还没有实施，清廷决定再次调整筑城永戍的地点。
　　康熙二十二年（1683）九月，康熙帝决定设黑龙江将军，“自黑龙江（新璦珲城，今黑河市爱辉镇）至乌喇（今吉林市），置十驿，驿夫五十人”，如遇有警报和紧急情况，乘蒙古马疾驰;如遇寻常事，则沿着所设10个驿站而行，由户部组织实施。至此，黑龙江驿站之设由单一的军事型使用演变为驻防型军民两用。
　　然而，驿站的规划设计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就遇到许多具体问题。十月，负责驿路驿站项目的户部官员提出，黑龙江城到吉林乌喇设10个驿站相距太远，“不行相度（测量困难），难以悬议。”建议等来年三月份雪消之后，请朝廷派户、兵二部、理藩院各一名官员，同时令宁古塔将军选派熟知地势者偕同而行，就近由前、后郭尔罗斯二旗、杜尔伯特一旗各派向导一人，详细进行丈量。这一建议得到康熙的批准，命户部郎中包奇、兵部郎中能特、理藩院郎中额尔塞（二等轻车都尉）负责这项工程。
　　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二十三年（1684）二月，包奇、能特、额尔塞三位郎中临行之前跪请圣意，康熙皇帝指示：“此乃创立驿站之地，关系紧要，尔等会同彼处将军，副都统，询明熟悉地方之人，详加确议安设。凡住驿人役及马匹、牲畜需用之物，并所食粮米，今岁耕种不及，须计及明年，多为储备，倘过于俭啬，食用诸物或至匮乏，宜从长计议，使其永远可行，毋得狃于目前之见，草率完事。”直到这时，官员们才完全明白皇帝的战略意图。
　　郎中包奇等抵达黑龙江后，按照康熙指示，迅速以齐齐哈尔屯为据点，展开规划和测量等工作。经过近一年的测量、计算，包奇等提出，在吉林乌喇至黑龙江城共1195里的道路上，应设14处驿站。但康熙认为，每驿之间的间隔过于遥远，不利于驿递，丈量当以5尺为单位。康熙二十四年（1685）七月壬申日，命包奇等人再次详加丈量。按照康熙要求，包奇等官员再次踏上艰苦的测量征程，并得出数据：以5尺细丈测量，自吉林乌喇城至黑龙江城共1340里，应设19驿。查阅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这次测量，里程以55里为最低，其中并没有墨尔根、博尔多、卜奎、特穆德赫等驿站设置。康熙御览后，降旨由户部详核。为此，户部再次进行调整，最终在吉林一茂兴一卜奎一墨尔根一黑龙江城1711里驿路上，设驿站25处。康熙二十四年（1685）十二月二十四日，康熙终于批准了这个规划。
　　从1驿、4驿、10驿、14驿、19驿直至25驿，几经磨难，连接边疆和祖国心脏的黑龙江大站道终于诞生了。大站道穿越黑龙江直达吉林乌拉，衔接盛京，可以直达北京皇骅驿。重要奏报可以迅速传递到兵部以及后来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军机处，一定程度达到了满足紧急战事需要的目的。
　　所谓站人
　　除大站道外，清代以齐齐哈尔为端点的驿站不止一条。有过蒙古草地，经由札赉特抵达京师的“草原道”，即递折路;有经蒙古科尔沁草原，过法库门抵达盛京的“八虎道”;有抵达呼伦贝尔龙海驿路，以及从大站道乌兰诺尔站（今大庆市肇源县新站镇新站村）通向呼兰城的驿路。各站站丁则是从相关各城抽调的八旗兵丁，這与大站道上的站人身份完全不同。因此，所谓的站人，是专指大站道上服役的站丁。
　　大站道在黑龙江境内共计19站。直到雍正五年（1727）黑龙江将军傅尔丹奏设乌兰诺尔站，使得在黑龙江辖区内的驿站达到20个。为便于管理，清廷按嫩江河流方向把从塔哈（今富裕县塔哈镇）向北经墨尔根（今嫩江县）至璦珲（今黑河市爱辉镇）的10站，称为“上站”，也称北路，设一名站官管理，驻墨尔根城（今嫩江县）;从宁年（今富裕县富宁村）向西南过卜奎（今齐齐哈尔）至茂兴（今肇源县茂兴镇）共计10站，称为“下站”，也称南路，设一名站官管理，驻温托浑站（今泰来县大兴镇时雨村），康熙三十一年（1692），下站站官移驻卜奎城。站官一般从汉军中产生，早期为六品，乾隆三十七年（1772）改为八品，年俸40两，俸米20石，有关防。上、下20站各设笔帖式1名，站上人称之为“相公”。而站官之下设管关防笔帖式2名，称“总老爷”，负责站内业务。笔帖式之下有领催，相当于小组长，负责具体事务。除这些管理人员外，在大站道上具体负责驿递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康熙二十五年（1686），驿站完工。三、四月间，清廷把750名“三藩”降兵降将编为13队，每队60人，连同家属乘坐120辆大轱辘车，在八旗兵护送下，从京城启程，由盛京、吉林乌喇官兵接转，送至黑龙江、吉林各个驿站服役。当时，清廷为驿丁制做了衣装，每丁发银10两作为盘缠，并派官员监造住房。
　　据史料记载，“三藩之乱”平定后，被俘官兵及其家人多被流放东北，发至辽东各“庄头”及“站道”当差，络绎于途，数年始尽，黑龙江站丁只是从中挑出的一部分，这一点，可以从《龙城旧闻》“吴（吴三桂）、尚（尚可喜）、耿（耿精忠）三藩旧户，站丁居多”的记载中洞见。驿站初建之时，黑龙江城以南5个驿站站丁是从土著达斡尔人中拨派的。后因驻防需要，康熙三十年（1691），黑龙江将军衙门将这些人从驿站析出披甲，从其他驿站抽调部分站丁充实到5个驿站。此后，部分流人也被安插驿站系统服役。 　　事实上，清代较早定居齐齐哈尔的汉人，就是这些被清政府安置在大站道上服役的站丁及其家属。这样，在当时荒凉的边塞，“三藩”后裔成为固定在黑龙江驿道上的“站人”。他们属于军籍，但不是旗人，也不承担出征任务，但以军事化的形式，长期承担了京城至黑龙江的公文传递、交通运输、押解人犯等差役。
　　部分学者和站人后裔认为站丁不是流人。据《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记载： “锦州俄佛罗至墨尔根20站驿丁，皆属重大罪犯，因圣主仁慈免死，被派往各驿站。”魏声龢在《鸡林旧闻录》也认为：“康熙时云南既平，凡附属吴三桂之滇人，悉配戍于尚阳堡，在今开原县边门外，满语称其地为‘台尼堪’，‘尼堪’，汉人之谓。”“既又为罗刹之乱，关外遍设军台，饬是等流人，分守各台，称台丁。其后拨予田地，令耕种自给。”由此，从源流上来讲，早期的黑龙江驿站站丁是从京城、盛京迁移的，并非罪犯，从这一点来说，早期站丁似乎不属于流人。然而，史志学家追根逆源，往往以三藩子孙而论，认为驿站站丁为流人后裔，似乎并不为过。史料确切记载，清朝的流人发配，驿站也曾经是一个安插系统，因此，站人之中，流人的成分始终是存在的。
　　站人文化
　　民间似乎有这样的说法，清朝规定，站丁居住地不得超过服役地点百里，家属出行不得超过8里，诸如此类等等，极大地限制了站人的自由。这样，在一条狭长的古道上，驿站在黑龙江将军衙门兵司的管理下走过300余年的岁月。站丁父死子继，在“总老爷”们的呵斥下，倔强的驰骋在望不到边的驿道上，而更多勤劳的站丁家属则甩开膀子，在大草原上开辟出片片良田。正因如此，使得站人相对的生活环境很少受到外界影响，保留了许多原生态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形成了站人文化。
　　什么是站人文化？我理解，站人文化就是清代300余年时间里站人创造的物质、精神文化的总和。
　　站人文化是历史的。站人是承载黑龙江政治、军事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驻防戍边大军中的一员，是承担国家赋予的公务职能群体，为国家边防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吉林到黑龙江，有这样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驿路，在各驿站有官房、庙宇、人家，在驿路驿站上，曾经奔波着骑着马背着包袱的壮丁，在每个站丁之家，都有操着特别口音的人们……在官府，有黑龙江将军、副都统在衙门大堂迎接站丁手捧圣旨、送走站丁背负奏折的场景，有笔帖式兢兢业业转呈公文的身影，往来公职人员颐指气使的模样……我想，这也许就是站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吧。
　　站人文化是真实的。清代黑龙江驿站，不仅用于政治军事，也极大地改善了边疆交通，方便了百姓出行。据《黑龙江外记》记载，驿站建立后，“上下站壮丁自为聚落，每站不下百十家。皆有官房待过客，私开旅店间亦有之。过此则黄沙极目，白草蔽人，不至彼站，想闻鸡犬声不得”。这就是当年的黑龙江地理状况，实在是太过荒凉了。从齐齐哈尔向黑龙江其他城市出发，由于驿站间有旅店经营，相对改善了旅行环境。即便如此，出行方向的密集程度有所不同。如，虽然齐齐哈尔东南到呼兰，东北到黑龙江城（今爱辉）按驿站计程都是八百余里，并且去往黑龙江城还别有捷径，约近大半。然而去往呼兰的行旅不绝，而去往黑龍江城的行人却寥寥无几。之所以如此，因为去呼兰的中途有蒙古人家、台站可以借宿;而去往爱辉的道路尽管有驿站，但经行处尽是深山密林，况且当时野兽频繁出没，因此寂无人踪;
　　站人文化是草根的。清代的驿站，法令明确，管理规范，赏罚有别，因此，站丁事务均有遵循，很少有人敢越雷池一步。在驿站体系内，站人是一种特殊的人群。站丁是驻防体系的底层，但他们附属于八旗，是国家的公职人员，他们自知身份与旗人不同，升迁无望，累及子孙，只好默默承受过劳过重的公务以及精神上的压力，因此存在一定的心理扭曲。
　　站人文化是鲜活的。尽管驿路已经被铁路、公路替代，站房不存，但在部分地带，还能看到古道遗存，在原驿站所在地，还可以看到老宅、宗祠、家谱及生产生活物件。尽管站丁成为邮政人员，但站人后裔一定程度保留、延续了部分旧俗，部分老人还互相用站话交流……
　　清末，随着近代电报、电话，火车、汽车的引进，公文传递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驿站及落后的驿递方式己无存在价值。光绪三十四年（1908）八月，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奏请清廷将各台站一并裁撤。经批准，齐齐哈尔设立文报总局，将上下两总站归并该局经理。1914年（民国三年）设立邮局，裁撤各地文报分局、分卡。原各站站丁统行拨入民籍，原驿站改设文报分所，驿路改为3丈6尺宽的官道。大站道不复存在，站人这个称谓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站人迅速融入社会，成为民人。站人后裔的许多人冲破束缚，走向外面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