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加凡同志是我敬仰的革命前辈,是我参加工作时的直接领导,是教我做人做事的启蒙老师｡
一
加凡同志和我父亲早年相识｡1938年､1939年,在湖北省石首县,加凡同志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我父亲是国民党的县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他们携手并肩,团结合作,跟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的革命事迹,在湖北省抗日战争历史上留下一段佳话｡我当时年纪很小,不了解父辈的活动｡后来我父亲多次对我们讲过在石首的故事｡这不仅感动和教育了我们,而且在我们心中刻下了一个名字——密加凡,一位令人由衷敬仰的共产党人的名字｡共和国建立后,加凡同志和我父亲分别在湖北省委､省府的部门担任领导职务｡他们终生是好朋友｡1999年,石首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辑出版了一本书:《抗日战争烽火中的刘俊县长》(我父亲曾用名“俊”,后来改为“劲”)｡这本书收了加凡同志的文章:《抗战初期石首党组织活动追忆》｡文章相当详细地记录了加凡同志和我父亲合作的经历｡我在这里抄下那段历史记录的开头和结尾｡加凡同志写道:“1938年3月,我到了石首,刘俊把我分配到民众教育馆当馆员,不久就叫我代理馆长｡”“1938年12月,成立了石首区委｡”加凡同志任区委书记｡“1939年3月,成立石首县委｡”加凡同志任县委书记｡“1939年5月,刘俊终于被国民党撤职了｡”“刘俊被撤职是国民党县党部､三青团和被打死的劣绅家属告状的结果｡”“刘俊在接到他撤职的通知后,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他劝我早些离开石首｡”寥寥数语,当年的革命风云和战友情谊清晰可见,至今感动我们｡
二
解放前我在武昌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地下组织｡解放初期我先后在华中团校和武汉大学学习｡1950年我因肺结核病倒｡从治疗到休养,绵延至1956年｡我父亲跟加凡同志说,我想工作｡当时加凡同志是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7月18日,加凡同志约我谈话｡上午,我去省委宣传部机关｡加凡同志让我先看看报,等他有空｡他忙了一上午,抽不出时间来｡中午下班,加凡同志领我去他的家｡加凡同志跟我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开头问了我的身体情况和学习情况｡我报告了自学的经历｡他对我加以鼓励｡接着他引导我谈了一些有关思想认识的问题,讨论比较具体,好像是在对我进行考试｡后来他表示可以帮助我解决工作问题｡他要我写一篇三千字的自传,还拿上我写的文章,一起给他看看｡那天,加凡同志留我在他家里吃了午饭｡回来后我马上动笔写自传,而且按加凡同志的要求,力求写得“活泼些”｡写完自传,抄写清楚,又挑了三篇我写的文章,一一抄清｡这三篇文章是《百家争鸣是否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关于真理和科学》､《评<全行业公私合营是质变吗?>》｡过了两天,我把自传和文章给加凡同志送去｡我忐忑不安,一再解释说,文章是习作,写得不好｡加凡同志收下了我的自传和文章,对我说:这些材料我看看;你的工作,等我和有关同志商量之后通知你｡又过了两天,省委宣传部办公室郑泽民同志找我去,安排了我的工作｡他告诉我,省委宣传部办了一份刊物,叫《宣传工作》,编辑出版工作放在办公室｡我的任务就是做好《宣传工作》的编辑出版工作｡1956年7月27日,我第一天上班｡编辑,这是我的第一个岗位｡接下来在省委宣传部的《学习生活》､省委的《七一》杂志､省委办公厅的《湖北通讯》,直到我调离湖北,我的岗位都是编辑,前后9年｡有意思的是,我的最后一个岗位是中国编辑学会会长,前后14年｡我和编辑职业如此有缘,追根溯源,要感谢加凡同志领我进门｡
三
湖北省委宣传部办的《宣传工作》是份党内刊物,发到全省每个党支部一本｡每月一期｡工作放在办公室｡编辑部就我一个人｡我的任务包括组稿､选稿､编辑加工､撰写评论和按语､排版､校对､联系通讯员､分发稿费,等等｡在编辑工作流程中,我是责任编辑｡办公室副主任郑泽民同志负责复审｡出版处处长林达同志负责终审｡他们还要和我一起商定每期内容的中心｡部的领导很重视这份刊物｡1956年9月,宣传部部务会议讨论了《宣传工作》的工作,指示:要努力提高刊物的质量,要切实加强编辑工作,要发展通讯员｡我列席部务会议旁听｡几级领导的帮助对我办好刊物至关重要｡即便如此,对初出茅庐的我来说,这个担子实在不轻｡加凡同志对我,一方面放手使用,一方面切实帮助｡我上班之后,他关切地问我,对目前的工作有没有兴趣｡我说,我很愿意学习做好这项工作｡他提醒我,要努力熟悉情况,特别是当前实际工作的情况｡开头我写的评论,常常是一般化的道理多｡他说,这不行,“写得不好”,“一般的道理谁不知道”,要紧密结合实际,要有的放矢｡有一次他看了我写的评论稿以后,笑着对我说:“《人民日报》的社论要抄一点,你抄得太多了｡”所以,我经常被派下乡下厂调查研究,使劲补课,以克服青年学生脱离实际的毛病｡他常给我出写评论的题目,启发我的思考｡比如,那年10月,他出了个评论的题目:《认真学习‘八大’文件》｡我写了草稿｡第一次送去,他说不行,没有结合我省宣传“八大”的实际｡第二次送去,他说还不行,篇幅太长,要压缩｡第三次送去,他才动笔修改定稿｡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次,他要我为刊物写一篇评论,给的题目是《从匈牙利事件看党的思想工作》｡这题目够大的｡我硬着头皮写了｡当然,最后还是加凡同志修改定稿｡他还一再提醒我,“编刊物要好好修改稿件,发表的文章要通顺”｡我一直努力这样做,不过成绩不是很好｡那年11月,根据省委意见,《宣传工作》停刊｡随后,宣传部成立了调查研究组,杨中岳同志任组长｡我被调进这个组｡加凡同志抓这个组,做过“农业合作社的政治工作”的专题研究,发过《农业社政治工作调查提纲》,还做过《农村各阶层的思想分析》｡1957年12月15日,我被调到宣传部办的另一个刊物《学习生活》｡刊物的任务是辅导理论学习,公开发行｡到了《学习生活》,我只是编辑之一,压力明显减轻｡加凡同志找我也少了些｡只记得1958年5月,他曾布置我为《学习生活》写社论:《为实现党的总路线而斗争》｡为此他约我去他家谈了一个多小时｡在我开始工作的那个时期,加凡同志就这样手把手地教我｡
四
除了编刊物,加凡同志还给我一些另外的工作任务和学习机会｡他有过几次到群众中去讲演,直接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比如,1956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那天晚上,在武汉工人俱乐部,到了几千人,连过道都站满了人｡加凡同志讲演的题目是《从匈牙利事件得到的教训》｡他带我去了｡看到加凡同志和普通老百姓那样亲切交流,我激动不已｡后来我为《宣传工作》写评论《从匈牙利事件看党的思想工作》,基本思路就来自加凡同志的这次讲演｡又如,1957年3月31日,在汉口民众乐园京剧院,加凡同志讲演的题目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听众也是非常踊跃｡我去做了记录｡回来之后,我按记录整理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宣传提纲｡加凡同志约几位同志讨论宣传提纲,随后他自己动笔修改定稿｡《长江日报》约他写文章,他让我按宣传提纲精神先写一稿,我写了一个问题:《什么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源》,约4000字｡他亲自修改,压缩了约1000字,用李扬的笔名发表｡加凡同志在每次讲演中突出表现的激情､睿智和口才,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像加凡同志那样,领导干部到第一线,向群众做宣传,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可惜现在这样做的领导干部太少了｡加凡同志还让我协助他起草文件｡这当然是我难得的学习机会｡比如,“八大”之后,召开全省宣传工作会议,加凡同志要做报告,报告的题目是《新形势下党的宣传工作的任务》｡9月25日开始,他先对我讲他的想法｡我们讨论,其实是他测试一下别人的反应｡然后他比较系统地口述,我记录｡我把记录整理成文稿,他修改,提请部务会议讨论,我列席｡根据部务会议的意见,再修改｡这时到了国庆节,加凡同志带着我,整个假期都在他家里加班｡10月4日,我们完成任务｡到作报告时,加凡同志又有许多调整和发挥｡所以,10月10日,我又根据会上报告的记录,再一次进行了文字整理｡任务重､时间紧､加班加点,这几乎是家常便饭｡在加凡同志手下工作很累,也很锻炼人｡我很感激他当时在工作上给我的强化训练｡
五
除了工作以外,在其他方面,加凡同志对我也很关心｡他常问我,最近写什么文章了?看什么书了?他的督促,使我不敢懈怠｡他跟我说,不能只看那些“轻飘飘的书”｡那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10卷本《鲁迅全集》正在陆续出版｡他问我:你买《鲁迅全集》了吗?我说:没买,我有一些单行本｡他说:单行本不一样,还是应该买全集｡我说:一套全集很贵｡他说:你又没有家庭负担,为什么买不起?我说:那好,我买｡我也是崇拜鲁迅的读者,既然要买,就买最好的｡我决定买精装本,大32开,灰色封面,很气派｡随着书的陆续出版,我陆续买了前8卷｡最后两卷我没有买,对加凡同志的承诺,我打了折扣｡什么原因我已淡忘,可能是缺钱｡这8卷《鲁迅全集》一直跟着我｡看见它,我就想起买它的故事｡
1957年我和卢邦骥结婚｡9月30日晚上7点多钟,在宣传部的会议室里,我们举行了婚礼｡我在宣传部的同事到了二十来人,卢邦骥在武昌棉织厂的同事也到了二十来人｡在中间的大桌子上摆了好些瓜子､花生､糖果｡我的父母出席,是主婚人｡加凡同志出席,是证婚人｡加凡同志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给了我们感人的祝福和勉励｡不知是哪位同志的主意,在会场的一张桌子上铺了一大块红绸子｡上书“刘杲卢邦骥同志结婚纪念”,请到会的每位客人在上面签名｡加凡同志也在上面签了名｡他的毛笔书法刚劲有力｡多年以后,结婚证不知搞到哪里去了,而这块红绸子我一直当宝贝珍藏｡
1958年6月9日晚上,在王任重同志家里开会,加凡同志到会｡会上宣布,省委决定创办理论刊物《七一》,把《学习生活》移交给武汉市委,《学习生活》编辑部的同志参加《七一》的工作｡我和《学习生活》编辑部的同志都参加了这个会｡会后,我们马上转移到加凡同志家里,研究如何落实省委的决定｡就这样,我去了办公厅,调入《七一》编辑部,离开了宣传部｡我有些惜别,想找加凡同志好好谈一次｡可是大家都忙,紧急任务没完没了,就是抽不出时间｡我期望的和加凡同志的谈话,终于没有谈成,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六
我和加凡同志一别多年,音信不通｡1992年或者1993年的一天,办公室的秘书告诉我:湖北有位密加凡同志到了北京,他要跟你约时间来看你｡我听了大叫一声:他是我的老首长!哪能让他来看我,我应该马上去看他｡我随即坐车赶往白石桥湖北省驻京办事处,到了加凡同志的住处｡久别重逢,我们都很高兴｡谈过一阵之后,我问:您老远来北京,有事吧?加凡同志说,他正在抓湖北省地方志的编纂工作｡一些项目陆续完稿,出版很困难｡他们申请新闻出版署批准建立湖北方志出版社｡希望我帮忙｡我当时在新闻出版署分管这方面的工作｡听完加凡同志的话我犯难了｡我知道他的性格,决不为私事求人｡这次是为了工作｡他对我有恩,而且从来没有求过我｡老首长开了口,我怎么办?犹豫了一会儿,我开始把署里研究的意见向加凡同志作解释｡我说,中央一直强调严格控制新建出版社｡地方志的出版,各省都有需要｡如果批准湖北省建方志出版社,马上全国各地援例,会增加20到30家方志出版社,这是根本通不过的｡可是地方志的出版困难是个实际问题,应该解决｡与此相近的还有地方党史著作出版困难的问题,也应该解决｡署里考虑采取给各地人民出版社扩大出书范围的办法｡由新闻出版署发文件通知各地,今后各地的地方志和党史两个方面的著作出版,由当地的人民出版社负责安排｡这可能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听了我的解释,加凡同志有点失望,随即表示理解｡他顾全大局,没有让我为难｡我非常感激他的理解,同时又觉得很对不起老首长｡谈完公事我就告辞走了｡我甚至没有请他吃一顿饭｡后来每次想起来,我都骂自己死脑筋｡
七
这几年我有点空闲时间｡每逢新年我都要给亲友们分发贺卡,就是邮局发行的最便宜的那一种｡我当然给加凡同志也发了｡每次他都给我回了贺卡,也是最便宜的那一种,不过有他的亲笔字｡见了他的亲笔字,知道他还健康,我感到宽慰｡有一年他在回我的贺卡上,风趣地自称“老而未朽”,再次显示了他一贯的洒脱｡今年,我照例给加凡同志发去了贺卡｡不料回复我的不是加凡同志,而是他的家属｡我有了不祥的预感｡后来,杨中岳同志来信说,加凡同志已在去年病逝｡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在加凡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只有两年,可是他对我的教育和培养､他的言传身教,却影响了我的一生｡
一
加凡同志和我父亲早年相识｡1938年､1939年,在湖北省石首县,加凡同志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我父亲是国民党的县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他们携手并肩,团结合作,跟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的革命事迹,在湖北省抗日战争历史上留下一段佳话｡我当时年纪很小,不了解父辈的活动｡后来我父亲多次对我们讲过在石首的故事｡这不仅感动和教育了我们,而且在我们心中刻下了一个名字——密加凡,一位令人由衷敬仰的共产党人的名字｡共和国建立后,加凡同志和我父亲分别在湖北省委､省府的部门担任领导职务｡他们终生是好朋友｡1999年,石首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辑出版了一本书:《抗日战争烽火中的刘俊县长》(我父亲曾用名“俊”,后来改为“劲”)｡这本书收了加凡同志的文章:《抗战初期石首党组织活动追忆》｡文章相当详细地记录了加凡同志和我父亲合作的经历｡我在这里抄下那段历史记录的开头和结尾｡加凡同志写道:“1938年3月,我到了石首,刘俊把我分配到民众教育馆当馆员,不久就叫我代理馆长｡”“1938年12月,成立了石首区委｡”加凡同志任区委书记｡“1939年3月,成立石首县委｡”加凡同志任县委书记｡“1939年5月,刘俊终于被国民党撤职了｡”“刘俊被撤职是国民党县党部､三青团和被打死的劣绅家属告状的结果｡”“刘俊在接到他撤职的通知后,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他劝我早些离开石首｡”寥寥数语,当年的革命风云和战友情谊清晰可见,至今感动我们｡
二
解放前我在武昌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地下组织｡解放初期我先后在华中团校和武汉大学学习｡1950年我因肺结核病倒｡从治疗到休养,绵延至1956年｡我父亲跟加凡同志说,我想工作｡当时加凡同志是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7月18日,加凡同志约我谈话｡上午,我去省委宣传部机关｡加凡同志让我先看看报,等他有空｡他忙了一上午,抽不出时间来｡中午下班,加凡同志领我去他的家｡加凡同志跟我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开头问了我的身体情况和学习情况｡我报告了自学的经历｡他对我加以鼓励｡接着他引导我谈了一些有关思想认识的问题,讨论比较具体,好像是在对我进行考试｡后来他表示可以帮助我解决工作问题｡他要我写一篇三千字的自传,还拿上我写的文章,一起给他看看｡那天,加凡同志留我在他家里吃了午饭｡回来后我马上动笔写自传,而且按加凡同志的要求,力求写得“活泼些”｡写完自传,抄写清楚,又挑了三篇我写的文章,一一抄清｡这三篇文章是《百家争鸣是否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关于真理和科学》､《评<全行业公私合营是质变吗?>》｡过了两天,我把自传和文章给加凡同志送去｡我忐忑不安,一再解释说,文章是习作,写得不好｡加凡同志收下了我的自传和文章,对我说:这些材料我看看;你的工作,等我和有关同志商量之后通知你｡又过了两天,省委宣传部办公室郑泽民同志找我去,安排了我的工作｡他告诉我,省委宣传部办了一份刊物,叫《宣传工作》,编辑出版工作放在办公室｡我的任务就是做好《宣传工作》的编辑出版工作｡1956年7月27日,我第一天上班｡编辑,这是我的第一个岗位｡接下来在省委宣传部的《学习生活》､省委的《七一》杂志､省委办公厅的《湖北通讯》,直到我调离湖北,我的岗位都是编辑,前后9年｡有意思的是,我的最后一个岗位是中国编辑学会会长,前后14年｡我和编辑职业如此有缘,追根溯源,要感谢加凡同志领我进门｡
三
湖北省委宣传部办的《宣传工作》是份党内刊物,发到全省每个党支部一本｡每月一期｡工作放在办公室｡编辑部就我一个人｡我的任务包括组稿､选稿､编辑加工､撰写评论和按语､排版､校对､联系通讯员､分发稿费,等等｡在编辑工作流程中,我是责任编辑｡办公室副主任郑泽民同志负责复审｡出版处处长林达同志负责终审｡他们还要和我一起商定每期内容的中心｡部的领导很重视这份刊物｡1956年9月,宣传部部务会议讨论了《宣传工作》的工作,指示:要努力提高刊物的质量,要切实加强编辑工作,要发展通讯员｡我列席部务会议旁听｡几级领导的帮助对我办好刊物至关重要｡即便如此,对初出茅庐的我来说,这个担子实在不轻｡加凡同志对我,一方面放手使用,一方面切实帮助｡我上班之后,他关切地问我,对目前的工作有没有兴趣｡我说,我很愿意学习做好这项工作｡他提醒我,要努力熟悉情况,特别是当前实际工作的情况｡开头我写的评论,常常是一般化的道理多｡他说,这不行,“写得不好”,“一般的道理谁不知道”,要紧密结合实际,要有的放矢｡有一次他看了我写的评论稿以后,笑着对我说:“《人民日报》的社论要抄一点,你抄得太多了｡”所以,我经常被派下乡下厂调查研究,使劲补课,以克服青年学生脱离实际的毛病｡他常给我出写评论的题目,启发我的思考｡比如,那年10月,他出了个评论的题目:《认真学习‘八大’文件》｡我写了草稿｡第一次送去,他说不行,没有结合我省宣传“八大”的实际｡第二次送去,他说还不行,篇幅太长,要压缩｡第三次送去,他才动笔修改定稿｡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次,他要我为刊物写一篇评论,给的题目是《从匈牙利事件看党的思想工作》｡这题目够大的｡我硬着头皮写了｡当然,最后还是加凡同志修改定稿｡他还一再提醒我,“编刊物要好好修改稿件,发表的文章要通顺”｡我一直努力这样做,不过成绩不是很好｡那年11月,根据省委意见,《宣传工作》停刊｡随后,宣传部成立了调查研究组,杨中岳同志任组长｡我被调进这个组｡加凡同志抓这个组,做过“农业合作社的政治工作”的专题研究,发过《农业社政治工作调查提纲》,还做过《农村各阶层的思想分析》｡1957年12月15日,我被调到宣传部办的另一个刊物《学习生活》｡刊物的任务是辅导理论学习,公开发行｡到了《学习生活》,我只是编辑之一,压力明显减轻｡加凡同志找我也少了些｡只记得1958年5月,他曾布置我为《学习生活》写社论:《为实现党的总路线而斗争》｡为此他约我去他家谈了一个多小时｡在我开始工作的那个时期,加凡同志就这样手把手地教我｡
四
除了编刊物,加凡同志还给我一些另外的工作任务和学习机会｡他有过几次到群众中去讲演,直接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比如,1956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那天晚上,在武汉工人俱乐部,到了几千人,连过道都站满了人｡加凡同志讲演的题目是《从匈牙利事件得到的教训》｡他带我去了｡看到加凡同志和普通老百姓那样亲切交流,我激动不已｡后来我为《宣传工作》写评论《从匈牙利事件看党的思想工作》,基本思路就来自加凡同志的这次讲演｡又如,1957年3月31日,在汉口民众乐园京剧院,加凡同志讲演的题目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听众也是非常踊跃｡我去做了记录｡回来之后,我按记录整理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宣传提纲｡加凡同志约几位同志讨论宣传提纲,随后他自己动笔修改定稿｡《长江日报》约他写文章,他让我按宣传提纲精神先写一稿,我写了一个问题:《什么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源》,约4000字｡他亲自修改,压缩了约1000字,用李扬的笔名发表｡加凡同志在每次讲演中突出表现的激情､睿智和口才,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像加凡同志那样,领导干部到第一线,向群众做宣传,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可惜现在这样做的领导干部太少了｡加凡同志还让我协助他起草文件｡这当然是我难得的学习机会｡比如,“八大”之后,召开全省宣传工作会议,加凡同志要做报告,报告的题目是《新形势下党的宣传工作的任务》｡9月25日开始,他先对我讲他的想法｡我们讨论,其实是他测试一下别人的反应｡然后他比较系统地口述,我记录｡我把记录整理成文稿,他修改,提请部务会议讨论,我列席｡根据部务会议的意见,再修改｡这时到了国庆节,加凡同志带着我,整个假期都在他家里加班｡10月4日,我们完成任务｡到作报告时,加凡同志又有许多调整和发挥｡所以,10月10日,我又根据会上报告的记录,再一次进行了文字整理｡任务重､时间紧､加班加点,这几乎是家常便饭｡在加凡同志手下工作很累,也很锻炼人｡我很感激他当时在工作上给我的强化训练｡
五
除了工作以外,在其他方面,加凡同志对我也很关心｡他常问我,最近写什么文章了?看什么书了?他的督促,使我不敢懈怠｡他跟我说,不能只看那些“轻飘飘的书”｡那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10卷本《鲁迅全集》正在陆续出版｡他问我:你买《鲁迅全集》了吗?我说:没买,我有一些单行本｡他说:单行本不一样,还是应该买全集｡我说:一套全集很贵｡他说:你又没有家庭负担,为什么买不起?我说:那好,我买｡我也是崇拜鲁迅的读者,既然要买,就买最好的｡我决定买精装本,大32开,灰色封面,很气派｡随着书的陆续出版,我陆续买了前8卷｡最后两卷我没有买,对加凡同志的承诺,我打了折扣｡什么原因我已淡忘,可能是缺钱｡这8卷《鲁迅全集》一直跟着我｡看见它,我就想起买它的故事｡
1957年我和卢邦骥结婚｡9月30日晚上7点多钟,在宣传部的会议室里,我们举行了婚礼｡我在宣传部的同事到了二十来人,卢邦骥在武昌棉织厂的同事也到了二十来人｡在中间的大桌子上摆了好些瓜子､花生､糖果｡我的父母出席,是主婚人｡加凡同志出席,是证婚人｡加凡同志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给了我们感人的祝福和勉励｡不知是哪位同志的主意,在会场的一张桌子上铺了一大块红绸子｡上书“刘杲卢邦骥同志结婚纪念”,请到会的每位客人在上面签名｡加凡同志也在上面签了名｡他的毛笔书法刚劲有力｡多年以后,结婚证不知搞到哪里去了,而这块红绸子我一直当宝贝珍藏｡
1958年6月9日晚上,在王任重同志家里开会,加凡同志到会｡会上宣布,省委决定创办理论刊物《七一》,把《学习生活》移交给武汉市委,《学习生活》编辑部的同志参加《七一》的工作｡我和《学习生活》编辑部的同志都参加了这个会｡会后,我们马上转移到加凡同志家里,研究如何落实省委的决定｡就这样,我去了办公厅,调入《七一》编辑部,离开了宣传部｡我有些惜别,想找加凡同志好好谈一次｡可是大家都忙,紧急任务没完没了,就是抽不出时间｡我期望的和加凡同志的谈话,终于没有谈成,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六
我和加凡同志一别多年,音信不通｡1992年或者1993年的一天,办公室的秘书告诉我:湖北有位密加凡同志到了北京,他要跟你约时间来看你｡我听了大叫一声:他是我的老首长!哪能让他来看我,我应该马上去看他｡我随即坐车赶往白石桥湖北省驻京办事处,到了加凡同志的住处｡久别重逢,我们都很高兴｡谈过一阵之后,我问:您老远来北京,有事吧?加凡同志说,他正在抓湖北省地方志的编纂工作｡一些项目陆续完稿,出版很困难｡他们申请新闻出版署批准建立湖北方志出版社｡希望我帮忙｡我当时在新闻出版署分管这方面的工作｡听完加凡同志的话我犯难了｡我知道他的性格,决不为私事求人｡这次是为了工作｡他对我有恩,而且从来没有求过我｡老首长开了口,我怎么办?犹豫了一会儿,我开始把署里研究的意见向加凡同志作解释｡我说,中央一直强调严格控制新建出版社｡地方志的出版,各省都有需要｡如果批准湖北省建方志出版社,马上全国各地援例,会增加20到30家方志出版社,这是根本通不过的｡可是地方志的出版困难是个实际问题,应该解决｡与此相近的还有地方党史著作出版困难的问题,也应该解决｡署里考虑采取给各地人民出版社扩大出书范围的办法｡由新闻出版署发文件通知各地,今后各地的地方志和党史两个方面的著作出版,由当地的人民出版社负责安排｡这可能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听了我的解释,加凡同志有点失望,随即表示理解｡他顾全大局,没有让我为难｡我非常感激他的理解,同时又觉得很对不起老首长｡谈完公事我就告辞走了｡我甚至没有请他吃一顿饭｡后来每次想起来,我都骂自己死脑筋｡
七
这几年我有点空闲时间｡每逢新年我都要给亲友们分发贺卡,就是邮局发行的最便宜的那一种｡我当然给加凡同志也发了｡每次他都给我回了贺卡,也是最便宜的那一种,不过有他的亲笔字｡见了他的亲笔字,知道他还健康,我感到宽慰｡有一年他在回我的贺卡上,风趣地自称“老而未朽”,再次显示了他一贯的洒脱｡今年,我照例给加凡同志发去了贺卡｡不料回复我的不是加凡同志,而是他的家属｡我有了不祥的预感｡后来,杨中岳同志来信说,加凡同志已在去年病逝｡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在加凡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只有两年,可是他对我的教育和培养､他的言传身教,却影响了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