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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巴金老师去世多日了，但我的眼前时时浮现着巴老的身影，耳边回响着他的声音，思绪一次次回到十多年前和巴老的两次会面中去……
1990年夏，我和中央统战部的几位同行一起在上海拜访巴金老师。记得那天已八十多高龄的巴老精神矍铄，脸上浮现着平和的微笑，对统战部领导及同志们的专程看望问候表示谢意，并略述了他近年来工作和生活的一些状况。当时大家都为能见到这位德高望重的文坛巨匠而庆幸，分别时提议请巴老和我们一起在他寓所的庭园前照个相。当时满座就我一人带了相机，于是大家便嘱咐我一定要把照片拍好。万没想到，不擅照相的我，此前居然胶卷没有上好，致使这次宝贵的留影全部“流产”，我感到难言的自责，觉得自己无异于一个“罪人”。在其后不久又一次出差去上海时，专门给巴老的女儿李小林打电话表示歉意。豁达的小林，不仅没有一丝“怪罪”，反而热情邀请我再去家里补照一次。这真使我心生感激而喜出望外，于是次日我又有幸来到武康路巴金老师的家。
一走进那间满是书柜的客厅，只见巴金老师已安坐于那张同样堆满信件报刊的书桌前。看到我进屋，老人一脸慈祥地点着头表示欢迎。在一旁的小林忙着招呼我落座，旋即拿出一本三联书店出版的巴金的《真话集》，告诉我：“爸爸听说你今天要来，昨晚就准备好了这本书，他记得你上次来时说过的，很喜欢他的《真话集》……”
听着小林的这些话，我双手恭敬地接过书，一股暖流在心头涌动。我珍爱地抚摸着这本装帧古朴的印有巴金手迹的书，徐徐打开书的扉页，一行竖体蓝色的钢笔字映入我的眼帘：
“赠 庄志霞同志 巴金 九○年八月”
凝视着分三行排列写的赠语，我感动良久忘了说声谢谢。我知道十年浩劫，给巴金老师留下一身伤痕，这些年他又罹患帕金森氏症，异常痛苦。从这些略见颤抖的一笔一画的字体中，也可看到老人握笔题字的艰难。然而他却那么郑重地为自己这样一个普通读者写下了赠语。这是自己从小就仰慕的巴金老师的亲笔字，这是何等珍贵的赠予！巴金老师，一位可亲的长者！我把照片拍砸了，他只字不提，却对我上次说过的一句话，认真记下，并满足了我的心愿。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对巴老说，本来我今天也带了您的《随想录》，想请您在上面签个名的……巴老听罢，露出一丝笑意，缓缓地说：“那我就再签一个吧。”随后在我呈上的那本书的扉页，他又提笔写上了“巴金”两字。
那天，巴金老师似乎兴致很好，我也像打开了记忆的阀门，讲到了自己小学四年级代表学校参加上海市少年宫的诗歌朗诵比赛，第一次见到巴金老师的情景。那时巴金老师和其他一些文艺界的老师是我们那次诗歌创作活动的评委。当时戴着红领巾的我，多么渴望长大了也能当个像巴金老师那样的作家；我讲到1969年在送哥哥去云南边疆插队时，由于对将要远行的兄长的惜别和对上山下乡运动的不解，自己写了诗歌《三月八日别离中》投给《解放日报》，后来引起了一场风波：报社来了两个同志找到当时的校革委会，因为他们不相信这样的诗会出自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之手，后面肯定有“破坏上山下乡的黑手”。是我的班主任老师挺身保护了我，因为他看过当时我写的一些所谓的作品，他对来访的报社的同志说，是她写的，如果后面有黑手，那她何不匿名，还堂堂正正地署上校名和姓名？后来，我们的校革委会领导找我去谈了话，他首先肯定了我写诗的才华，继而又对我说：“你看，巴金他再有才华，但他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也只有身败名裂……”其时，巴金正沦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在上海的许多大型集会上被批斗。尽管当时“案情”明了后，校领导仅让我写了一份书面检查就对我“从宽发落”了，然而自己却陷入了无尽的迷茫和困惑……所以当次年轮到自己下乡时，便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决心到广阔天地去脱胎换骨改造自己……
巴金老师一直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我的讲述，最后以他沉稳坚定的语调勉励我：“对一个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这些经历都是财富，你应该把它们写出来……”我默默注视着巴金老师的目光，感到一种无言的信任、一种无比的力量涌现在自己心头……临分别前，巴金老师没有忘记我此行的初衷，嘱咐小林拿出梳子来，帮他把头发梳一梳，再与我们合影。在小林爱抚地为父亲梳理着满头白发时，我不禁为那种温馨的亲情所动容，连忙按下了手中相机的快门……
十多年来，这张我站立于坐在靠背椅上的巴老身边的照片，一直放置在我的书桌上，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在生命的每一天，都能时时鞭策自己：
不要忘了巴金老师《真话集》里通过童年遭际揭示的一个道理----人，不能辜负别人的信任；
作为常年工作于编辑岗位的一员，我应时时牢记巴金老师的醒世箴言：敢于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让最渺小的人向最伟大的人物仿效，努力使自己活得更纯粹些，更真诚些，更善良些……
今晚，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我再一次看到了安卧在鲜花丛中的巴金老师，我为自己没能为远行的巴金老师送上一束他生前最爱的玫瑰而不禁泪眼迷离……但我相信，巴金老师以他对祖国和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深挚的爱，在他所眷眷于心的千百万读者心灵深处植下的爱的玫瑰，将会永远盛开。
1990年夏，我和中央统战部的几位同行一起在上海拜访巴金老师。记得那天已八十多高龄的巴老精神矍铄，脸上浮现着平和的微笑，对统战部领导及同志们的专程看望问候表示谢意，并略述了他近年来工作和生活的一些状况。当时大家都为能见到这位德高望重的文坛巨匠而庆幸，分别时提议请巴老和我们一起在他寓所的庭园前照个相。当时满座就我一人带了相机，于是大家便嘱咐我一定要把照片拍好。万没想到，不擅照相的我，此前居然胶卷没有上好，致使这次宝贵的留影全部“流产”，我感到难言的自责，觉得自己无异于一个“罪人”。在其后不久又一次出差去上海时，专门给巴老的女儿李小林打电话表示歉意。豁达的小林，不仅没有一丝“怪罪”，反而热情邀请我再去家里补照一次。这真使我心生感激而喜出望外，于是次日我又有幸来到武康路巴金老师的家。
一走进那间满是书柜的客厅，只见巴金老师已安坐于那张同样堆满信件报刊的书桌前。看到我进屋，老人一脸慈祥地点着头表示欢迎。在一旁的小林忙着招呼我落座，旋即拿出一本三联书店出版的巴金的《真话集》，告诉我：“爸爸听说你今天要来，昨晚就准备好了这本书，他记得你上次来时说过的，很喜欢他的《真话集》……”
听着小林的这些话，我双手恭敬地接过书，一股暖流在心头涌动。我珍爱地抚摸着这本装帧古朴的印有巴金手迹的书，徐徐打开书的扉页，一行竖体蓝色的钢笔字映入我的眼帘：
“赠 庄志霞同志 巴金 九○年八月”
凝视着分三行排列写的赠语，我感动良久忘了说声谢谢。我知道十年浩劫，给巴金老师留下一身伤痕，这些年他又罹患帕金森氏症，异常痛苦。从这些略见颤抖的一笔一画的字体中，也可看到老人握笔题字的艰难。然而他却那么郑重地为自己这样一个普通读者写下了赠语。这是自己从小就仰慕的巴金老师的亲笔字，这是何等珍贵的赠予！巴金老师，一位可亲的长者！我把照片拍砸了，他只字不提，却对我上次说过的一句话，认真记下，并满足了我的心愿。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对巴老说，本来我今天也带了您的《随想录》，想请您在上面签个名的……巴老听罢，露出一丝笑意，缓缓地说：“那我就再签一个吧。”随后在我呈上的那本书的扉页，他又提笔写上了“巴金”两字。
那天，巴金老师似乎兴致很好，我也像打开了记忆的阀门，讲到了自己小学四年级代表学校参加上海市少年宫的诗歌朗诵比赛，第一次见到巴金老师的情景。那时巴金老师和其他一些文艺界的老师是我们那次诗歌创作活动的评委。当时戴着红领巾的我，多么渴望长大了也能当个像巴金老师那样的作家；我讲到1969年在送哥哥去云南边疆插队时，由于对将要远行的兄长的惜别和对上山下乡运动的不解，自己写了诗歌《三月八日别离中》投给《解放日报》，后来引起了一场风波：报社来了两个同志找到当时的校革委会，因为他们不相信这样的诗会出自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之手，后面肯定有“破坏上山下乡的黑手”。是我的班主任老师挺身保护了我，因为他看过当时我写的一些所谓的作品，他对来访的报社的同志说，是她写的，如果后面有黑手，那她何不匿名，还堂堂正正地署上校名和姓名？后来，我们的校革委会领导找我去谈了话，他首先肯定了我写诗的才华，继而又对我说：“你看，巴金他再有才华，但他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也只有身败名裂……”其时，巴金正沦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在上海的许多大型集会上被批斗。尽管当时“案情”明了后，校领导仅让我写了一份书面检查就对我“从宽发落”了，然而自己却陷入了无尽的迷茫和困惑……所以当次年轮到自己下乡时，便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决心到广阔天地去脱胎换骨改造自己……
巴金老师一直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我的讲述，最后以他沉稳坚定的语调勉励我：“对一个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这些经历都是财富，你应该把它们写出来……”我默默注视着巴金老师的目光，感到一种无言的信任、一种无比的力量涌现在自己心头……临分别前，巴金老师没有忘记我此行的初衷，嘱咐小林拿出梳子来，帮他把头发梳一梳，再与我们合影。在小林爱抚地为父亲梳理着满头白发时，我不禁为那种温馨的亲情所动容，连忙按下了手中相机的快门……
十多年来，这张我站立于坐在靠背椅上的巴老身边的照片，一直放置在我的书桌上，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在生命的每一天，都能时时鞭策自己：
不要忘了巴金老师《真话集》里通过童年遭际揭示的一个道理----人，不能辜负别人的信任；
作为常年工作于编辑岗位的一员，我应时时牢记巴金老师的醒世箴言：敢于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让最渺小的人向最伟大的人物仿效，努力使自己活得更纯粹些，更真诚些，更善良些……
今晚，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我再一次看到了安卧在鲜花丛中的巴金老师，我为自己没能为远行的巴金老师送上一束他生前最爱的玫瑰而不禁泪眼迷离……但我相信，巴金老师以他对祖国和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深挚的爱，在他所眷眷于心的千百万读者心灵深处植下的爱的玫瑰，将会永远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