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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甫先生所著的《洛阳伽蓝记译注》是一个谜。
众所周知，周振甫先生是《管锥编》的编辑，他和钱锺书先生在学术上的交流往还已成文坛佳话。如今周先生已归道山，“《管锥编》审读意见”让年轻学子读来仍觉振聋发聩，众多学子以拥有江苏教育出版社一套“周振甫译注别集”为幸事，希望细读该丛书以窥学术门径。
《洛阳伽蓝记》的记载以北魏寺庙为主，兼及鲜卑拓跋王朝进入中原后几百年汉化与佛教化过程中的文化、政治、典章、军事、外交的各种掌故趣闻。被学者认为“妙笔葩芬，奇思清峙，秾丽秀逸，烦而不厌”。这段历史正是南北朝长期对立的历史，其中夷夏之辨、种族意识犬牙交错状态尤为迷人而恼人。陈寅恪先生的诗《旧史》说的正是这段历史：“厌读前人旧史编，岛夷索虏总纷然。魏收沈约休相诮，同是生民在倒悬。”但是此书版本错讹较多，上世纪以来，经过张宗祥、周祖谟与范祥雍先生的校勘与注释，此书已晓畅可诵。
2006年出版的《洛阳伽蓝记译注》编排醒目，译注多有新意，尤为难得的是周振甫先生首次将此书全部译为白话文，对初学者来说可谓功莫大焉。但细读后发现全书遍布错讹，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杨街之文笔华丽，考据更为精审，但译成白话文以后读来风味顿失，甚至时时感到骨鲠在喉。由于错误太多，我仅从155页到178页的极少量篇幅重点谈谈我的疑惑。这一部分讲的是《法云寺》。
第155页：原文是“寺北有侍中尚书令临淮王彧宅。彧博通典籍。辨慧清恬。风仪详审。容止可观。”周先生的译注中把“彧”译成“荀彧”。并引《魏书》卷十本传介绍“彧字文若……尔朱荣入洛，杀害元氏，彧奔萧衍……”这里的“彧”指的应该是“元彧”。尽管两人的字都是“文若”，但是相隔了几百年历史。况且荀彧不仅是三国人物，在周先生熟悉的文学领域里，本属于政治家荀彧因身体有香气而使他的名字成了文学典故。古诗中于是有了“荀令香”、“令君香”、“令公香”等说法，更有把香炉直接称为“苟炉”的。李商隐《韩翃舍人即事》一诗中有“桥南荀令过，十里送衣香”。而在这段很长的译文里讲述的是不仅没有一天梦想过称王、还阻止曹操称王的荀彧在死后几百年却过上了豪奢的王爷生活。然后等到“尔朱兆进入京师，荀彧被乱兵害死。”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是荀彧在历史上的第二次死亡了。
第156页：“即《汉书》所说：‘采土筑山，每十里路筑就里山坡，用来模仿二座崤山。”’这里的《汉书》应为《后汉书》。这一点在范祥雍的译注里已被指出了，如果后出的译注好像前人的研究都不存在似的，那文化传承的意义何在呢?
同一页讲刘宝的内容错得太多，原文是“至于盐粟贵贱，市价高下，所在一例。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焉。”结果译成了“至于盐和粟的贵贱，市价的高低，所在地方都一样，由他决定。舟车所通或足迹能到处，没有不做商业或贩子的。”译者没有想到刘宝设立的是连锁店，全国分店的商品价格自然都一样。译者想到的只是“所有地方都一样，由他决定。”如果这段话如此毫无新意，惜墨如金的杨衙之为什么写出来?而“没有不做商业或贩子的”更是不通。同一段“产匹铜山，家藏金穴”是用典，即使不知道用典也不能翻译成“他的产业就像有个铜山，家里藏有金子的穴洞”。紧接着是把“宅宇逾制”译成“他的住宅越过制度”。下面一句“天下妙伎出焉”译成了“天下高妙的技手出在这里。”用“技手”来称呼歌伎恐怕过于生僻了。然后，译者在这段把“朝廷为之旰食”译为“皇帝为它忧得不得早食”。“旰食”的意思是晚食。“不得早食”在注释里似乎说的过去，放在全译本里就有些可笑了：好像皇帝一直是早食的，不能早食(哪怕是正点)就很不高兴。
译者不怎么翻字典，想怎么译就怎么译，看过全书的人会有一个感觉，译者写译文时一般不顾现代汉语的语法和词序，而是按照文言文词序，把文言文单词中的每个字加上一个词组成新词，苟且排列出来就算完事。多数译文都经不起推敲。初学者读了此书还以为文言文本身就是不通，无法讲清楚。
译者的文言文知识有时似乎非常贫乏。第163页把“诸羌闻之，悉皆流涕”翻译成了“众羌人听了，都流下鼻涕。”第158页的译文是“狐狸开始时变成一个妇人，衣服穿得很漂亮……当时有夫人穿着彩衣的，人们都指为狐狸要迷惑人。”原文其实是“衣服靓妆”，不仅指穿了漂亮衣服，还有化了妆的含义。“人皆指为狐魅”译成“人们都指为狐狸要迷惑人”，此句语法不通，套的是文言文词序。“狐魅”其实就是“狐狸精”，译过来就是“人们都指指点点，把她当成狐狸精。”意思清楚明白。
此书学者们多半是不会去看的。可对初学者来说，很多该译的地方又不译，比如说露积(露天堆积)、关防(边关，或有军队驻防的关隘)、“复道”(楼与楼之间的空中走廊)这些词都原封不动的搬到现代汉语中来了。把“加开府”译成“加上开府的官衔”。译了等于没有译。在第199页还有这样的译文：“日月的运动转换，不知道它的度数。”这句话令人吃惊：鲜卑人经过短期的汉化天文学知识就那么发达了?似乎还知道黄道十二宫的准确位置?原文“阴阳运转，莫知其度”无非是说不知道日月的长度罢了。更何况这里说的是游牧民族噘哒。他们也没有必要把天文学钻研得那么透彻。在163页，有这样一句译文“有金凤衔着铃，金龙吐着佩带。素柰朱李的枝条进入屋檐。”原文的“金龙吐佩”被译成“金龙吐着佩带”，“佩”其实要么被解释成“玉佩”，要么被解释成“旆”。“素柰朱李”译者又懒得去译，“柰”即“花红”，初学者恐怕也是不知道的。
还有原文尚可懂，译了不如不译的地方，如把萧怿的一句话“胡马鸣珂者，莫非黄门之养息也。”译成“胡马叫着挂上玉的。”把“精进”这种已入现代白话文的词译成“精干而有上进心。”“始为宝卷追服三年丧”译成“才替宝卷追带了三年丧服”。
但是此书中并非毫无学术价值，也并非处处草率。第66页“晋太康六年岁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后加注有“太康六年即285年，这年的九月朔式丙辰，不是甲戌，大约记错了。”这说明译者在此处心细如发，用力甚勤。据此书的前言，周振甫先生生前并没有看到此书出版。周振甫先生是否并没有完成书稿，是否另有他人将残稿续成?这只能由当事人揭开这个谜了。
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学苑出版社出版过此书，乔纳森先生在“往复”学术论坛指出该书“拙劣”、“不负责任”。并列出了《明悬尼寺》一篇译文中的错误。如将“江表”(江南)译成“长江外”等。与该书有关的人看到之后说了些冠冕堂皇的话，诸如作者品行高尚、辛苦著书、希望学者提出改正意见等等。五年后，2006年此书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再次出版，我注意到“长江外”改成了“江南”(前言中没有对此鸣谢)，而其他经人提醒但没有直接写出改正意见的地方，至今一仍其旧。
杨街之在《明悬尼寺》一文中对道听途说、穿凿附会的治学态度极为反感。并对此严加斥责：“误我后学，日月已甚”。他哪里想得到，他本人的书几千年后也经历了更为残酷的命运!
(《洛阳伽蓝记译注》，[北朝]杨街之著，周振甫评注，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版，19．80元)
众所周知，周振甫先生是《管锥编》的编辑，他和钱锺书先生在学术上的交流往还已成文坛佳话。如今周先生已归道山，“《管锥编》审读意见”让年轻学子读来仍觉振聋发聩，众多学子以拥有江苏教育出版社一套“周振甫译注别集”为幸事，希望细读该丛书以窥学术门径。
《洛阳伽蓝记》的记载以北魏寺庙为主，兼及鲜卑拓跋王朝进入中原后几百年汉化与佛教化过程中的文化、政治、典章、军事、外交的各种掌故趣闻。被学者认为“妙笔葩芬，奇思清峙，秾丽秀逸，烦而不厌”。这段历史正是南北朝长期对立的历史，其中夷夏之辨、种族意识犬牙交错状态尤为迷人而恼人。陈寅恪先生的诗《旧史》说的正是这段历史：“厌读前人旧史编，岛夷索虏总纷然。魏收沈约休相诮，同是生民在倒悬。”但是此书版本错讹较多，上世纪以来，经过张宗祥、周祖谟与范祥雍先生的校勘与注释，此书已晓畅可诵。
2006年出版的《洛阳伽蓝记译注》编排醒目，译注多有新意，尤为难得的是周振甫先生首次将此书全部译为白话文，对初学者来说可谓功莫大焉。但细读后发现全书遍布错讹，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杨街之文笔华丽，考据更为精审，但译成白话文以后读来风味顿失，甚至时时感到骨鲠在喉。由于错误太多，我仅从155页到178页的极少量篇幅重点谈谈我的疑惑。这一部分讲的是《法云寺》。
第155页：原文是“寺北有侍中尚书令临淮王彧宅。彧博通典籍。辨慧清恬。风仪详审。容止可观。”周先生的译注中把“彧”译成“荀彧”。并引《魏书》卷十本传介绍“彧字文若……尔朱荣入洛，杀害元氏，彧奔萧衍……”这里的“彧”指的应该是“元彧”。尽管两人的字都是“文若”，但是相隔了几百年历史。况且荀彧不仅是三国人物，在周先生熟悉的文学领域里，本属于政治家荀彧因身体有香气而使他的名字成了文学典故。古诗中于是有了“荀令香”、“令君香”、“令公香”等说法，更有把香炉直接称为“苟炉”的。李商隐《韩翃舍人即事》一诗中有“桥南荀令过，十里送衣香”。而在这段很长的译文里讲述的是不仅没有一天梦想过称王、还阻止曹操称王的荀彧在死后几百年却过上了豪奢的王爷生活。然后等到“尔朱兆进入京师，荀彧被乱兵害死。”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是荀彧在历史上的第二次死亡了。
第156页：“即《汉书》所说：‘采土筑山，每十里路筑就里山坡，用来模仿二座崤山。”’这里的《汉书》应为《后汉书》。这一点在范祥雍的译注里已被指出了，如果后出的译注好像前人的研究都不存在似的，那文化传承的意义何在呢?
同一页讲刘宝的内容错得太多，原文是“至于盐粟贵贱，市价高下，所在一例。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焉。”结果译成了“至于盐和粟的贵贱，市价的高低，所在地方都一样，由他决定。舟车所通或足迹能到处，没有不做商业或贩子的。”译者没有想到刘宝设立的是连锁店，全国分店的商品价格自然都一样。译者想到的只是“所有地方都一样，由他决定。”如果这段话如此毫无新意，惜墨如金的杨衙之为什么写出来?而“没有不做商业或贩子的”更是不通。同一段“产匹铜山，家藏金穴”是用典，即使不知道用典也不能翻译成“他的产业就像有个铜山，家里藏有金子的穴洞”。紧接着是把“宅宇逾制”译成“他的住宅越过制度”。下面一句“天下妙伎出焉”译成了“天下高妙的技手出在这里。”用“技手”来称呼歌伎恐怕过于生僻了。然后，译者在这段把“朝廷为之旰食”译为“皇帝为它忧得不得早食”。“旰食”的意思是晚食。“不得早食”在注释里似乎说的过去，放在全译本里就有些可笑了：好像皇帝一直是早食的，不能早食(哪怕是正点)就很不高兴。
译者不怎么翻字典，想怎么译就怎么译，看过全书的人会有一个感觉，译者写译文时一般不顾现代汉语的语法和词序，而是按照文言文词序，把文言文单词中的每个字加上一个词组成新词，苟且排列出来就算完事。多数译文都经不起推敲。初学者读了此书还以为文言文本身就是不通，无法讲清楚。
译者的文言文知识有时似乎非常贫乏。第163页把“诸羌闻之，悉皆流涕”翻译成了“众羌人听了，都流下鼻涕。”第158页的译文是“狐狸开始时变成一个妇人，衣服穿得很漂亮……当时有夫人穿着彩衣的，人们都指为狐狸要迷惑人。”原文其实是“衣服靓妆”，不仅指穿了漂亮衣服，还有化了妆的含义。“人皆指为狐魅”译成“人们都指为狐狸要迷惑人”，此句语法不通，套的是文言文词序。“狐魅”其实就是“狐狸精”，译过来就是“人们都指指点点，把她当成狐狸精。”意思清楚明白。
此书学者们多半是不会去看的。可对初学者来说，很多该译的地方又不译，比如说露积(露天堆积)、关防(边关，或有军队驻防的关隘)、“复道”(楼与楼之间的空中走廊)这些词都原封不动的搬到现代汉语中来了。把“加开府”译成“加上开府的官衔”。译了等于没有译。在第199页还有这样的译文：“日月的运动转换，不知道它的度数。”这句话令人吃惊：鲜卑人经过短期的汉化天文学知识就那么发达了?似乎还知道黄道十二宫的准确位置?原文“阴阳运转，莫知其度”无非是说不知道日月的长度罢了。更何况这里说的是游牧民族噘哒。他们也没有必要把天文学钻研得那么透彻。在163页，有这样一句译文“有金凤衔着铃，金龙吐着佩带。素柰朱李的枝条进入屋檐。”原文的“金龙吐佩”被译成“金龙吐着佩带”，“佩”其实要么被解释成“玉佩”，要么被解释成“旆”。“素柰朱李”译者又懒得去译，“柰”即“花红”，初学者恐怕也是不知道的。
还有原文尚可懂，译了不如不译的地方，如把萧怿的一句话“胡马鸣珂者，莫非黄门之养息也。”译成“胡马叫着挂上玉的。”把“精进”这种已入现代白话文的词译成“精干而有上进心。”“始为宝卷追服三年丧”译成“才替宝卷追带了三年丧服”。
但是此书中并非毫无学术价值，也并非处处草率。第66页“晋太康六年岁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后加注有“太康六年即285年，这年的九月朔式丙辰，不是甲戌，大约记错了。”这说明译者在此处心细如发，用力甚勤。据此书的前言，周振甫先生生前并没有看到此书出版。周振甫先生是否并没有完成书稿，是否另有他人将残稿续成?这只能由当事人揭开这个谜了。
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学苑出版社出版过此书，乔纳森先生在“往复”学术论坛指出该书“拙劣”、“不负责任”。并列出了《明悬尼寺》一篇译文中的错误。如将“江表”(江南)译成“长江外”等。与该书有关的人看到之后说了些冠冕堂皇的话，诸如作者品行高尚、辛苦著书、希望学者提出改正意见等等。五年后，2006年此书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再次出版，我注意到“长江外”改成了“江南”(前言中没有对此鸣谢)，而其他经人提醒但没有直接写出改正意见的地方，至今一仍其旧。
杨街之在《明悬尼寺》一文中对道听途说、穿凿附会的治学态度极为反感。并对此严加斥责：“误我后学，日月已甚”。他哪里想得到，他本人的书几千年后也经历了更为残酷的命运!
(《洛阳伽蓝记译注》，[北朝]杨街之著，周振甫评注，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版，1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