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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的军事合作
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这一时期，正是解放军军事装备进入跨越式发展的实施阶段。特别是在集中力量发展空军装备上，上下都已经形成共识，但在如何发展上却有几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从空军的现状来看，装备已经明显落后于西方各国和台湾，如果不能尽快缩小差距，势必对国家防空安全和维护台海地区的稳定带来影响。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必须尽快拿到可靠、顶用的飞机，因而赞成从国外购买部分先进的作战飞机。
另一种意见认为，买国外的飞机不仅花钱太多，而且还会带来维护保养等一系列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受制于人。如20世纪60年代苏联为了卡我们的“脖子”，背信弃义，在一夜间突然撤走全部援华专家，给我国的各方面建设造成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又如，20世纪80年代末与美国合作的“八二工程”，在项目进行到关键时刻，人家说终止合同就单方面终止了，尽管责任在美国政府，可是损失的却是我们自己；再如，英国和阿根廷的马岛之战，阿空军就是在战争的关键时刻，由于法国中断了导弹的供应，从而使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这样的教训必须吸取，因而主张坚持独立自主，自行研制。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必须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引进部分国外先进飞机和先进技术，加速空军装备的更新换代，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大幅度提升空军的现有战斗力。另一方面，在引进先进装备的基础上，尽快消化吸收新技术并加速国产化的进程。与此同时，还要坚持独立自主、积极吸收先进的技术成果，继续自行研制我们自己的飞机，以避免将来受制于人。
最后的结果是采用了第三种意见。中央军委的决策是，一定要坚持自力更生，但考虑到现有的基础条件，还必须要引进有关的先进技术。引进的前提是，把先进技术先拿到手，然后再消化吸收，但不是完全仿制，而是在此基础上的创新。
这是一个历史性机遇。几代航空人早就企盼着我们自己的航空业能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可是，在冷战时期，由于西方敌对势力实施封锁战略，迫使我们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再加上十年“文革”的干扰破坏，使得飞机的研制工作几起几落，耽误了宝贵的时间，使原本就有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北约各国，以及苏联和华约各国都相继完成了第三代战机的更新换代，而我们的主战飞机仍然是第二代战机，比人家整整落后了一代。如果我们再不迎头赶上，用不了多久又会滑落到被动和落后挨打的老路上去。
尽管世界风云变幻，但历史还是赐予了我们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和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末恢复和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为两国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后，中苏军事技术合作启动。1９90年5月31日至6月14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率中国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就中苏两国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问题进行了会谈。这次访问，是中苏军队高层领导中断来往30多年后的第一次交往。对此，苏联方面非常重视，专门安排刘华清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扎伊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等。这次会谈的内容主要是国家政策、中苏友好等问题。
雷日科夫在会谈开场白中说：“苏联坚定地奉行向前看的方针。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是经过时间考验的。”接着，他专门介绍了苏联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先进之处，并说：“50年代，苏联曾经援助中国建立国防工业，现在应该以更现代的形式恢复这种合作。”
刘华清回应说：“中国党的干部、人民、军队对苏联怀有同样深厚的感情，世世代代友好对两国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接着，刘华清着重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情况，特别强调了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军队稳定、经济发展、党的领导的重要性的。
但是，刘华清心里清楚，这次访问的重点，应该在中苏军事技术合作方面有所突破。随后，刘华清又与苏方进行了多次会谈。尽管在有些具体问题上反复争执，但最后还是找到了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在这次访问中，举行了中苏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苏联方面给予了高度重视，出乎中方意料地派出了强大阵容参加会议：军事工业问题国家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及副主席、航空工业部部长、通用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委第一副主席、外经贸部副部长、外交部副部长和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等高级别领导人。由此可见，苏联方面对加强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是高度重视。
这次会谈气氛非常友好，并取得了富有建设性的成果。会谈后，中苏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军事技术合作的协定》和《中苏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要》，标志着中苏两国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正式开始。
当年10月25日，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部长会议军事工业问题国家委员会主席别洛乌索夫，应邀率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这次访问，主要是举行中苏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对具体开展军事技术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举行会谈。
通过几次会谈，就中方购买苏－27飞机问题的意见终于达成一致。11月1日上午，双方顺利签署了《中苏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纪要》。第二次混合委员会取得了令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12月中旬，苏联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格里申海军上将率苏联代表团再次来华，继续就苏－27飞机的具体问题进行政府间协议的谈判。这次谈判涉及到实质内容和双方的根本利益，因而谈得非常艰难，但最后双方还是达成了协议。12月28日，苏联向中国提供若干架苏－27飞机的合同在北京国贸大厦正式签订，从而使两国间的军事技术合作步入了一个新阶段。
然而，1９91年苏联发生了“八一九”事件，原定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召开第三次中苏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会议的计划，由于苏联局势的变化而不得不取消，从而给刚刚开始的中苏军事技术合作带来一层阴影。同年12月26日，苏联宣告解体。中苏间的军事技术合作，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搁浅。
随后，俄罗斯继承了原苏联的大部分遗产，也承担了所有条约和债务方面的责任。因此，我国和苏联的军事技术合作协定，也由俄罗斯接手后继续履行。尽管由于时局动荡耽误了一段时间，但中俄双方领导人都着眼于世界新格局和共同的国家利益，不久就建立起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新的战略伙伴关系，中俄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很快即步入正常轨道。
中国试飞员走进俄罗斯培养英雄和军事将领的摇篮
随着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两国不仅开展了广泛的军事技术合作，而且也加强了军队之间的互访、学习和交流。其中，到加加林空军学院参观学习，是中国军事代表团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所学院位于莫斯科以东约40公里处风景秀丽的莫尼诺，是俄罗斯最著名的空军学院，也是俄空军军事教育与科研中心。它成立于1940年3月29日，是在佐科夫斯基空军学院指挥系、战役系、领航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时称为红军指挥员和领航员学院。1946年改名为空军学院。作为俄罗斯空军的最高学府，它是培养具有良好素质的空军各级指挥员的摇篮。能够走进这个学院，是俄罗斯军人的莫大荣誉。
陪同中国试飞员访问小组参观学习的俄方翻译是一位年轻人，一口欧式发音的汉语很流利。他自我介绍道：“大家好！欢迎各位光临加加林空军学院。我的名字叫弗拉吉米尔·列宁，和领导十月革命的列宁叫一个名字。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在我们这里一共有三个列宁：一个在莫斯科红场的水晶棺里长眠，一个矗立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胜利广场挥臂遥望东方，最后一个那就是我——弗拉吉米尔·列宁。不过他是领袖，我是酒鬼。今天由我来陪同大家参观游览，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为人民服务’。”别致的开场白，体现出俄罗斯人诙谐幽默的风格，一下子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言谈中得知他曾在北京留过学，难怪汉语讲得这么流利。随后，他向中国朋友简要地介绍了加加林空军学院的情况。
对于中方来讲，主要是想通过友好访问达到相互信任和了解。访问中，加加林空军学院富有特色的教学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国内军事院校不同的是，在加加林空军学院上课，从来不发教材。一般每天开6节课，没有午休。学院教学以实战为目的，集科研、实验、应用为一体。未来战争需要什么，学院就研究什么并在课堂上教什么。教官授课大都结合实战和案例来进行，重点是灌输一些新的作战理念和基本原则。
俄方陪同人员还介绍说，20世纪60年代初，学院开始培养航天员。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就是在这里培养出来的。1961年4月12日，加加林成功飞上太空，成为人类走向太空的先行者，不仅是学院及俄罗斯的骄傲，而且是整个人类的骄傲。1968年3月27日，加加林不幸遇难后，学院便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加加林空军学院。学院自成立以来，为苏联和俄罗斯培养了大批军事领导人，有700多名在此学习过的人，先后被授予“苏联英雄”和“俄罗斯英雄”称号，前后培养了18名本国航天员和3名外国航天员。学院因高质量的教学和训练先后获得红旗嘉奖令和库图佐夫嘉奖令，另外还获得7个国家级嘉奖令。
为了加快我国新一代战机的研制、生产进度，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由试飞部队选派了一批试飞员赴俄罗斯进行考察和培训。
俄罗斯茹克夫斯基飞行学院是一所具有国际水平的飞行学院。在考察中，俄飞行教官高度的敬业精神，严谨的治学作风，过硬的飞行技术等，给试飞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带队领导付国祥大校曾两次在这个学院飞行过，这次故地重游使他倍感亲切。尤其是在见到熟悉的几位教官时，双方都感到非常惊喜。热烈拥抱之后，一位飞行教官一边指着付国祥一边跷着大拇指向大家介绍说：“他的飞行技术是一流的，是你们中国空军的骄傲！”当大家把目光转向付国祥时，他却风趣地说：“我们是不打不成交啊！”
原来，在1998年初，付国祥接受了到俄罗斯考察的任务，其中一项就是试飞苏－27。俄方教官非常负责也非常敬业。那一年俄罗斯陷入经济危机，带飞的教官已经有近半年没发工资了，但他对工作仍然一丝不苟，这一点很令人感动。俄罗斯军人特别崇拜强者，你不如他，他就瞧不起你；你胜过他，他则尊敬你。他们对中国人虽然很友好，但骨子里还真有些瞧不起你，有时甚至还要故意出难题看你出丑。
第一次带飞时，付国祥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那天的天气不太理想，能见度勉强达到开飞条件。一般情况下，是不宜在这种气象条件下带飞的。可是，自负的俄方飞行教官好像故意出难题似的，不但坚持开飞，而且一起飞就钻到云层里做特技，几个特技动作下来便把飞机交给付国祥不管了。这分明是一种挑战，实际上人家也是在摸我们的底，看看中国空军的水平究竟如何。付国祥清醒地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带飞，而且也是对自己飞行技术的一次考验，重要的是还关系着中国空军的声誉和祖国的荣誉。
付国祥接过驾驶杆适应性地做了几个动作，虽然是初次飞苏－27，但很快就找到了感觉，便严格按要求做规定的科目，每个动作力求规范准确。这时天气忽然转坏，按常规应该返航，但他还是坚持把规定的科目做完。返航时完全是在云中飞行，由于是在陌生的空域飞行，再加上在云中飞行看不到任何地标，给飞机返航带来很大困难。身边教官眼里闪现的那种骄傲的眼神，反倒更坚定了他的自信和勇气。飞临机场时，他做了一个标准的直线穿云，当飞机终于冲出云层时，恰好正在跑道头。这时机场正在下着大雨，他稳收油门、减速、轻柔接地、放减速伞，几个动作一气呵成。
当飞机稳稳落地后，俄教官投来钦佩的眼神并伸出大拇指连连说：“哈啦少！哈啦少！”接着俄教官问付国祥飞了多少时间和多少机型，这通常是飞行员之间交流的“名片”。当他告诉对方自己已飞了2000多小时，并且能飞12种机型时，俄教官会意地笑了，言外之意是难怪没能难住你。他拍拍付国祥的肩膀说：“军人的共同之处就在于珍视自己的荣誉。”付国祥回敬道：“这是军人的骄傲，但表达方式却不尽相同。”俄教官歉意地笑着与他握手言和，从那以后，他们便成了好朋友。
中国第三代战机首飞成功
1998年末的一天，随着一颗绿色信号弹划向湛蓝的晴空，一架国产最新型战机昂首呼啸直射蓝天……
多少期盼、多少艰辛、多少奋战，都凝聚在这一刻；北京的目光、军委的目光、全国人民的目光，都聚焦在这里，期待着一个新奇迹的出现。
此刻，只见新型战机忽而急速跃升，忽而小半径盘旋，忽而一个漂亮“Ｓ”形机动，使现场观摩的人目不暇接，激动万分；紧接着又是一个低空大速度，扣人心弦；低空小速度，又宛如一只偌大风筝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使大家一度紧悬的心又得到了片刻的舒缓；最后一个动作是空中紧急放油，一条银色的航迹宛如一条美丽的缎带悬挂在蓝天……
当新型战机平稳地滑落地面，一个新的奇迹产生了。人们难以相信的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在仅仅几年的时间内，经过各级卓有成效的组织领导、科研人员的刻苦攻关、一线工人的无私奉献、试飞人员的顽强拼搏，便诞生了我们自己生产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新一代战机。新一代战机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的国防力量已实现质的飞跃，必将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的国防实力，这对维护世界和平、保持地区稳定、加快实现祖国统一的进程，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几天之后，沈阳飞机工业集团公司举行了隆重的首飞庆典，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迟浩田，中央军委委员王瑞林、曹刚川等领导同志，亲临沈飞参加首飞庆典，并观看了国家重点工程新一代重型歼击机的飞行表演。
驾驶新型战机进行飞行演示的，是首席试飞员付国祥大队长。这位曾成长在空一师的特级飞行员，仍保持着英雄部队的那种严谨细致、勇敢无畏、顽强泼辣的作风。
“军委首长：国家重点工程首架战机试飞完毕，各项性能指标完全达到设计要求，请指示。”付国祥怀着激动的心情，用洪亮清脆的嗓音，向军委首长报告了新型战机首飞成功的喜讯。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迟浩田，军委委员王瑞林、曹刚川等领导同志，代表军委江泽民主席、军委和四总部，热烈祝贺我国新一代战机首飞成功，并感谢试飞员、指挥员和所有参研人员，他们为研制新一代战机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和艰苦劳动。
在庆典会上，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宣读了国务院、中央军委发给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的贺信。
共和国不会忘记，为了早日飞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长空利剑”，付国祥和他的战友们，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
在改装过程中，他们分秒必争赶进度，为了按时出国进行新机改装，一门外语的飞行专业术语，他们仅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给以攻克。这期间，他们对自己实行严格的全封闭管理，突击强化训练，在最短的时间内，按计划高质量地完成了理论改装。在飞行改装过程中，由于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给改装训练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时间压缩、科目也相应压缩，这势必影响改装训练的质量。但是试飞员们心里最清楚，无论怎样压缩，国家重点工程的质量不能打折扣。一旦登机，就充分利用每一个有效起落。按规定，新型战机的飞行员，需要带飞完成20个训练起落，才能放单飞。而他们仅带飞了6个起落，便成功地放了单飞，这是多么大的飞跃啊！
新一代战机在他们的顽强拼搏中诞生了。此刻，面对他们的是一束束鲜花、一张张笑脸，可又有谁能知道他们心中的感慨！多少汗水、多少辛酸、多少奋斗、多少风险、多少苦苦探求、多少突破前的熬煎，此时此刻，都化作成功的喜悦书写在万里蓝天……
跨越时空的握手
20世纪50年代初，为了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国家成立了航空工业局，并于1951年6月29日将空军所属的东北修理总厂第五厂改为沈阳飞机厂。至此，新中国第一代航空工业建设者在这里开始谱写沈飞历史的第一篇章。1953年5月，沈阳飞机厂被列为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156项重点项目之一。
1956年7月19日，是共和国航空史上一个永载史册的日子。这一天，中国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歼－5成功飞上蓝天，从而使中国的航空工业一跃跨进了喷气技术时代。而后，沈阳飞机厂仅用20年的时间，又先后创造了新中国航空史上的诸多第一：第一架喷气式教练机、第一架超音速歼击机、第一架2倍音速歼击机、第一架高空高速歼击机等相继研制成功。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航空工业又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随着歼－8系列机型的研制成功，标志着中国国防实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跨入新世纪后，新型飞机装备的研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今天的中国不仅有了能够适应现代化战争的新一代作战平台，而且还研制出了一部分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配套装备，进而使新一代的战斗机如虎添翼，跨进了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
2001年6月29日，迎来了沈阳飞机工业集团公司建厂50周年纪念日。这天上午，沈飞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中央军委和各总部首长，空军、海军和军区空军的领导，国防科工委、中国航空第一集团公司及辽宁省、沈阳市等领导，以及不同时期的飞机专家、试飞英雄、科技人员、劳动模范等代表都参加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活动。
在大会主席台上，坐着一位特殊嘉宾，他就是新中国第一位喷气式歼击机试飞员吴克明，也是中国空军第一支试飞部队的首任大队长。
当谈到当年首飞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的情形时，这位试飞老前辈仍然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他感慨地说：“1956年7月19日，不仅是我难忘的日子，更是我们中国航空史上一个难忘的日子。”那一天，年轻的吴克明带着党和人民的嘱托，非常自信地跨进了“中0101”飞机的座舱。随着指挥员的一声令下，他驾驶着新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呼啸升空，完成了新中国的一个历史性飞跃。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首飞成功，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翻开了全新的一页。吴克明由此而被当之无愧地载入了新中国的航空史册。
隆重而热烈的纪念活动又把人们拉回到现实。人群中忽然有人喊道：“快看呀，飞行表演的编队飞过来了！”
这是空军试飞部队为纪念“中国歼击机摇篮”建厂50周年，结合训练专门举行的一场飞行表演。这是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纪念飞行，试飞员驾驶的是我国不同时期生产的歼击机。表演之前，试飞部队特意选择了沈飞公司不同时期生产的、目前还有少量在飞的几种老机型歼－6、歼－7、歼－8等，和现在生产的最新一代战机组成了一个跨时代的特殊编队。
那一刻，当不同时代的战斗机群编队风驰电掣般飞临会场上空时，整个会场都沸腾了，从而把纪念活动推向了高潮。
当第一代试飞英雄吴克明的手和新一代战机首席试飞员付国祥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的时候，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他俩身上，因为这一握手不仅见证了新中国航空力量壮大的历程，而且还象征着一种历史性的承接，这既是一次历史性的握手，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握手……
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这一时期，正是解放军军事装备进入跨越式发展的实施阶段。特别是在集中力量发展空军装备上，上下都已经形成共识，但在如何发展上却有几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从空军的现状来看，装备已经明显落后于西方各国和台湾，如果不能尽快缩小差距，势必对国家防空安全和维护台海地区的稳定带来影响。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必须尽快拿到可靠、顶用的飞机，因而赞成从国外购买部分先进的作战飞机。
另一种意见认为，买国外的飞机不仅花钱太多，而且还会带来维护保养等一系列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受制于人。如20世纪60年代苏联为了卡我们的“脖子”，背信弃义，在一夜间突然撤走全部援华专家，给我国的各方面建设造成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又如，20世纪80年代末与美国合作的“八二工程”，在项目进行到关键时刻，人家说终止合同就单方面终止了，尽管责任在美国政府，可是损失的却是我们自己；再如，英国和阿根廷的马岛之战，阿空军就是在战争的关键时刻，由于法国中断了导弹的供应，从而使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这样的教训必须吸取，因而主张坚持独立自主，自行研制。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必须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引进部分国外先进飞机和先进技术，加速空军装备的更新换代，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大幅度提升空军的现有战斗力。另一方面，在引进先进装备的基础上，尽快消化吸收新技术并加速国产化的进程。与此同时，还要坚持独立自主、积极吸收先进的技术成果，继续自行研制我们自己的飞机，以避免将来受制于人。
最后的结果是采用了第三种意见。中央军委的决策是，一定要坚持自力更生，但考虑到现有的基础条件，还必须要引进有关的先进技术。引进的前提是，把先进技术先拿到手，然后再消化吸收，但不是完全仿制，而是在此基础上的创新。
这是一个历史性机遇。几代航空人早就企盼着我们自己的航空业能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可是，在冷战时期，由于西方敌对势力实施封锁战略，迫使我们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再加上十年“文革”的干扰破坏，使得飞机的研制工作几起几落，耽误了宝贵的时间，使原本就有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北约各国，以及苏联和华约各国都相继完成了第三代战机的更新换代，而我们的主战飞机仍然是第二代战机，比人家整整落后了一代。如果我们再不迎头赶上，用不了多久又会滑落到被动和落后挨打的老路上去。
尽管世界风云变幻，但历史还是赐予了我们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和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末恢复和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为两国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后，中苏军事技术合作启动。1９90年5月31日至6月14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率中国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就中苏两国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问题进行了会谈。这次访问，是中苏军队高层领导中断来往30多年后的第一次交往。对此，苏联方面非常重视，专门安排刘华清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扎伊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等。这次会谈的内容主要是国家政策、中苏友好等问题。
雷日科夫在会谈开场白中说：“苏联坚定地奉行向前看的方针。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是经过时间考验的。”接着，他专门介绍了苏联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先进之处，并说：“50年代，苏联曾经援助中国建立国防工业，现在应该以更现代的形式恢复这种合作。”
刘华清回应说：“中国党的干部、人民、军队对苏联怀有同样深厚的感情，世世代代友好对两国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接着，刘华清着重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情况，特别强调了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军队稳定、经济发展、党的领导的重要性的。
但是，刘华清心里清楚，这次访问的重点，应该在中苏军事技术合作方面有所突破。随后，刘华清又与苏方进行了多次会谈。尽管在有些具体问题上反复争执，但最后还是找到了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在这次访问中，举行了中苏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苏联方面给予了高度重视，出乎中方意料地派出了强大阵容参加会议：军事工业问题国家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及副主席、航空工业部部长、通用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委第一副主席、外经贸部副部长、外交部副部长和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等高级别领导人。由此可见，苏联方面对加强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是高度重视。
这次会谈气氛非常友好，并取得了富有建设性的成果。会谈后，中苏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军事技术合作的协定》和《中苏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要》，标志着中苏两国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正式开始。
当年10月25日，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部长会议军事工业问题国家委员会主席别洛乌索夫，应邀率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这次访问，主要是举行中苏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对具体开展军事技术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举行会谈。
通过几次会谈，就中方购买苏－27飞机问题的意见终于达成一致。11月1日上午，双方顺利签署了《中苏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纪要》。第二次混合委员会取得了令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12月中旬，苏联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格里申海军上将率苏联代表团再次来华，继续就苏－27飞机的具体问题进行政府间协议的谈判。这次谈判涉及到实质内容和双方的根本利益，因而谈得非常艰难，但最后双方还是达成了协议。12月28日，苏联向中国提供若干架苏－27飞机的合同在北京国贸大厦正式签订，从而使两国间的军事技术合作步入了一个新阶段。
然而，1９91年苏联发生了“八一九”事件，原定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召开第三次中苏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会议的计划，由于苏联局势的变化而不得不取消，从而给刚刚开始的中苏军事技术合作带来一层阴影。同年12月26日，苏联宣告解体。中苏间的军事技术合作，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搁浅。
随后，俄罗斯继承了原苏联的大部分遗产，也承担了所有条约和债务方面的责任。因此，我国和苏联的军事技术合作协定，也由俄罗斯接手后继续履行。尽管由于时局动荡耽误了一段时间，但中俄双方领导人都着眼于世界新格局和共同的国家利益，不久就建立起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新的战略伙伴关系，中俄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很快即步入正常轨道。
中国试飞员走进俄罗斯培养英雄和军事将领的摇篮
随着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两国不仅开展了广泛的军事技术合作，而且也加强了军队之间的互访、学习和交流。其中，到加加林空军学院参观学习，是中国军事代表团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所学院位于莫斯科以东约40公里处风景秀丽的莫尼诺，是俄罗斯最著名的空军学院，也是俄空军军事教育与科研中心。它成立于1940年3月29日，是在佐科夫斯基空军学院指挥系、战役系、领航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时称为红军指挥员和领航员学院。1946年改名为空军学院。作为俄罗斯空军的最高学府，它是培养具有良好素质的空军各级指挥员的摇篮。能够走进这个学院，是俄罗斯军人的莫大荣誉。
陪同中国试飞员访问小组参观学习的俄方翻译是一位年轻人，一口欧式发音的汉语很流利。他自我介绍道：“大家好！欢迎各位光临加加林空军学院。我的名字叫弗拉吉米尔·列宁，和领导十月革命的列宁叫一个名字。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在我们这里一共有三个列宁：一个在莫斯科红场的水晶棺里长眠，一个矗立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胜利广场挥臂遥望东方，最后一个那就是我——弗拉吉米尔·列宁。不过他是领袖，我是酒鬼。今天由我来陪同大家参观游览，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为人民服务’。”别致的开场白，体现出俄罗斯人诙谐幽默的风格，一下子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言谈中得知他曾在北京留过学，难怪汉语讲得这么流利。随后，他向中国朋友简要地介绍了加加林空军学院的情况。
对于中方来讲，主要是想通过友好访问达到相互信任和了解。访问中，加加林空军学院富有特色的教学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国内军事院校不同的是，在加加林空军学院上课，从来不发教材。一般每天开6节课，没有午休。学院教学以实战为目的，集科研、实验、应用为一体。未来战争需要什么，学院就研究什么并在课堂上教什么。教官授课大都结合实战和案例来进行，重点是灌输一些新的作战理念和基本原则。
俄方陪同人员还介绍说，20世纪60年代初，学院开始培养航天员。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就是在这里培养出来的。1961年4月12日，加加林成功飞上太空，成为人类走向太空的先行者，不仅是学院及俄罗斯的骄傲，而且是整个人类的骄傲。1968年3月27日，加加林不幸遇难后，学院便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加加林空军学院。学院自成立以来，为苏联和俄罗斯培养了大批军事领导人，有700多名在此学习过的人，先后被授予“苏联英雄”和“俄罗斯英雄”称号，前后培养了18名本国航天员和3名外国航天员。学院因高质量的教学和训练先后获得红旗嘉奖令和库图佐夫嘉奖令，另外还获得7个国家级嘉奖令。
为了加快我国新一代战机的研制、生产进度，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由试飞部队选派了一批试飞员赴俄罗斯进行考察和培训。
俄罗斯茹克夫斯基飞行学院是一所具有国际水平的飞行学院。在考察中，俄飞行教官高度的敬业精神，严谨的治学作风，过硬的飞行技术等，给试飞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带队领导付国祥大校曾两次在这个学院飞行过，这次故地重游使他倍感亲切。尤其是在见到熟悉的几位教官时，双方都感到非常惊喜。热烈拥抱之后，一位飞行教官一边指着付国祥一边跷着大拇指向大家介绍说：“他的飞行技术是一流的，是你们中国空军的骄傲！”当大家把目光转向付国祥时，他却风趣地说：“我们是不打不成交啊！”
原来，在1998年初，付国祥接受了到俄罗斯考察的任务，其中一项就是试飞苏－27。俄方教官非常负责也非常敬业。那一年俄罗斯陷入经济危机，带飞的教官已经有近半年没发工资了，但他对工作仍然一丝不苟，这一点很令人感动。俄罗斯军人特别崇拜强者，你不如他，他就瞧不起你；你胜过他，他则尊敬你。他们对中国人虽然很友好，但骨子里还真有些瞧不起你，有时甚至还要故意出难题看你出丑。
第一次带飞时，付国祥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那天的天气不太理想，能见度勉强达到开飞条件。一般情况下，是不宜在这种气象条件下带飞的。可是，自负的俄方飞行教官好像故意出难题似的，不但坚持开飞，而且一起飞就钻到云层里做特技，几个特技动作下来便把飞机交给付国祥不管了。这分明是一种挑战，实际上人家也是在摸我们的底，看看中国空军的水平究竟如何。付国祥清醒地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带飞，而且也是对自己飞行技术的一次考验，重要的是还关系着中国空军的声誉和祖国的荣誉。
付国祥接过驾驶杆适应性地做了几个动作，虽然是初次飞苏－27，但很快就找到了感觉，便严格按要求做规定的科目，每个动作力求规范准确。这时天气忽然转坏，按常规应该返航，但他还是坚持把规定的科目做完。返航时完全是在云中飞行，由于是在陌生的空域飞行，再加上在云中飞行看不到任何地标，给飞机返航带来很大困难。身边教官眼里闪现的那种骄傲的眼神，反倒更坚定了他的自信和勇气。飞临机场时，他做了一个标准的直线穿云，当飞机终于冲出云层时，恰好正在跑道头。这时机场正在下着大雨，他稳收油门、减速、轻柔接地、放减速伞，几个动作一气呵成。
当飞机稳稳落地后，俄教官投来钦佩的眼神并伸出大拇指连连说：“哈啦少！哈啦少！”接着俄教官问付国祥飞了多少时间和多少机型，这通常是飞行员之间交流的“名片”。当他告诉对方自己已飞了2000多小时，并且能飞12种机型时，俄教官会意地笑了，言外之意是难怪没能难住你。他拍拍付国祥的肩膀说：“军人的共同之处就在于珍视自己的荣誉。”付国祥回敬道：“这是军人的骄傲，但表达方式却不尽相同。”俄教官歉意地笑着与他握手言和，从那以后，他们便成了好朋友。
中国第三代战机首飞成功
1998年末的一天，随着一颗绿色信号弹划向湛蓝的晴空，一架国产最新型战机昂首呼啸直射蓝天……
多少期盼、多少艰辛、多少奋战，都凝聚在这一刻；北京的目光、军委的目光、全国人民的目光，都聚焦在这里，期待着一个新奇迹的出现。
此刻，只见新型战机忽而急速跃升，忽而小半径盘旋，忽而一个漂亮“Ｓ”形机动，使现场观摩的人目不暇接，激动万分；紧接着又是一个低空大速度，扣人心弦；低空小速度，又宛如一只偌大风筝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使大家一度紧悬的心又得到了片刻的舒缓；最后一个动作是空中紧急放油，一条银色的航迹宛如一条美丽的缎带悬挂在蓝天……
当新型战机平稳地滑落地面，一个新的奇迹产生了。人们难以相信的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在仅仅几年的时间内，经过各级卓有成效的组织领导、科研人员的刻苦攻关、一线工人的无私奉献、试飞人员的顽强拼搏，便诞生了我们自己生产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新一代战机。新一代战机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的国防力量已实现质的飞跃，必将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的国防实力，这对维护世界和平、保持地区稳定、加快实现祖国统一的进程，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几天之后，沈阳飞机工业集团公司举行了隆重的首飞庆典，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迟浩田，中央军委委员王瑞林、曹刚川等领导同志，亲临沈飞参加首飞庆典，并观看了国家重点工程新一代重型歼击机的飞行表演。
驾驶新型战机进行飞行演示的，是首席试飞员付国祥大队长。这位曾成长在空一师的特级飞行员，仍保持着英雄部队的那种严谨细致、勇敢无畏、顽强泼辣的作风。
“军委首长：国家重点工程首架战机试飞完毕，各项性能指标完全达到设计要求，请指示。”付国祥怀着激动的心情，用洪亮清脆的嗓音，向军委首长报告了新型战机首飞成功的喜讯。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迟浩田，军委委员王瑞林、曹刚川等领导同志，代表军委江泽民主席、军委和四总部，热烈祝贺我国新一代战机首飞成功，并感谢试飞员、指挥员和所有参研人员，他们为研制新一代战机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和艰苦劳动。
在庆典会上，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宣读了国务院、中央军委发给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的贺信。
共和国不会忘记，为了早日飞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长空利剑”，付国祥和他的战友们，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
在改装过程中，他们分秒必争赶进度，为了按时出国进行新机改装，一门外语的飞行专业术语，他们仅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给以攻克。这期间，他们对自己实行严格的全封闭管理，突击强化训练，在最短的时间内，按计划高质量地完成了理论改装。在飞行改装过程中，由于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给改装训练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时间压缩、科目也相应压缩，这势必影响改装训练的质量。但是试飞员们心里最清楚，无论怎样压缩，国家重点工程的质量不能打折扣。一旦登机，就充分利用每一个有效起落。按规定，新型战机的飞行员，需要带飞完成20个训练起落，才能放单飞。而他们仅带飞了6个起落，便成功地放了单飞，这是多么大的飞跃啊！
新一代战机在他们的顽强拼搏中诞生了。此刻，面对他们的是一束束鲜花、一张张笑脸，可又有谁能知道他们心中的感慨！多少汗水、多少辛酸、多少奋斗、多少风险、多少苦苦探求、多少突破前的熬煎，此时此刻，都化作成功的喜悦书写在万里蓝天……
跨越时空的握手
20世纪50年代初，为了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国家成立了航空工业局，并于1951年6月29日将空军所属的东北修理总厂第五厂改为沈阳飞机厂。至此，新中国第一代航空工业建设者在这里开始谱写沈飞历史的第一篇章。1953年5月，沈阳飞机厂被列为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156项重点项目之一。
1956年7月19日，是共和国航空史上一个永载史册的日子。这一天，中国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歼－5成功飞上蓝天，从而使中国的航空工业一跃跨进了喷气技术时代。而后，沈阳飞机厂仅用20年的时间，又先后创造了新中国航空史上的诸多第一：第一架喷气式教练机、第一架超音速歼击机、第一架2倍音速歼击机、第一架高空高速歼击机等相继研制成功。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航空工业又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随着歼－8系列机型的研制成功，标志着中国国防实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跨入新世纪后，新型飞机装备的研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今天的中国不仅有了能够适应现代化战争的新一代作战平台，而且还研制出了一部分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配套装备，进而使新一代的战斗机如虎添翼，跨进了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
2001年6月29日，迎来了沈阳飞机工业集团公司建厂50周年纪念日。这天上午，沈飞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中央军委和各总部首长，空军、海军和军区空军的领导，国防科工委、中国航空第一集团公司及辽宁省、沈阳市等领导，以及不同时期的飞机专家、试飞英雄、科技人员、劳动模范等代表都参加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活动。
在大会主席台上，坐着一位特殊嘉宾，他就是新中国第一位喷气式歼击机试飞员吴克明，也是中国空军第一支试飞部队的首任大队长。
当谈到当年首飞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的情形时，这位试飞老前辈仍然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他感慨地说：“1956年7月19日，不仅是我难忘的日子，更是我们中国航空史上一个难忘的日子。”那一天，年轻的吴克明带着党和人民的嘱托，非常自信地跨进了“中0101”飞机的座舱。随着指挥员的一声令下，他驾驶着新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呼啸升空，完成了新中国的一个历史性飞跃。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首飞成功，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翻开了全新的一页。吴克明由此而被当之无愧地载入了新中国的航空史册。
隆重而热烈的纪念活动又把人们拉回到现实。人群中忽然有人喊道：“快看呀，飞行表演的编队飞过来了！”
这是空军试飞部队为纪念“中国歼击机摇篮”建厂50周年，结合训练专门举行的一场飞行表演。这是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纪念飞行，试飞员驾驶的是我国不同时期生产的歼击机。表演之前，试飞部队特意选择了沈飞公司不同时期生产的、目前还有少量在飞的几种老机型歼－6、歼－7、歼－8等，和现在生产的最新一代战机组成了一个跨时代的特殊编队。
那一刻，当不同时代的战斗机群编队风驰电掣般飞临会场上空时，整个会场都沸腾了，从而把纪念活动推向了高潮。
当第一代试飞英雄吴克明的手和新一代战机首席试飞员付国祥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的时候，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他俩身上，因为这一握手不仅见证了新中国航空力量壮大的历程，而且还象征着一种历史性的承接，这既是一次历史性的握手，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