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刺秦王》收入《战国策》，充分表现刘向的“史识”，其中诸多的悲喜因素，令人玩索不尽。我这里仅作笑谈。
　　一是燕主无雄才大略，外交才能平庸，朝中无人。想当年，燕昭王有乐毅的辅佐，各国诸侯乃至周天子谁敢小觑。“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这不只是说“丹”智谋有限，决策失误，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燕国当时朝中无人。既没有燕昭王那样雄才大略的君主，又没有乐毅那样深谙“行军用兵之道”的将帅，下而“以荆卿为计”。其实，君主不必是集治政、治军之才于一身的大材，但首先能像刘邦一样“将将”，且不说是否有将可将，至少，你应该有让手下将帅放手用兵的耐性和胸怀。《开国大典》中，巴大维曾对蒋说：“贵军作战，部队推进到哪里，蒋先生可以迅速飞抵前线指挥所，直接参与指挥，而毛泽东不行，他只能在后方听前线的汇报。”这也正是燕太子的致命弱点——没耐性，急于求成。“日以尽矣……丹请先遣秦武阳”，他急了，坐不住了；“太子迟之，疑其有改悔”“荆卿岂无意哉”，他不信任荆轲。“成大事功”虽非都是“秤心斗胆”者，起码是稳沉持重、胸襟开阔者，而燕太子不是。燕太子“善养士”“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而对荆卿的武学造诣一概不知，无知人之明。何况，找遍燕国，仅得一个秦武阳，那是人才匮乏。连一把匕首还需进口，何谈军工。所以燕太子主燕，“刺客不行”也必败。
　　二是秦王虚有其名，既无远见卓识，又无宽广胸怀，贪得无厌，利令智昏。千古政要，短见重利者必败。自秦孝公至始皇，“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蒙故业，因遗策”，南取北收，追亡逐北，统一天下乃必然之趋势，又何败之有呢？一则秦王志大识浅，器量狭小。“督亢”虽乃燕国的一块肥沃的土地，却只易、霸之一隅，为弹丸之地而亲见来使，且未见国书，而轻信蒙嘉，有失缜密；武阳“色变振恐”于前，秦王不疑，荆轲把袖持刀“揕之”而不能脱，“剑长”而“不可立拔”，根本没有“万世”之君的那种镇定、从容与威严，统一天下只是因六国诸侯失策而侥幸得之，实非旷世贤主。二则用人不察。有蒙嘉这样贪图小利者立于朝中，再有赵高等祸乱朝纲，祸国败家只在早晚。三则面对三寸的“匕首”，武功低劣的荆轲，而“群臣惊愕”“尽失其度”，满朝文武，竟无一个处变不惊，胆识、器量过人的佼佼者，秦国纵然统一了全国，又能保持多久呢？“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不过是“白日梦”了。若非一个保健医生“夏无且”为之解围，江山易主，群小自散，何来“刘项引颈”观其东巡？拉倒吧。
　　三是荆轲武功低劣，感情用事，自负轻敌，此乃办事之大忌。荆轲没有看清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更不懂得独力难以挽狂澜于即至之理。人说“良将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其所事之主如上所说，非贤明之君，却要凭一己之力挟秦立盟，逞匹夫之勇，无异于螳臂当车，蚍蜉撼树。其次荆轲无自知之明，既无毛遂那样抵百万雄师的三寸之舌，更没商纣托梁换柱，张飞“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的上乘武功，“惜哉剑术疏”。连幽居深宫，胆小，见刀而惊恐，力怯智短，“剑坚”而“不可立拔”的秦王都不能制服。刀利，却“提秦王”而“不中”；体健，仅能与秦王“还柱而走”，而不能挡住“药囊”；力怯，只可与秦王“以手共搏之”罢了。至于“倚柱而笑，箕踞以骂”，三岁孩童也常作此状，不足道哉！第三，荆轲没有得力的助手。秦武阳12岁杀人，可谓“初生牛犊不畏虎”，“色变振恐”，足见不能“称向时之闻”了。更何况秦王与荆轲“还柱”“手搏”时，不知武阳已吓成什么样子，读者自去想象。燕人平原，一生志在报秦，是“荆轲有所待”者，何故没到？个中原因，我们也不难猜测。可以说，此人未出，其智已在荆轲之上了。行刺至少也应该有一样像样的兵器吧。冷兵器时代，长一分，则多一分胜算。求之于国外，“取之百金”“淬之以药”，试之于人，“无不立死”的“利匕首”，实不如周杰伦的“三截棍”好使。还是朱熹说得好，“轲匹夫之勇，其事不足言”。
　　可以说，国内没有能谋善断的主子制定周密的行动计划，外交上也没有相应的配合措施，身旁没有胆大心细、机智灵活、勇武善战的帮手来使唤，手中又没有一个称手的家伙，自身又没有一招置人于死地的武功，失败是必然的。“喜剧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正是也。
　　当然，国家多事之秋，荆轲只身赴秦，其不畏强暴，不避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品质是可贵的，正体现了历史上的必然要求与这种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美。其人格精神实乃历史天空中的一颗璀璨明星，是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时，激励华夏儿女奋斗不已的精神动力。
　　陈兆刚，教师，现居湖北房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