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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7日，上千名“占领华盛顿”的示威者涌入K街，呼吁政府清理与资本相联的政治体系，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示威导致附近交通瘫痪，多名示威者被警方逮捕。与此同时，某游说集团正向美国银行协会提出一项85万美元的秘密计划，企图抹黑“占领华尔街”等示威活动，并打击那些支持活动的政客。
随着新财政年度美国联邦政府预算案的展开，聚集在华盛顿K街上的院外游说人士也到了最为繁忙的时候。美国联邦政府预算的决定权掌握在国会手中，总统提出的预算草案首先要在国会各委员会中进行逐项审议，国会议员有权对预算项目加以增减修改，或者附加自己的意见和要求。因此从每年的1月底到9月30日，围绕联邦财政资源的分配，总统、行政部门、国会、政党以及利益集团之间都会展开激烈的讨价还价。
游说大鳄的倒下
按照华盛顿东西向街道的命名传统，靠近国会山的是A街，接下去依次是B街、C街……K街……就像比佛利山代表好莱坞一样，K街是美国游说产业的代名词，这里聚集着该国最有影响力的游说集团。他们的工作就是对国会和参、众两院各政治要员进行“公关”。目前K街上还活跃着1.2万名注册说客。
游说并不是美国政治的成文制度，但是美国民主体制中的院外游说活动由来已久。早在美国独立后的第一届国会中就已经出现了游说活动。由于说客不是国会和政府部门的正式成员，他们通常不能进入会议室和议事大厅，只能在国会和政府大楼的走廊上活动，因此走廊（Lobby）这个单词就成了游说活动的英文名，从事游说活动的人士也因此被称为Lobbist。
一般来说，在华盛顿从事院外游说行业活动的主要有公关公司、律师事务所以及利益集团的代表处，职业说客靠从事政治代理活动来获取利益。在人们的印象中，游说人士与经济社会中的代理人就是“掮客”。
K街“游说大鳄”杰克·阿布拉莫夫就是这种代理人。《时代》杂志曾将他登上封面，说他是“买下华盛顿的人”。1980年代阿布拉莫夫在大学毕业之后，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大学共和党联盟主席的职位上与许多有前途的保守派政治新秀建立了关系网。1994年共和党占据众议院多数席位后，他凭借与参、众两院领袖纽特·金里奇和汤姆·迪莱的关系开始了游说职业生涯。由于与小布什政府以及共和党高层关系不错，在华盛顿游说圈里如鱼得水。阿布拉莫夫在华盛顿几个大体育馆拥有最好的座位和包厢，生意好的时候，他专门指派两个人给议员们送各种比赛的球票。每年光花在球票上的钱就多达150万美元，因为他们手里的票“比黄牛党的还要多”。
作为K街上影响力最大、同时也是收费最高的说客，阿布拉莫夫的客户既有塞班岛政府，又有经营赌场的印第安部落，还有俄罗斯的大亨和菲律宾的政客。他和手下的一众说客出入国会如入无人之境，因为他和议员们称兄道弟，是K街无可争议的“明星”。据调查，从他手中获得竞选献金的参、众两院共和党议员多达210名。
生意上的巨大成功，自然会引起别人的嫉妒。不仅K街上的很多竞争对手们挖空心思要减轻他的影响力，由于在2000年共和党总统初选时对小布什的支持，也令小布什的对手麦凯恩将他视为眼中钉。2006年1月，阿布拉莫夫认罪，这一消息震惊了美国政坛。
游说产业的形成
2011年11月，因狱中表现良好而被提前释放的阿布拉莫夫出版了自传。为了书名他颇费了一番心思，最后定为《Capital Punishment》——既表达了对“极刑”的不满，又暗示了“国会的惩罚”。
阿布拉莫夫在自传中说，服刑期间他会经常自我反省。但他思考更多的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才会让他这样的人有漏洞可钻。最后他认为，为了避免再出现他这样的悲剧，美国一些相关的法规必须进行彻底的修正。比如，要禁止说客集团以及所有能从政府获利的组织和个人对政客进行政治捐助；禁止政府雇员卸任后担任说客；而且，要缩短议员的任期，并修改议员的选举方式。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一书中写到：“美国人不论年龄多大，不论处于什么地位，不论志趣是什么，无时无刻不在组织社团……而法国，凡是创办新的事业，都由政府出面；在英国，则由当地的权贵带头；在美国，你会看到人们一定组织社团。”可见，美国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结社传统又为利益集团政治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作为美国民主体制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利益集团和院外游说活动已经成为美国政治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文规定人民有“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游说最初就是民众向政府请愿的一种形式。美国的政党只是一个选举的工具，并没有系统的政治纲领、严密的组织和纪律，因此无法发挥联系群众进行政策沟通的功能。在交通和通信不发达的过去，代理的游说活动还有助于降低民众与政府沟通的成本。在某种程度上说，K街上的游说集团就相当于中国的“驻京办”。游说工作的成败，其决定性因素就是能否找到牵线搭桥的“关系”，所以华盛顿的说客多由曾在政府任过职的人员组成。另外，一个说客的收入往往是政府公务员工资的好几倍，华盛顿公务员卸任后也愿意去K街上班。
19世纪到20世纪初，华盛顿的职业游说人士加起来不过寥寥百人，主要业务是参与选举后的卖官鬻爵和政治分赃。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的“新政”导致了联邦政府管制能力和范围的扩张，相应地吸引了各大产业集团、公司对政府政策的注意力。此时，游说在华盛顿就已成为一个贬义词，这个时期的“游说大王”萨姆·沃德的格言就是“得到一个议员赞成票的办法是通过他的胃”。20世纪60年代，华盛顿的院外游说也迎来了大发展的时期。到80年代初，从事院外游说的人数从数千人迅速扩大到3.5万，号称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第一产业”。其中，与美国国防事业密切相关的军工企业，如波音、洛克希德·马丁等公司在华盛顿代表处的工作人员有数百人之多。
为何屡禁不止？
游说腐败是美国政治制度与生俱来的一个痼疾，早在建国之初华盛顿在其卸职演说中就注意到这一问题。后虽经过多次有针对性的治理，但游说腐败问题并未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消失。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金钱和美女借助游说的掩护进入政治过程，滋生了更多的腐败现象。利益集团通过说客向政客提供便利、享受或者资助，来换取政客在立法方面的关照和偏向。在这一过程中，说客与被游说者相互勾结，钻现有法律的空子或干脆置法律于不顾，为了各自的私利相互利用。
游说行业在美国是合法的，但不管大众的利益是否受到侵害，采用非法手段进行游说则是不允许的。游说活动造成的问题，其根源在于说客所代表的各种利益集团在政治运作中通过不当手段获得的失衡优势，它极大损伤了平等、公平竞争的政治秩序。阿布拉莫夫案件再度暴露出院外游说政治中的钱权交易漏洞。
高层也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美国国会对利益集团和院外游说活动的政治捐款曾作出过一系列立法规定。继1946年《游说法》之后，国会还在1995年通过了新的《游说法》。但是，相关的法律规范只能限制院外游说的范围、方式和数额，并不限制美国民主肌体中根深蒂固的院外游说活动本身，无孔不入的游说活动总能找到法律限制之外的灰色地带。每次风头一过，反对改革的力量总是更占上风。每次游说改革开始时都轰轰烈烈，但随着丑闻的逐渐远离，各种改革反对者的声音又会逐步增强。这些组织财力雄厚、组织集中、目标单一、操作熟练，不仅不断在舆论上挤压改革派的空间，而且更多通过和议员隐秘接触的方式进行更为务实有效的运作。从历次游说法案改革的条文中可以看到，重点的规范对象始终是游说者，而涉及国会议员这一游说活动中同样重要角色的规定明显量少且乏力，即使在具有强制力的相关罚则出台以后，也完全针对游说组织，似乎需要对丑闻负责的只有贿赂者而与受贿者无关。
再来看改革的支持者，他们大多是一些非营利组织和部分媒体，不仅资金少、影响小，而且行动纲领并未完全集中在限制游说方面，总体施压能力明显不够。2011年夏天，国会决定成立一个由12名议员组成的“超级委员会”来负责削减预算。消息传出后，一个半月内就有两百多家公司雇用说客对这12个人进行公关，而这12名超级委员的竞选经费自然也突然暴涨。最终，“超级委员会”的协议没有达成，K街游说集团很可能施加了影响。
还是阿布拉莫夫看得透彻，他在其自传中指出，当政府拥有巨大的权力时，一定会滋生腐败。限制腐败的最根本办法，是削减政府的权力。可惜，根本没人听他的。他入狱时，美国游说集团的经费是26亿美元，现在已经涨到35亿美元了。
随着新财政年度美国联邦政府预算案的展开，聚集在华盛顿K街上的院外游说人士也到了最为繁忙的时候。美国联邦政府预算的决定权掌握在国会手中，总统提出的预算草案首先要在国会各委员会中进行逐项审议，国会议员有权对预算项目加以增减修改，或者附加自己的意见和要求。因此从每年的1月底到9月30日，围绕联邦财政资源的分配，总统、行政部门、国会、政党以及利益集团之间都会展开激烈的讨价还价。
游说大鳄的倒下
按照华盛顿东西向街道的命名传统，靠近国会山的是A街，接下去依次是B街、C街……K街……就像比佛利山代表好莱坞一样，K街是美国游说产业的代名词，这里聚集着该国最有影响力的游说集团。他们的工作就是对国会和参、众两院各政治要员进行“公关”。目前K街上还活跃着1.2万名注册说客。
游说并不是美国政治的成文制度，但是美国民主体制中的院外游说活动由来已久。早在美国独立后的第一届国会中就已经出现了游说活动。由于说客不是国会和政府部门的正式成员，他们通常不能进入会议室和议事大厅，只能在国会和政府大楼的走廊上活动，因此走廊（Lobby）这个单词就成了游说活动的英文名，从事游说活动的人士也因此被称为Lobbist。
一般来说，在华盛顿从事院外游说行业活动的主要有公关公司、律师事务所以及利益集团的代表处，职业说客靠从事政治代理活动来获取利益。在人们的印象中，游说人士与经济社会中的代理人就是“掮客”。
K街“游说大鳄”杰克·阿布拉莫夫就是这种代理人。《时代》杂志曾将他登上封面，说他是“买下华盛顿的人”。1980年代阿布拉莫夫在大学毕业之后，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大学共和党联盟主席的职位上与许多有前途的保守派政治新秀建立了关系网。1994年共和党占据众议院多数席位后，他凭借与参、众两院领袖纽特·金里奇和汤姆·迪莱的关系开始了游说职业生涯。由于与小布什政府以及共和党高层关系不错，在华盛顿游说圈里如鱼得水。阿布拉莫夫在华盛顿几个大体育馆拥有最好的座位和包厢，生意好的时候，他专门指派两个人给议员们送各种比赛的球票。每年光花在球票上的钱就多达150万美元，因为他们手里的票“比黄牛党的还要多”。
作为K街上影响力最大、同时也是收费最高的说客，阿布拉莫夫的客户既有塞班岛政府，又有经营赌场的印第安部落，还有俄罗斯的大亨和菲律宾的政客。他和手下的一众说客出入国会如入无人之境，因为他和议员们称兄道弟，是K街无可争议的“明星”。据调查，从他手中获得竞选献金的参、众两院共和党议员多达210名。
生意上的巨大成功，自然会引起别人的嫉妒。不仅K街上的很多竞争对手们挖空心思要减轻他的影响力，由于在2000年共和党总统初选时对小布什的支持，也令小布什的对手麦凯恩将他视为眼中钉。2006年1月，阿布拉莫夫认罪，这一消息震惊了美国政坛。
游说产业的形成
2011年11月，因狱中表现良好而被提前释放的阿布拉莫夫出版了自传。为了书名他颇费了一番心思，最后定为《Capital Punishment》——既表达了对“极刑”的不满，又暗示了“国会的惩罚”。
阿布拉莫夫在自传中说，服刑期间他会经常自我反省。但他思考更多的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才会让他这样的人有漏洞可钻。最后他认为，为了避免再出现他这样的悲剧，美国一些相关的法规必须进行彻底的修正。比如，要禁止说客集团以及所有能从政府获利的组织和个人对政客进行政治捐助；禁止政府雇员卸任后担任说客；而且，要缩短议员的任期，并修改议员的选举方式。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一书中写到：“美国人不论年龄多大，不论处于什么地位，不论志趣是什么，无时无刻不在组织社团……而法国，凡是创办新的事业，都由政府出面；在英国，则由当地的权贵带头；在美国，你会看到人们一定组织社团。”可见，美国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结社传统又为利益集团政治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作为美国民主体制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利益集团和院外游说活动已经成为美国政治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文规定人民有“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游说最初就是民众向政府请愿的一种形式。美国的政党只是一个选举的工具，并没有系统的政治纲领、严密的组织和纪律，因此无法发挥联系群众进行政策沟通的功能。在交通和通信不发达的过去，代理的游说活动还有助于降低民众与政府沟通的成本。在某种程度上说，K街上的游说集团就相当于中国的“驻京办”。游说工作的成败，其决定性因素就是能否找到牵线搭桥的“关系”，所以华盛顿的说客多由曾在政府任过职的人员组成。另外，一个说客的收入往往是政府公务员工资的好几倍，华盛顿公务员卸任后也愿意去K街上班。
19世纪到20世纪初，华盛顿的职业游说人士加起来不过寥寥百人，主要业务是参与选举后的卖官鬻爵和政治分赃。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的“新政”导致了联邦政府管制能力和范围的扩张，相应地吸引了各大产业集团、公司对政府政策的注意力。此时，游说在华盛顿就已成为一个贬义词，这个时期的“游说大王”萨姆·沃德的格言就是“得到一个议员赞成票的办法是通过他的胃”。20世纪60年代，华盛顿的院外游说也迎来了大发展的时期。到80年代初，从事院外游说的人数从数千人迅速扩大到3.5万，号称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第一产业”。其中，与美国国防事业密切相关的军工企业，如波音、洛克希德·马丁等公司在华盛顿代表处的工作人员有数百人之多。
为何屡禁不止？
游说腐败是美国政治制度与生俱来的一个痼疾，早在建国之初华盛顿在其卸职演说中就注意到这一问题。后虽经过多次有针对性的治理，但游说腐败问题并未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消失。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金钱和美女借助游说的掩护进入政治过程，滋生了更多的腐败现象。利益集团通过说客向政客提供便利、享受或者资助，来换取政客在立法方面的关照和偏向。在这一过程中，说客与被游说者相互勾结，钻现有法律的空子或干脆置法律于不顾，为了各自的私利相互利用。
游说行业在美国是合法的，但不管大众的利益是否受到侵害，采用非法手段进行游说则是不允许的。游说活动造成的问题，其根源在于说客所代表的各种利益集团在政治运作中通过不当手段获得的失衡优势，它极大损伤了平等、公平竞争的政治秩序。阿布拉莫夫案件再度暴露出院外游说政治中的钱权交易漏洞。
高层也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美国国会对利益集团和院外游说活动的政治捐款曾作出过一系列立法规定。继1946年《游说法》之后，国会还在1995年通过了新的《游说法》。但是，相关的法律规范只能限制院外游说的范围、方式和数额，并不限制美国民主肌体中根深蒂固的院外游说活动本身，无孔不入的游说活动总能找到法律限制之外的灰色地带。每次风头一过，反对改革的力量总是更占上风。每次游说改革开始时都轰轰烈烈，但随着丑闻的逐渐远离，各种改革反对者的声音又会逐步增强。这些组织财力雄厚、组织集中、目标单一、操作熟练，不仅不断在舆论上挤压改革派的空间，而且更多通过和议员隐秘接触的方式进行更为务实有效的运作。从历次游说法案改革的条文中可以看到，重点的规范对象始终是游说者，而涉及国会议员这一游说活动中同样重要角色的规定明显量少且乏力，即使在具有强制力的相关罚则出台以后，也完全针对游说组织，似乎需要对丑闻负责的只有贿赂者而与受贿者无关。
再来看改革的支持者，他们大多是一些非营利组织和部分媒体，不仅资金少、影响小，而且行动纲领并未完全集中在限制游说方面，总体施压能力明显不够。2011年夏天，国会决定成立一个由12名议员组成的“超级委员会”来负责削减预算。消息传出后，一个半月内就有两百多家公司雇用说客对这12个人进行公关，而这12名超级委员的竞选经费自然也突然暴涨。最终，“超级委员会”的协议没有达成，K街游说集团很可能施加了影响。
还是阿布拉莫夫看得透彻，他在其自传中指出，当政府拥有巨大的权力时，一定会滋生腐败。限制腐败的最根本办法，是削减政府的权力。可惜，根本没人听他的。他入狱时，美国游说集团的经费是26亿美元，现在已经涨到35亿美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