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年轻的时候，只言片语的信息就能催生一封书信，而一来一往的两封书信又可以开始许多故事。我与你的故事，大概也是这样开始的吧。
　　
　　那时候我刚来京城念大学，骄傲得很，一切应接不暇的新鲜，都只能让我更加斗志昂扬，活力四散。我参加了文学社、话剧社和书法协会，并且四处投稿，不久有一篇散文发表在一份青年杂志上。
　　这则短文本来没有太大的意义，只是它后面准确无误地登上了我的地址、姓名和邮政编码。不久我收到很多来信，他们中有向我发泄苦闷的高中生，有向我抱怨无聊的大学生，以及向我讲述苦闷和无聊的军人，就是你。
　　我并没有打算给任何人回信，但信越来越多，我觉得我似乎应该给其中的某个人回上一封。于是就选择了你。我给你回的第一封信——跟一封信比起来，它更像是一幅书法和文学作品。我用带有香味和花纹的托墨性良好的信纸，用爸爸送我作为升学礼物的金笔，用纯蓝的墨水，用从小到大备受赞赏、又苦练了一夏一秋的飘逸的行楷，用两节军事理论课的时间，给你回了一封信。在信里，我耐心地安慰了你的苦闷和无聊，并极尽我的想像，虚拟地赞美了你的家乡——广西梧州，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用上了“疏桐掩映”、“水气氤氲”以及许多类似华美的、温婉的、清丽的词。
　　很快你写来第二封信，是不是因为我的回信比较赏心悦目？这次你寄来了你的照片。你坐在一片坡地上，阳光灿烂，四周的映山红开得如火如荼。你咧嘴冲我憨笑，一口白亮亮的牙，衬得你的脸黝黑发光。我突然就想起两句诗：“如果能在开满栀子花的山坡上/和你相遇/如果能深深地爱过一次/再别离”。我怎么会想起这个呢？映山红不是栀子花，我也绝没想过要和你成就一段军营与校园的佳话。
　　可我偏偏就想起来了，并且针对你继续苦闷无聊的话题，给你回了一封更耐心更古道热肠的信，告诉你只要努力生活，生活一定是有希望的。我想不出更好的言语来替换这种空洞，我对军营生活实在是一无所知。我还在信的末尾告诉你我们宿舍的电话号码，说，如果你和你的战友需要什么帮助，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为了证明我的诚意，我还首先给你打了一次电话，将我信上的空洞话语颠三倒四地重复了很多遍。
　　听起来我似乎可以救苦救难。从那以后你就不再写信了，开始频繁地给我打电话，间或还有你的战友，向我讲述军营生活一如既往的单调和苦闷。每次你有不重样的烦恼——上次在半夜紧急集合中落后，这次可能在打靶比赛中被对手使坏。虽然它们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两样——而我却只有同样的话来回答你，就是只要努力生活，生活一定是有希望的这类屁话。
　　我为此非常烦恼，真的，可能比你向我倾诉的烦恼还要烦恼得多。我刚刚念大学，安慰人的语言既不丰富也不有力，我必须搜尽枯肠找些新鲜的招数来。这让我痛苦。更重要的是，我似乎变成了一只任人倾倒烦恼的垃圾桶。我的心被你的烦恼塞满了，我自己的就会溢出来折磨我。于是某一次你打电话来，向我讲述一件似乎是有关军服的不如意，并埋怨我为什么始终不给你寄照片，还不时传来你战友的阵阵怪叫，我突然恼怒极了，沮丧极了。我情绪很激动地，几乎是吼着，前言不搭后语地告诉你：“别人的安慰始终是隔靴挠痒，能救一时之急，难解一世之结，请你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要学会自己替自己排解，我也不会给你寄照片，因为我们根本就素不相识，大可不必如此牵扯。”
　　你好像愣住了，很久才“哦”、“哦”了两声，把电话挂了。
　　你再也没有跟我联系过。毕业的时候我整理信件，想起你的信和照片，着意找了一找，没找到，就罢了。
　　还是前天，区委接待一批南方台风救灾中的有功人员，我负责签到。一排绿军装从我面前走过，我甜美地微笑，端详每个人的名字。“李仕雄”——3个粗黑的大字，斜斜入鞘的剑一样的字体，刺了我一跳。抬头看写字的人，黝黑的方脸，一脸的认真，写完最后一笔，看了看，又在雄字的一撇上描了一笔，这才满意，咧嘴笑笑，一口白牙晃了我的眼。
　　真的是你呀。我当然没喊出声来，明知你不可能认识我，也把头埋低，等你走远。你还是那么爱笑，那次没有被我伤了心吧？还是已经学会自己排解苦闷了？
　　你大概永远也不知道，之后的几天，给你们做临时导游、细辫子小个子的姑娘就是曾经假模假势地安慰过你，突然又“咕咚”一声将你推开的大一女生。她那时候多么浅薄无知，不负责任，因为她太年轻，不懂得耐心和善良皆有限度。她以为自己的心可以无限深广，其实只有那么一小片空地，能承载的重量极限是自己的疼痛。
　　这样的错误，和年龄有关。不过你也早已原谅她了吧？我知道你一定原谅她了。唉，老天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