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在处于经济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生产要素改进以及产品质量提升都必须着眼于全球的经济环境。文章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探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创新驱动对我国产业升级的作用方式，从科技创新、科技管理体制创新以及合理进行高级专业化生产三个方面入手，以期为我国经济稳定发展及产业升级提供参考。
[关键词] 全球价值链；产业升级；创新驱动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8. 23. 055
[中图分类号] F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8）23- 0129- 03
1 引 言
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触底，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速普遍放缓，全球经济发展步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同时，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 “三期叠加”的特定阶段。在此背景下，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政府、学界普遍认为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亟须转变驱动方式以促进我国的产业升级，从而带动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生产和贸易格局发生变革，产品内国际分工形式逐渐兴起，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分工模式已经成为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新常态。目前，价值链已经被用来分析在垂直分工模式下不同阶段行为者之间的关系，并成为研究产业升级、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消除负担等经济社会问题的工具。通过改革开放，我国已不可逆转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并通过加入WTO开始自觉地参与到国际分工与市场竞争的洪流中。
综合来看，目前对我国经济新常态下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国内层面，国外学界将全球价值链理论运用于研究产业升级已有较多进展，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产业升级（upgrading of industry）”为关键词，以2010-2017年为时间节点，从ISI Web of Science信息检索平台中共遴选出了71篇论文。从图1中可以看出，2010-2017年中关于全球价值链对产业升级影响的研究总体呈现稳中增长的趋势，并且2011与2014年呈现出两个高峰期，分别占样本总体的21.05%。结合当时国际经济形势，2011年全球经济处于衰退阴影中的复苏时期，欧债危机不断升级，全球经济缺乏活力，亟须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带动经济发展；2014年经济运行分化加剧，世界产业变革的呼声越来越强，中国经济新常态成为促进世界经济稳定的重要力量，在全球价值链下的产业升级又被提到了较高的位置。
2 全球价值链理论与我国的产业升级
全球价值链理论根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价值链理论，是伴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不同环节（包括中间产品生产、最终 产品生产、营销、研发等）而产生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企业的组织创新及其国际化战略，促使了跨国企业的发展，强调协调和控制国际事务的能力而不强调所有权（Dicken， 2007），跨国企业逐渐突破地理界限，成为国际经济贸易的主要力量。新的组织形式促使了领导企业内部的垂直分化和纵向解体，为降低成本结构而进行非核心技术的外包等活动，使发展中国家被动融入全球经济链条。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当代国际分工已经由产业间国际分工、产业内国际分工转变成产品内国际分工（赵瑾，2014）。从全球性结构来看，全球价值链是由在生产不同阶段上进行市场增值活动的参与者构成的，可以说，全球价值链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
经济发展主要靠资本增长，劳动力创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促进。按照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观点，在经济发展初期，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驱动。由于丰富的资源储备和廉价的劳动力优势，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较高，增加以单位的生产要素投入往往会带来较大的收益。同时，由于收入的不平衡性等原因使得劳动力从生产率低下的农村流向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的重新分配与结构调整推动了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新古典增长理论同时指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开始递减，如果仍旧着重强调劳动力等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将无法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将是我国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价值链不但提供了一个新的市场，也越来越成为刺激学习与创新的主要着力点。
3 科技创新是促进产业升级的前提
科技创新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前提，为产业升级提供了资金和技术支持。熊彼特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其中最直观的就是科技创新。同时熊皮特认为创新是在生产过程中内生的，一个企业会为了追求超额利润和较低的成本而实行技术创新。而一旦一个企业的创新行为得以实施，便会引起其他企业的竞相模仿，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来促进整个行业的升级。如图2所示，科技创新可以从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两个方面进行发展：技术引进是指企业通过进行国际合作积极引进国外成熟技术，吸取全球价值链中流动的技术，并在自身原有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从而实现技术创新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这是一种外向的开放式创新；自主创新指企业利用自身资源，在原有技术的技术上进行研发，从而进行技术创新，这是一种内生的封闭式创新。
中国是目前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但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度在制造业出口中所占比重较低，中国在高新技术产品贸易中所赚取的附加值遠低于发达国家。An-Chi Tung （2013）等认为目前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方式显著受到全球价值链合作体系的影响，其中合同制造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无论是全球价值链还是合同制造都受到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影响，其专注研发和营销等高收益环节，获得了较高的附加值。我国制造业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在全球产业链条中主要通过接受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合同制造或非核心外包等方式从事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工作，处于微笑曲线底端。 在全球價值链体系下，由于后发国家存在资金短缺、人才匮乏等现实状况的制约，自主研发能力较低，而技术引进的效率高成本低，能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企业的较快发展。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知识密集型的本地企业能够创造更大的附加值并在供应链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虽然这对本地供应商来说像是进行科技创新、融入全球化生产的好机会，但实则不然。近年来发达国家为加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虏获”效应，一方面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核心技术的输出进行限制。另一方面，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市场这一过程使跨国公司控制了当地生产链，并建立起了进入壁垒，限制了本地企业融入高价值链的机会。因此，本地企业要积极进行科技创新，增加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效应所带来外部经济效应，从而促进我国的产业升级。
4 科技管理体制创新是助力产业升级的催化剂
Helen， R.（2012）等把国家体制放入全球价值链中进行研究，认为要了解哪些因素介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会创造提升劳动和技能的机会，就必须要沿着分散在价值链中不同环节上企业之间的关系来考虑国家体制的影响力。国家体制，特别是那些关于知识和技能形成相关的部分，深刻影响着一个国家在嵌入全球经济过程中比较优势和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国家经济和体制条件优化，不单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催化剂。随着我国科技创新不断深入发展，科技管理体制创新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首先，从管理主体上来看，要建立多元主体的管理模式。在科技创新领域应进一步“去行政化”，政府起到支持科技发展与把握发展路线的基础作用，激励企业、行业进行自主创新，鼓励金融机构支持科技投入，同时要发挥第三部门在创新中的作用。目前正值全球价值链重组的时期，由于官方协调谈判的局限性，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组织等第三部门成为重新塑造市场的重要力量。在我国第三部门科技组织科学技术领域内已初具规模，学会、协会、研究会、基金会等组织参与国际交流合作与科研活动等已成为目前科技管理发展的显著特点和必然趋势。
其次，从管理方式上看，要优化科技投入与科技产出的效率，建立完备的绩效考核体系。目前我国科技投入不断加大，但科技投入转化效率低下。据教科文组织发布的《2015年科学报告：面向2030》指出，尽管投入巨资（2014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9%），拥有更高素质的研究人员和精良的设备，但中国科学家们尚未取得尖端性突破。对此李克强表示，到2020年，我国要力争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战略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GERD/GDP）达到2.5%，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迈进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
5 高级专业化生产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
生产专业化使得劳动分工专业化，Fucai Lu（2015）等通过研究中国汽车制造业的面板数据，认为由于生产要素的不可分割性，大批量的流水线生产给我国的汽车制造业带来了可观的成本优势。可以看出，在服装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进行专业化生产与产业集聚将会带来较大的规模效益，降低生产成本。同时，由于知识的溢出效应会在产业集聚中进行扩散，在金融、时装等服务业及高新技术产业中也会带来较大的收益。因此，国家在发挥产业集聚效应的时候应注意有针对性地进行行业区分。
全球供应链的垂直专业化使得价值增值成为国际贸易中的热点问题，通过垂直化的专业分工，资本、能源及其他生产要素越过了区域边界成为了一体。因此，目前探讨生产专业化与产业集聚效应时，应以整个世界为背景进行研究。随着国际竞争的日益加剧，产业之间的分工在不断细化，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通过推行更加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结构，发展中国家可以从外部规模经济中获益。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应优化进出口结构，打破贸易壁垒，优化外来资金利用模式，着重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目前产业集聚已经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展政策，但值得注意的是过度的产业集聚会带来拥挤效应，进而引发效率损失。同时由于过度强调生产专业化所带来的成本优势将会造成科技创新动力的缺失。因此政府在制定产业发展与产业转移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产业集聚的门槛效应，避免出现规模不经济的现象。
6 结 论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新常态下，“三期叠加”的特殊经济环境以及复杂的国际因素都对我国的产业升级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我国应转变驱动力量，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进行科技创新、科技管理体制创新，合理进行高级专业化生产，发挥产业集聚规模效益的最大化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Dicken P. Global Shift： Mapping the Changing 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M].5th Edition.London：Sage，2011.
[2]赵瑾.全面认识全球价值链的十大特点及其政策含义[J].国际贸易，2014（12）：20-28.
[3]An-Chi T，H W Jr. Chinese Electronics Export：Taiwanese Contract Manufacturing-The Win-Win Outcome along the Evolving Global Value Chain[J]. The World Economy，2013.
[4]Helen R，Paulina R. Bringing Social Institutions into Global Value Chain Analysis：The Case of Salmon Farming in Chile[J]. Work，Employment and Society，2012，26（5）：789-805.
[5]Fucai Lu， Wei He， Yang Cheng，et al. Exploring the Upgrading of Chinese Automot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Panel Data[J]. Sustainability，2015（7）： 6189-6211.
[关键词] 全球价值链；产业升级；创新驱动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8. 23. 055
[中图分类号] F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8）23- 0129- 03
1 引 言
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触底，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速普遍放缓，全球经济发展步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同时，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 “三期叠加”的特定阶段。在此背景下，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政府、学界普遍认为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亟须转变驱动方式以促进我国的产业升级，从而带动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生产和贸易格局发生变革，产品内国际分工形式逐渐兴起，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分工模式已经成为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新常态。目前，价值链已经被用来分析在垂直分工模式下不同阶段行为者之间的关系，并成为研究产业升级、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消除负担等经济社会问题的工具。通过改革开放，我国已不可逆转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并通过加入WTO开始自觉地参与到国际分工与市场竞争的洪流中。
综合来看，目前对我国经济新常态下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国内层面，国外学界将全球价值链理论运用于研究产业升级已有较多进展，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产业升级（upgrading of industry）”为关键词，以2010-2017年为时间节点，从ISI Web of Science信息检索平台中共遴选出了71篇论文。从图1中可以看出，2010-2017年中关于全球价值链对产业升级影响的研究总体呈现稳中增长的趋势，并且2011与2014年呈现出两个高峰期，分别占样本总体的21.05%。结合当时国际经济形势，2011年全球经济处于衰退阴影中的复苏时期，欧债危机不断升级，全球经济缺乏活力，亟须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带动经济发展；2014年经济运行分化加剧，世界产业变革的呼声越来越强，中国经济新常态成为促进世界经济稳定的重要力量，在全球价值链下的产业升级又被提到了较高的位置。
2 全球价值链理论与我国的产业升级
全球价值链理论根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价值链理论，是伴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不同环节（包括中间产品生产、最终 产品生产、营销、研发等）而产生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企业的组织创新及其国际化战略，促使了跨国企业的发展，强调协调和控制国际事务的能力而不强调所有权（Dicken， 2007），跨国企业逐渐突破地理界限，成为国际经济贸易的主要力量。新的组织形式促使了领导企业内部的垂直分化和纵向解体，为降低成本结构而进行非核心技术的外包等活动，使发展中国家被动融入全球经济链条。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当代国际分工已经由产业间国际分工、产业内国际分工转变成产品内国际分工（赵瑾，2014）。从全球性结构来看，全球价值链是由在生产不同阶段上进行市场增值活动的参与者构成的，可以说，全球价值链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
经济发展主要靠资本增长，劳动力创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促进。按照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观点，在经济发展初期，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驱动。由于丰富的资源储备和廉价的劳动力优势，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较高，增加以单位的生产要素投入往往会带来较大的收益。同时，由于收入的不平衡性等原因使得劳动力从生产率低下的农村流向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的重新分配与结构调整推动了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新古典增长理论同时指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开始递减，如果仍旧着重强调劳动力等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将无法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将是我国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价值链不但提供了一个新的市场，也越来越成为刺激学习与创新的主要着力点。
3 科技创新是促进产业升级的前提
科技创新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前提，为产业升级提供了资金和技术支持。熊彼特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其中最直观的就是科技创新。同时熊皮特认为创新是在生产过程中内生的，一个企业会为了追求超额利润和较低的成本而实行技术创新。而一旦一个企业的创新行为得以实施，便会引起其他企业的竞相模仿，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来促进整个行业的升级。如图2所示，科技创新可以从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两个方面进行发展：技术引进是指企业通过进行国际合作积极引进国外成熟技术，吸取全球价值链中流动的技术，并在自身原有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从而实现技术创新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这是一种外向的开放式创新；自主创新指企业利用自身资源，在原有技术的技术上进行研发，从而进行技术创新，这是一种内生的封闭式创新。
中国是目前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但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度在制造业出口中所占比重较低，中国在高新技术产品贸易中所赚取的附加值遠低于发达国家。An-Chi Tung （2013）等认为目前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方式显著受到全球价值链合作体系的影响，其中合同制造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无论是全球价值链还是合同制造都受到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影响，其专注研发和营销等高收益环节，获得了较高的附加值。我国制造业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在全球产业链条中主要通过接受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合同制造或非核心外包等方式从事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工作，处于微笑曲线底端。 在全球價值链体系下，由于后发国家存在资金短缺、人才匮乏等现实状况的制约，自主研发能力较低，而技术引进的效率高成本低，能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企业的较快发展。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知识密集型的本地企业能够创造更大的附加值并在供应链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虽然这对本地供应商来说像是进行科技创新、融入全球化生产的好机会，但实则不然。近年来发达国家为加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虏获”效应，一方面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核心技术的输出进行限制。另一方面，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市场这一过程使跨国公司控制了当地生产链，并建立起了进入壁垒，限制了本地企业融入高价值链的机会。因此，本地企业要积极进行科技创新，增加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效应所带来外部经济效应，从而促进我国的产业升级。
4 科技管理体制创新是助力产业升级的催化剂
Helen， R.（2012）等把国家体制放入全球价值链中进行研究，认为要了解哪些因素介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会创造提升劳动和技能的机会，就必须要沿着分散在价值链中不同环节上企业之间的关系来考虑国家体制的影响力。国家体制，特别是那些关于知识和技能形成相关的部分，深刻影响着一个国家在嵌入全球经济过程中比较优势和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国家经济和体制条件优化，不单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催化剂。随着我国科技创新不断深入发展，科技管理体制创新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首先，从管理主体上来看，要建立多元主体的管理模式。在科技创新领域应进一步“去行政化”，政府起到支持科技发展与把握发展路线的基础作用，激励企业、行业进行自主创新，鼓励金融机构支持科技投入，同时要发挥第三部门在创新中的作用。目前正值全球价值链重组的时期，由于官方协调谈判的局限性，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组织等第三部门成为重新塑造市场的重要力量。在我国第三部门科技组织科学技术领域内已初具规模，学会、协会、研究会、基金会等组织参与国际交流合作与科研活动等已成为目前科技管理发展的显著特点和必然趋势。
其次，从管理方式上看，要优化科技投入与科技产出的效率，建立完备的绩效考核体系。目前我国科技投入不断加大，但科技投入转化效率低下。据教科文组织发布的《2015年科学报告：面向2030》指出，尽管投入巨资（2014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9%），拥有更高素质的研究人员和精良的设备，但中国科学家们尚未取得尖端性突破。对此李克强表示，到2020年，我国要力争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战略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GERD/GDP）达到2.5%，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迈进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
5 高级专业化生产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
生产专业化使得劳动分工专业化，Fucai Lu（2015）等通过研究中国汽车制造业的面板数据，认为由于生产要素的不可分割性，大批量的流水线生产给我国的汽车制造业带来了可观的成本优势。可以看出，在服装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进行专业化生产与产业集聚将会带来较大的规模效益，降低生产成本。同时，由于知识的溢出效应会在产业集聚中进行扩散，在金融、时装等服务业及高新技术产业中也会带来较大的收益。因此，国家在发挥产业集聚效应的时候应注意有针对性地进行行业区分。
全球供应链的垂直专业化使得价值增值成为国际贸易中的热点问题，通过垂直化的专业分工，资本、能源及其他生产要素越过了区域边界成为了一体。因此，目前探讨生产专业化与产业集聚效应时，应以整个世界为背景进行研究。随着国际竞争的日益加剧，产业之间的分工在不断细化，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通过推行更加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结构，发展中国家可以从外部规模经济中获益。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应优化进出口结构，打破贸易壁垒，优化外来资金利用模式，着重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目前产业集聚已经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展政策，但值得注意的是过度的产业集聚会带来拥挤效应，进而引发效率损失。同时由于过度强调生产专业化所带来的成本优势将会造成科技创新动力的缺失。因此政府在制定产业发展与产业转移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产业集聚的门槛效应，避免出现规模不经济的现象。
6 结 论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新常态下，“三期叠加”的特殊经济环境以及复杂的国际因素都对我国的产业升级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我国应转变驱动力量，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进行科技创新、科技管理体制创新，合理进行高级专业化生产，发挥产业集聚规模效益的最大化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Dicken P. Global Shift： Mapping the Changing 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M].5th Edition.London：Sage，2011.
[2]赵瑾.全面认识全球价值链的十大特点及其政策含义[J].国际贸易，2014（12）：20-28.
[3]An-Chi T，H W Jr. Chinese Electronics Export：Taiwanese Contract Manufacturing-The Win-Win Outcome along the Evolving Global Value Chain[J]. The World Economy，2013.
[4]Helen R，Paulina R. Bringing Social Institutions into Global Value Chain Analysis：The Case of Salmon Farming in Chile[J]. Work，Employment and Society，2012，26（5）：789-805.
[5]Fucai Lu， Wei He， Yang Cheng，et al. Exploring the Upgrading of Chinese Automot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Panel Data[J]. Sustainability，2015（7）： 6189-6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