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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为中国公民社会的产生和形成提供了一些基本条件，日益深化的市场化社会存在与生存方式，为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发育作了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制度提供与精神重塑。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与成长创设了跨越疆域阻隔的比照与互动机制。大量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为公民社会的成长提供了必要的载体，逐渐成长的公民社会推动着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科学化。
［关键词］公民社会；政治生活；民主生活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4-0101-05
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公民社会理论再度流行起来，并成为当代西方学术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国际学术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因素不能不提及。第一是与一些东欧国家对建立公民社会，扩大公民社会自主的活动空间，从而提高国家对矛盾与冲突的承受力，保障转型期的社会稳定的兴趣相关。为了满足这一兴趣，学界认为十分有必要从总体上对公民社会的特征作一番总结梳理。第二是与公民社会自身发展的需求相关。人们开始探寻一种民主的公民社会发展到了今天，遇到了哪些问题，哪些需要进行修正，哪些需要进一步完善，从而使公民社会概念的内涵更加丰富与深化。在这两个因素中，第二点似乎尤为重要。①
虽然公民社会的理论和形态都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国内外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同意，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历史上基本不存在公民社会这类组织。如在《经济与社会》这部巨著中，马克斯·韦伯在分析了中国类型的城市后指出，在中国不存在城市社区和城市市民的概念，城市没有自治，没有“代表城市市民本身的社区”。②但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社会已经并正在发生着巨大变迁，特别是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单一所有制的打破，使得社会结构出现了重要的变化，形成了新的阶层和社会群体，大量社会组织获得了蓬勃发展。因此，深入考察当今中国社会中公民社会是否存在，应当是一件极具学术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的事情。
一、公民社会的内涵及其属性
“公民社会”是一个外来词，是对英文术语“CivilSociety”在当代中国学术语境中的一种译法。在中国学术界，“Civil Society”有三个流行的译名，即“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差别。“市民社会”是最为流行的术语，也是对“CivilSociety”的经典译名，它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译，但这一术语在实际使用中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贬义，许多人事实上把它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在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组织时，“民间社会”这一称谓曾被广泛使用。“民间社会”这一称谓在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组织时曾被广泛使用。一些台湾学者（如木鱼、南方朔等）也将“Civil Society”译作“民间社会”，并提出所谓“民间社会理论”，主张通过民间力量对权威统治进行持续不断的抗争来建立民间社会自主、自律的空间，从而形成一种“民间社会对抗国家”的关系架构。③但有学者认为，“民间社会”概念过于边缘化，带有台湾社会发展的显著痕迹，突出强调了官民对立和台湾社会的那种自下而上的运动特征，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不具备普遍性。④“公民社会”是改革开放后对“Civil Society”的新译名，这是一个相对褒义的称谓，它强调“CivilSociety”的政治学意义，即对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越来越多的当代学者尤其是年青学者对使用“公民社会”的译名形成越来越多的共识。但实际上，仍有不少学者交叉使用公民社会和市民社会两种用法。前者强调“CivilSociety”的政治学意义，后者着重于其社会学意义。
对于公民社会的定义，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起初，人们在国家和社会二分法基础上认为，公民社会是指独立于国家但又受到法律保护的社会生活领域及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社会价值或原则。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国家—经济—公民社会三分法的基础之上，公民社会是指介于国家和家庭或个人之间的一个社会相互作用领域及与之相关的价值或原则。其中，英国学者戈登·怀特的定义比较具有代表性：“当代使用这个术语的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公民社会的主要思想是：它是国家与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由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形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⑤企业或经济机构应当同公民社会区别对待，前者作为经济社会或经济系统构成了公民社会的基础。
公民社会的含义虽然因人、因时而异，但一般认为成熟的公民社会至少应具有以下基本属性：
（一）公民社会以市场经济为经济生活基础
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概念虽然有不同领域的指向，但两者本质上却有着内在联系和存在由此达彼的桥梁。不论人们对公民社会的认识存在多大纷争，在不同解说中，公民社会的基本结构性要素和特征均要回归到市场经济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阐发。西方公民社会虽萌发于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但也只有到了近代资本主义时期赖以强大的市场经济的驱动力才变成现实，在此之前更多的是一种逻辑上的独立。⑥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就明确从市场经济出发来分析公民社会，他视市场为公民社会，如果不是惟一特征。因此，市场经济是公民社会经济生活的适当模式。⑦这是因为：第一，市场经济造就了公民社会的主体。公民社会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大量的个人和组织摆脱了政治权力的束缚，成为非政治的生活主体，也就是公民社会主体，市场经济在营造这些主体起了关键作用。第二，市场经济拓展了公民社会的活动空间。在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中，人们的社会生活直接是政治生活。市场经济的发展让人们冲破政治的囚笼，展现出一片属于每个个人的自由飞翔的空间，政治权力所直接支配的生活则日益萎缩。第三，市场经济塑造着公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公民社会意识形态最重要的两个特征是世俗化与个体化。世俗化是人越来越多地不相信和依靠神秘的外在力量，世界越来越多地成为经验中的世界，也就是说，外在的世界对于人的神秘感越来越少。个体化是指个人不断挣破一个社会共同体所强加的各种外在规范，努力在生活中体现个人的意志的过程。市场经济的发展最快地实现着这一过程。市场经济不仅为公民社会提供了独立于国家而自治的经济基础，并且为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个人主义、契约观念、法治原则、理性精神、独立人格、功利取向、平等合作、开放竞争等一整套互为表里、相互支持的基本价值或原则，它们构成公民社会的文化特征。
（二）公民社会要求进行社会自治
公民社会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权。所谓自治，是指“人类自觉思考、自我反省和自我决定的能力。它包括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思考、判断、选择和根据不同可能的行动路线行动的能力”。⑧公民拥有自治精神意味着公民主观上相信自己有这样的能力，也认为自己有这样的需要。相反，如果缺乏自治精神和能力，没有自信，尤其是危急时期，公民就会寻求外在的权威作出他们不能或不愿作出的决定。⑨从洛克到托克维尔等近代公民社会理论中的自由主义传统看到了国家压制人类自由和权利的危险性。他们认为不受制约的国家权力和不断扩张的国家干预对人类自由和权利构成了持久的威胁。因此，他们主张维护公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依靠一个活跃的、强有力的公民社会来制衡国家权力，同时扩大公民社会自治范围，缩小国家活动范围。因此，公民社会主张在社会领域实行广泛的自治，通过各种社会组织自己管理自己，诸如社区自治、学校自治等，从而保证公民社会成为一个真正自主的领域。公民社会的实践表明，社会普遍的自治精神对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深刻影响。民主国家的公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官员的政治权力是公民暂时让渡自己权力的产物。如果官员违背人民的意志，人民随时可以重新选择他们的利益代表。正是由于心中有上述观念，政府官员为避免失去权力或为争取在下次选举中获得足够的选票，才会尽力满足人们提出的要求，实现人们提出的愿望。公民社会的自治建设的经验表明，培养公民自治精神的具体途径主要包括：其一，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中的一切经济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市场关系中，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劳动者或企业都具有独立地位。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只以宏观调控的姿态出现，各类主体在遵守相关法律规范的基础上，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消费什么、消费多少都由他们根据有关市场信息自行决定。这种环境有利于培养人们的自主、自立、自治精神。其二，在宪法和法律中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权限并切实贯彻。培养公民普遍的自治精神，应从小区域的培养开始，如先从村到镇，再到区，再到市，如此一步步扩大自治区域。这一过程符合人类能力提高的一般规律，即先从简单的、熟悉的事情做起，然后渐渐加大难度，人们的能力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逐渐提高。地方的实际情况只有当地的人们最清楚，也只有他们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用什么方法才能更好地加以管理。因此，国家与地方的权限应得到明确规定。国家只作宏观调控，其他具体的事情由地方自己去管。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国家权力过大而损害地方利益或地方过于独立而导致地方割据；也只有这样，才能逐渐培养公民的自治精神。其三，为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和程序提供法律保障。只对公民权利作实体性的规定，公民权利还是空洞的，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只有对公民权利做程序性的规定，公民权利才能更好地付诸实现；也只有对公民权利作程序性的规定，公民才存有影响重大政策的希望，才乐于去参与，进而增强自治信心。
（三）公民社会存在大量活跃的社会组织
这里我们把公民社会当作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社会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社会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等，它们又被称为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本文所说的公民社会组织有以下五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是非官方性，即这些组织是以民间的形式出现的，它不代表政府或国家的立场；其二是非盈利性，即它们不把获取利润当作生存的主要目的，而通常把提供公益和公共服务当作其主要目标；其三是相对独立性，即它们拥有自己的组织机制和管理机制，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无论在政治上、管理上，还是在财政上，它们都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政府；其四是自愿性，参加公民社会组织的成员都不是强迫的，而完全是自愿的，因此这些组织也叫公民的志愿性组织；其五是自治性质。社团的存在遍布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且分处基层（社区、乡镇）、地方、民族国家、国际社会等各种水平。然而无论在哪个领域、哪个层面上存在的民间社团组织，其共同的特点都是自治。没有自治和独立，就谈不上公民的自我动员，谈不上体现公共理性本质的沟通、理解与社会自律。公民社团组织何以构成公民社会之“硬件”?我们可以引证托克维尔的说法：“在民主国家，所有公民都是独立的并且是弱小的，他们自己很难做什么事情，也不能迫使其他同伴帮助他们。所以，如果他们不学会自愿地相互帮助，他们都势单力薄。”⑩尼娜·钱德霍克在《国家和市民社会：政治理论中的探索》中明确指出：“一个平静的和默认的市民社会产生一个权威主义国家，一个积极的和充满活力的市民社会则保证有一个反应灵敏的和民主的国家。”?輥?輯?訛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明文规定了公民享有自由结社的权利。
（四）公民社会推动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研究公民社会和中国问题的英国著名学者戈登·怀特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概念的渐生并在全球地域扩张的走向进行总结时认为：“公民社会思想在任何关于民主化的讨论中都处于中心地位，因为它提出了社会力量在限定、控制国家权力并使之合法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这一主要的问题。”?輥?輰?訛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强调公民社会成熟程度对民主政治的影响。他在书中对比了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前公民社会的发展的情况，认为英国的公民社会比法国的公民社会发展成熟，传统的贵族和农民在商业化过程中消失殆尽，而法国的传统贵族和农民在革命前仍大量存在，所以法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付出了比英国更为沉重的代价。?輥?輱?訛约翰·基恩同样指出，苏联、东欧的代价颇大，部分的原因是在政治变革之前，公民社会的基础过于薄弱。?輥?輲?訛也有学者注意到，在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中，亚洲某些新兴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也提供了某种参照，它们一般先致力于市场经济发展，培育坚固的公民社会基础，然后顺理成章地推进政治发展，虽然其过程也不尽人意，但没付出太大的代价。?輥?輳?訛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有着悠久的专制传统的国度里，要想实现民主，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就显得更为重要。
二、转型时期中国公民社会形成的客观现实性
公民社会的产生和形成需要一些基本条件，这些条件主要包括：市场经济的出现和各种经济组织的产生；承认并且保护财产所有权的法律或者有关规定，因为，公民社会的基础就是财产权或财产所有权的理论和制度；宪法和有关法规保障的自治组织及其民主运作的方式出现；城市化和“公共事务”的集体讨论及其场所（虽然这种场所不一定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以及公民对于契约、法治、理性、独立、开放等基本价值的认识和认同。公民社会内涵的现代性价值精神虽然原发于近现代的西方社会，但它作为具有普世的文明理念与精神，又是跨越文化背景与意识形态差异的。当前中国日益深化的市场化社会存在与生存方式，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不仅打破了传统社会的存在形式，也为中国公民社会的生长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与制度条件，由此引发的观念形态的变更、大量社会组织蓬勃发展、政治生活民主化则为公民社会创造了不可或缺的观念性要素与空间。公民社会的共通的本质性特征正生成于转型时期中的中国社会。
首先，日益深化的市场化社会存在与生存方式，为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发育作了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制度提供与精神重塑。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确立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以后，中国社会各领域翻天覆地的变化，归根到底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各领域的深刻改造与创造。市场化的社会存在与生存方式，打破传统社会生活的同质性和宗法人伦秩序，个体主体意识的自觉和重义轻利价值结构的消融，使宗法与政治密合并高度统摄社会生活的格局被迅速瓦解，私域生活与公域生活从统合状态走向疏解状态。公民权利随着公民身份与意识的唤醒以及市场化改革而日益摆脱政治权力的控制与束缚，获得了伸张空间。市场经济与市场化的生存方式所带来的一切社会现代性特征，均是公民社会发育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亦是形成公民社会的制度性基础。不仅如此，从公民社会的精神蕴涵来看，公民社会要求的个人自由、经济自主、政治民主、国家法治、文化多元等精神价值和观念形态，在市场经济尚未发展充分之前，上述观念形态充其量只是人们的社会理想而已。只有市场经济才能真正解构传统社会下的身份制约，打破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亲情伦理，真正培育与塑造现代人的独立人格和主体意识、契约精神、平等观念与利益意识。市场经济带来的观念形态的变更对于公民社会构建比一切器物形式的变革具有更根本的意义。市场经济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它的社会意义远远超出了它作为一种经济形态的在经济生活中的意义与地位。市场经济作为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最本质性要素，它对传统社会的解构力是如此强大，而市场经济下的生存状态及其精神内涵与公民社会的本质属性又是如此紧密契合，无怪乎国内一位研究公民社会的著名学者断言：“市场经济必然造就公民社会（市民社会）。”
其次，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与成长创设了跨越疆域阻隔的比照与互动机制。其间孕育现代开放的价值观念与精神气质，进一步改变了源于传统社会的根深蒂固的种种前现代和非现代价值理念。公民社会理论与实践模式虽是着眼于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但公民社会蕴涵的精神理念及公民作为社会成员所具有的思维与视野，又绝非囿于民族国家的封闭领域。从西方公民社会的发展过程看，公民社会的呈现与宗教神学的禁锢统治的破除是同步的，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公民社会的形成过程，也就是西方社会不断走向开放与全球化的过程。因此，公民社会的形成与全球化的开放性品质密切相关。中国越发深入地全球化参与，无疑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建构开辟了开阔的视野，为公民社会精神气质与民众的公民意识在古老的东方国度孕育与生成提供了多元的、可资借鉴与汲取的精神文化资源，并创设了良好的公民社会构建的比照与互动机制。与此同时，从网络化的生存方式对传统同质性、封闭性社会结构的解构和对现代开放社会生活的积极效应来看，当前中国社会网络化生活方式对公民社会与公民意识的形成亦有相当助益。网络化的生存对现代人的个体性与主体人格的充分释放与张扬，恰恰是公民身份与公民意识形成的基本条件。公民社会不论是从它必须具有与政治国家相对独立的自我规定性的特征来审读，还是从社会主体的公民身份形成的向度来考察，公民社会的本质特征都离不开生活在其中的人的独立个体性的人格状态。政治学、社会学视野下的公民社会的实体性存在，表现为大量的个人和组织摆脱了政治权力束缚而成为公民社会的主体；伦理学视域下的公民社会的公民身份特征同样诉诸于公民的独立性和个体性，独立个体性是形成契约精神、民主与法制精神、权利与义务精神等公民社会精神与公民身份的基础性人格状态。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市民社会”一章的开篇，就指出公民社会的基本原则：“具体的人作为特殊的人的本身就是目的。”?輥?輵?訛马克思也曾指出：“现代市民社会是彻底实现了个人主义原则。”?輥?輶?訛当然，这里马克思所言的“市民社会”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社会。黑格尔之后的思想家对公民社会特征及原则的论说，均无例外重视人的独立个体性，以使公民“权利”挣脱于“权力”而获得独立性与充分伸张的空间，达致个体权利与义务对等、互动与平衡。网络化的生存方式恰恰是个体性、自由性和开放性的，它为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独立个体性、自由意志的释放创造了有力手段。
再次，大量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为公民社会的成长提供了必要的载体。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得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的民间社会组织开始快速增长，出现了增长高峰。到1989年，全国性社团骤增至1600个，地方性社团达到20多万个。各类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变化较大，很难得到准确的数据。2005年3月底，中国政府主管民间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机关公布了一组数据：经过四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共14．9万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共13．2万家，基金会共994家，合计28．2万家。又据民政部举行的全国发展农村专业经济协会会议透露，截至2004年，全国已建立农村专业经济协会10万余个，而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只有1万余个，仅占总数的1/10。?輥?輷?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估计，实际存在的民间社会组织的数量要远远多于政府主管部门正式登记在册的数量。清华大学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在“合法登记”的民间社会组织之外，中国目前至少还存在着以下十类“法外”民间组织：工商注册的非营利组织，城市社区基层组织，单位挂靠社团，农村社区发展组织，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农村社区的其他公益或互助组织，海外在华资助组织，海外在华项目组织，海外在华商会、行业协会，宗教社团。?輦?輮?訛这些“法外”民间组织的详细数据由于没有确切的统计和登记而无法获得，保守估计，有200~270万家。社会组织蓬勃健康发展，既是公民社会形成的基本特征，也为公民社会的成长提供了必要的载体。
最后，逐渐成长的公民社会推动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科学化。当前，初露端倪的公民社会已经成为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因素和推动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科学化的强大动力源。许多社会组织，尤其是那些专业性学术研究团体，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越来越多的专业社团开始承担起政府智囊的角色，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和参谋，从而对政府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推动了政府的决策民主化。政府的改革既需要内部的动力，更需要外部的压力。在推动政府改革的外部压力中既有来自公民个人的，也有来自社会组织的，而且后者通常要比前者更强大。社会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利益组织，它存在的基本价值之一是促进其成员的公共利益。参与党政机关的决策，尽可能地影响党政机关的政策，使之有利于自己的组织和成员，是达到维护、增进其价值的重要手段。中国目前的各种社会组织参与政府决策的途径大致有以下几种：其一，代表所在的组织向决策部门反映问题、提出要求，促使权力机关制定相应的政策或措施。例如，北京市的民间环保组织“四大绿党”——自然之友、地球村、绿家园、山诺会，近年来不断开展志愿性的环保行动，进行环保宣传，批评破坏环境的行为，提出种种环保建议，其影响所及使得环保问题成为一年一度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会议的主要议题。其二，应决策机关的请求，对某些专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发表意见。一些党政机关在制定或实施某些政策时，通常向相关的社会组织进行政策咨询，听取其意见，对政策做出修改或调整。例如，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第一次会议在修改宪法之前，曾就修改条款广泛征求某些社会组织的意见。因为修改条款中涉及到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定性问题，人大和党政权力部门特别重视听取各级商会的意见。各级商会十分积极、认真地对相关条款进行了研究和商讨，并通过种种途径向人大和党政权力机关表示修改宪法和相关经济政策以提高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的强烈愿望。南京市商会还就此问题组织其成员进行座谈，向有关权威部门提出了非公有制企业主对修改宪法，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七个企盼。其三，当其组织或成员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代表其成员向有关部门进行交涉。比较典型的有2003年深圳市宝安区滢水山庄业主及其业主委员会进行集体维权的案例，反映了公民社会组织在社会权利场中与其他组织进行力量对比和理性较量的一个侧面，生动体现了公民社会的内涵，即“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形成社会组织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 。?輦?輯?訛
公民社会的演化总是要经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建立公民社会其实是一个长期而迫切的任务，而且容易遭到那些认为既得利益由此受到威胁的人的不断反对。然而，在过去20年里，公民社会得到了明显进步，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地方，公民社会的兴起推动了民主政府的出现。民主选举的政府制度的引入也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形成。现在，有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强大的社会力量聚集起来共同完成这项任务，这表明了公民社会发展的价值和前景。
［注 释］
①甘绍平：《迈进公民社会的应用伦理学》。见甘绍平、叶敬德主编：《中国应用伦理学（2002）》，中央编译出版杜2004年版，第6页。
②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84~586页。
③邓正来：《台湾民间社会语式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第5期。
④邓正来：《中国发展研究的检视——兼论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8期。
⑤?輥?輰?訛参见戈登·怀特：《公民社会、民主化和发展：廓清分析的范围》，《民主化》杂志（英国）1994年秋季总第1卷第3期，第375~390页。参见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第69页。
⑥?輥?輴?訛陈宴清主编：《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6页、第84~101页。
⑦正来、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杜1999年版，第38页。
⑧戴维·赫尔傅：《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页。
⑨科恩：《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92页。
⑩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12页。
?輥?輯?訛尼娜·钱德霍克：《国家和市民社会：政治理论中的探索》，新德里哲人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輥?輱?訛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第78~87页。
?輥?輲?訛JohnKeane．DemocracyandChilSociety．London：Verso．1988．P40--47.
?輥?輳?訛Hagen Koo．State and Soci~y in Contemporary Korea，IthacaandLondon，1993．P48～56.
?輥?輵?訛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97页。
?輥?輶?訛《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輥?輷?訛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輦?輮?訛王名：《清华NGO研究丛·绪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輦?輯?訛孟伟：《公民政治：从利益到权力的演化——深圳市宝安区滢水山庄业主自主行动实证分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1期。
［关键词］公民社会；政治生活；民主生活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4-0101-05
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公民社会理论再度流行起来，并成为当代西方学术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国际学术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因素不能不提及。第一是与一些东欧国家对建立公民社会，扩大公民社会自主的活动空间，从而提高国家对矛盾与冲突的承受力，保障转型期的社会稳定的兴趣相关。为了满足这一兴趣，学界认为十分有必要从总体上对公民社会的特征作一番总结梳理。第二是与公民社会自身发展的需求相关。人们开始探寻一种民主的公民社会发展到了今天，遇到了哪些问题，哪些需要进行修正，哪些需要进一步完善，从而使公民社会概念的内涵更加丰富与深化。在这两个因素中，第二点似乎尤为重要。①
虽然公民社会的理论和形态都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国内外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同意，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历史上基本不存在公民社会这类组织。如在《经济与社会》这部巨著中，马克斯·韦伯在分析了中国类型的城市后指出，在中国不存在城市社区和城市市民的概念，城市没有自治，没有“代表城市市民本身的社区”。②但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社会已经并正在发生着巨大变迁，特别是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单一所有制的打破，使得社会结构出现了重要的变化，形成了新的阶层和社会群体，大量社会组织获得了蓬勃发展。因此，深入考察当今中国社会中公民社会是否存在，应当是一件极具学术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的事情。
一、公民社会的内涵及其属性
“公民社会”是一个外来词，是对英文术语“CivilSociety”在当代中国学术语境中的一种译法。在中国学术界，“Civil Society”有三个流行的译名，即“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差别。“市民社会”是最为流行的术语，也是对“CivilSociety”的经典译名，它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译，但这一术语在实际使用中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贬义，许多人事实上把它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在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组织时，“民间社会”这一称谓曾被广泛使用。“民间社会”这一称谓在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组织时曾被广泛使用。一些台湾学者（如木鱼、南方朔等）也将“Civil Society”译作“民间社会”，并提出所谓“民间社会理论”，主张通过民间力量对权威统治进行持续不断的抗争来建立民间社会自主、自律的空间，从而形成一种“民间社会对抗国家”的关系架构。③但有学者认为，“民间社会”概念过于边缘化，带有台湾社会发展的显著痕迹，突出强调了官民对立和台湾社会的那种自下而上的运动特征，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不具备普遍性。④“公民社会”是改革开放后对“Civil Society”的新译名，这是一个相对褒义的称谓，它强调“CivilSociety”的政治学意义，即对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越来越多的当代学者尤其是年青学者对使用“公民社会”的译名形成越来越多的共识。但实际上，仍有不少学者交叉使用公民社会和市民社会两种用法。前者强调“CivilSociety”的政治学意义，后者着重于其社会学意义。
对于公民社会的定义，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起初，人们在国家和社会二分法基础上认为，公民社会是指独立于国家但又受到法律保护的社会生活领域及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社会价值或原则。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国家—经济—公民社会三分法的基础之上，公民社会是指介于国家和家庭或个人之间的一个社会相互作用领域及与之相关的价值或原则。其中，英国学者戈登·怀特的定义比较具有代表性：“当代使用这个术语的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公民社会的主要思想是：它是国家与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由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形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⑤企业或经济机构应当同公民社会区别对待，前者作为经济社会或经济系统构成了公民社会的基础。
公民社会的含义虽然因人、因时而异，但一般认为成熟的公民社会至少应具有以下基本属性：
（一）公民社会以市场经济为经济生活基础
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概念虽然有不同领域的指向，但两者本质上却有着内在联系和存在由此达彼的桥梁。不论人们对公民社会的认识存在多大纷争，在不同解说中，公民社会的基本结构性要素和特征均要回归到市场经济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阐发。西方公民社会虽萌发于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但也只有到了近代资本主义时期赖以强大的市场经济的驱动力才变成现实，在此之前更多的是一种逻辑上的独立。⑥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就明确从市场经济出发来分析公民社会，他视市场为公民社会，如果不是惟一特征。因此，市场经济是公民社会经济生活的适当模式。⑦这是因为：第一，市场经济造就了公民社会的主体。公民社会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大量的个人和组织摆脱了政治权力的束缚，成为非政治的生活主体，也就是公民社会主体，市场经济在营造这些主体起了关键作用。第二，市场经济拓展了公民社会的活动空间。在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中，人们的社会生活直接是政治生活。市场经济的发展让人们冲破政治的囚笼，展现出一片属于每个个人的自由飞翔的空间，政治权力所直接支配的生活则日益萎缩。第三，市场经济塑造着公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公民社会意识形态最重要的两个特征是世俗化与个体化。世俗化是人越来越多地不相信和依靠神秘的外在力量，世界越来越多地成为经验中的世界，也就是说，外在的世界对于人的神秘感越来越少。个体化是指个人不断挣破一个社会共同体所强加的各种外在规范，努力在生活中体现个人的意志的过程。市场经济的发展最快地实现着这一过程。市场经济不仅为公民社会提供了独立于国家而自治的经济基础，并且为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个人主义、契约观念、法治原则、理性精神、独立人格、功利取向、平等合作、开放竞争等一整套互为表里、相互支持的基本价值或原则，它们构成公民社会的文化特征。
（二）公民社会要求进行社会自治
公民社会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权。所谓自治，是指“人类自觉思考、自我反省和自我决定的能力。它包括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思考、判断、选择和根据不同可能的行动路线行动的能力”。⑧公民拥有自治精神意味着公民主观上相信自己有这样的能力，也认为自己有这样的需要。相反，如果缺乏自治精神和能力，没有自信，尤其是危急时期，公民就会寻求外在的权威作出他们不能或不愿作出的决定。⑨从洛克到托克维尔等近代公民社会理论中的自由主义传统看到了国家压制人类自由和权利的危险性。他们认为不受制约的国家权力和不断扩张的国家干预对人类自由和权利构成了持久的威胁。因此，他们主张维护公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依靠一个活跃的、强有力的公民社会来制衡国家权力，同时扩大公民社会自治范围，缩小国家活动范围。因此，公民社会主张在社会领域实行广泛的自治，通过各种社会组织自己管理自己，诸如社区自治、学校自治等，从而保证公民社会成为一个真正自主的领域。公民社会的实践表明，社会普遍的自治精神对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深刻影响。民主国家的公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官员的政治权力是公民暂时让渡自己权力的产物。如果官员违背人民的意志，人民随时可以重新选择他们的利益代表。正是由于心中有上述观念，政府官员为避免失去权力或为争取在下次选举中获得足够的选票，才会尽力满足人们提出的要求，实现人们提出的愿望。公民社会的自治建设的经验表明，培养公民自治精神的具体途径主要包括：其一，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中的一切经济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市场关系中，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劳动者或企业都具有独立地位。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只以宏观调控的姿态出现，各类主体在遵守相关法律规范的基础上，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消费什么、消费多少都由他们根据有关市场信息自行决定。这种环境有利于培养人们的自主、自立、自治精神。其二，在宪法和法律中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权限并切实贯彻。培养公民普遍的自治精神，应从小区域的培养开始，如先从村到镇，再到区，再到市，如此一步步扩大自治区域。这一过程符合人类能力提高的一般规律，即先从简单的、熟悉的事情做起，然后渐渐加大难度，人们的能力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逐渐提高。地方的实际情况只有当地的人们最清楚，也只有他们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用什么方法才能更好地加以管理。因此，国家与地方的权限应得到明确规定。国家只作宏观调控，其他具体的事情由地方自己去管。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国家权力过大而损害地方利益或地方过于独立而导致地方割据；也只有这样，才能逐渐培养公民的自治精神。其三，为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和程序提供法律保障。只对公民权利作实体性的规定，公民权利还是空洞的，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只有对公民权利做程序性的规定，公民权利才能更好地付诸实现；也只有对公民权利作程序性的规定，公民才存有影响重大政策的希望，才乐于去参与，进而增强自治信心。
（三）公民社会存在大量活跃的社会组织
这里我们把公民社会当作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社会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社会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等，它们又被称为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本文所说的公民社会组织有以下五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是非官方性，即这些组织是以民间的形式出现的，它不代表政府或国家的立场；其二是非盈利性，即它们不把获取利润当作生存的主要目的，而通常把提供公益和公共服务当作其主要目标；其三是相对独立性，即它们拥有自己的组织机制和管理机制，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无论在政治上、管理上，还是在财政上，它们都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政府；其四是自愿性，参加公民社会组织的成员都不是强迫的，而完全是自愿的，因此这些组织也叫公民的志愿性组织；其五是自治性质。社团的存在遍布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且分处基层（社区、乡镇）、地方、民族国家、国际社会等各种水平。然而无论在哪个领域、哪个层面上存在的民间社团组织，其共同的特点都是自治。没有自治和独立，就谈不上公民的自我动员，谈不上体现公共理性本质的沟通、理解与社会自律。公民社团组织何以构成公民社会之“硬件”?我们可以引证托克维尔的说法：“在民主国家，所有公民都是独立的并且是弱小的，他们自己很难做什么事情，也不能迫使其他同伴帮助他们。所以，如果他们不学会自愿地相互帮助，他们都势单力薄。”⑩尼娜·钱德霍克在《国家和市民社会：政治理论中的探索》中明确指出：“一个平静的和默认的市民社会产生一个权威主义国家，一个积极的和充满活力的市民社会则保证有一个反应灵敏的和民主的国家。”?輥?輯?訛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明文规定了公民享有自由结社的权利。
（四）公民社会推动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研究公民社会和中国问题的英国著名学者戈登·怀特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概念的渐生并在全球地域扩张的走向进行总结时认为：“公民社会思想在任何关于民主化的讨论中都处于中心地位，因为它提出了社会力量在限定、控制国家权力并使之合法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这一主要的问题。”?輥?輰?訛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强调公民社会成熟程度对民主政治的影响。他在书中对比了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前公民社会的发展的情况，认为英国的公民社会比法国的公民社会发展成熟，传统的贵族和农民在商业化过程中消失殆尽，而法国的传统贵族和农民在革命前仍大量存在，所以法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付出了比英国更为沉重的代价。?輥?輱?訛约翰·基恩同样指出，苏联、东欧的代价颇大，部分的原因是在政治变革之前，公民社会的基础过于薄弱。?輥?輲?訛也有学者注意到，在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中，亚洲某些新兴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也提供了某种参照，它们一般先致力于市场经济发展，培育坚固的公民社会基础，然后顺理成章地推进政治发展，虽然其过程也不尽人意，但没付出太大的代价。?輥?輳?訛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有着悠久的专制传统的国度里，要想实现民主，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就显得更为重要。
二、转型时期中国公民社会形成的客观现实性
公民社会的产生和形成需要一些基本条件，这些条件主要包括：市场经济的出现和各种经济组织的产生；承认并且保护财产所有权的法律或者有关规定，因为，公民社会的基础就是财产权或财产所有权的理论和制度；宪法和有关法规保障的自治组织及其民主运作的方式出现；城市化和“公共事务”的集体讨论及其场所（虽然这种场所不一定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以及公民对于契约、法治、理性、独立、开放等基本价值的认识和认同。公民社会内涵的现代性价值精神虽然原发于近现代的西方社会，但它作为具有普世的文明理念与精神，又是跨越文化背景与意识形态差异的。当前中国日益深化的市场化社会存在与生存方式，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不仅打破了传统社会的存在形式，也为中国公民社会的生长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与制度条件，由此引发的观念形态的变更、大量社会组织蓬勃发展、政治生活民主化则为公民社会创造了不可或缺的观念性要素与空间。公民社会的共通的本质性特征正生成于转型时期中的中国社会。
首先，日益深化的市场化社会存在与生存方式，为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发育作了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制度提供与精神重塑。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确立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以后，中国社会各领域翻天覆地的变化，归根到底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各领域的深刻改造与创造。市场化的社会存在与生存方式，打破传统社会生活的同质性和宗法人伦秩序，个体主体意识的自觉和重义轻利价值结构的消融，使宗法与政治密合并高度统摄社会生活的格局被迅速瓦解，私域生活与公域生活从统合状态走向疏解状态。公民权利随着公民身份与意识的唤醒以及市场化改革而日益摆脱政治权力的控制与束缚，获得了伸张空间。市场经济与市场化的生存方式所带来的一切社会现代性特征，均是公民社会发育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亦是形成公民社会的制度性基础。不仅如此，从公民社会的精神蕴涵来看，公民社会要求的个人自由、经济自主、政治民主、国家法治、文化多元等精神价值和观念形态，在市场经济尚未发展充分之前，上述观念形态充其量只是人们的社会理想而已。只有市场经济才能真正解构传统社会下的身份制约，打破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亲情伦理，真正培育与塑造现代人的独立人格和主体意识、契约精神、平等观念与利益意识。市场经济带来的观念形态的变更对于公民社会构建比一切器物形式的变革具有更根本的意义。市场经济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它的社会意义远远超出了它作为一种经济形态的在经济生活中的意义与地位。市场经济作为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最本质性要素，它对传统社会的解构力是如此强大，而市场经济下的生存状态及其精神内涵与公民社会的本质属性又是如此紧密契合，无怪乎国内一位研究公民社会的著名学者断言：“市场经济必然造就公民社会（市民社会）。”
其次，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与成长创设了跨越疆域阻隔的比照与互动机制。其间孕育现代开放的价值观念与精神气质，进一步改变了源于传统社会的根深蒂固的种种前现代和非现代价值理念。公民社会理论与实践模式虽是着眼于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但公民社会蕴涵的精神理念及公民作为社会成员所具有的思维与视野，又绝非囿于民族国家的封闭领域。从西方公民社会的发展过程看，公民社会的呈现与宗教神学的禁锢统治的破除是同步的，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公民社会的形成过程，也就是西方社会不断走向开放与全球化的过程。因此，公民社会的形成与全球化的开放性品质密切相关。中国越发深入地全球化参与，无疑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建构开辟了开阔的视野，为公民社会精神气质与民众的公民意识在古老的东方国度孕育与生成提供了多元的、可资借鉴与汲取的精神文化资源，并创设了良好的公民社会构建的比照与互动机制。与此同时，从网络化的生存方式对传统同质性、封闭性社会结构的解构和对现代开放社会生活的积极效应来看，当前中国社会网络化生活方式对公民社会与公民意识的形成亦有相当助益。网络化的生存对现代人的个体性与主体人格的充分释放与张扬，恰恰是公民身份与公民意识形成的基本条件。公民社会不论是从它必须具有与政治国家相对独立的自我规定性的特征来审读，还是从社会主体的公民身份形成的向度来考察，公民社会的本质特征都离不开生活在其中的人的独立个体性的人格状态。政治学、社会学视野下的公民社会的实体性存在，表现为大量的个人和组织摆脱了政治权力束缚而成为公民社会的主体；伦理学视域下的公民社会的公民身份特征同样诉诸于公民的独立性和个体性，独立个体性是形成契约精神、民主与法制精神、权利与义务精神等公民社会精神与公民身份的基础性人格状态。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市民社会”一章的开篇，就指出公民社会的基本原则：“具体的人作为特殊的人的本身就是目的。”?輥?輵?訛马克思也曾指出：“现代市民社会是彻底实现了个人主义原则。”?輥?輶?訛当然，这里马克思所言的“市民社会”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社会。黑格尔之后的思想家对公民社会特征及原则的论说，均无例外重视人的独立个体性，以使公民“权利”挣脱于“权力”而获得独立性与充分伸张的空间，达致个体权利与义务对等、互动与平衡。网络化的生存方式恰恰是个体性、自由性和开放性的，它为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独立个体性、自由意志的释放创造了有力手段。
再次，大量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为公民社会的成长提供了必要的载体。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得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的民间社会组织开始快速增长，出现了增长高峰。到1989年，全国性社团骤增至1600个，地方性社团达到20多万个。各类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变化较大，很难得到准确的数据。2005年3月底，中国政府主管民间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机关公布了一组数据：经过四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共14．9万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共13．2万家，基金会共994家，合计28．2万家。又据民政部举行的全国发展农村专业经济协会会议透露，截至2004年，全国已建立农村专业经济协会10万余个，而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只有1万余个，仅占总数的1/10。?輥?輷?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估计，实际存在的民间社会组织的数量要远远多于政府主管部门正式登记在册的数量。清华大学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在“合法登记”的民间社会组织之外，中国目前至少还存在着以下十类“法外”民间组织：工商注册的非营利组织，城市社区基层组织，单位挂靠社团，农村社区发展组织，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农村社区的其他公益或互助组织，海外在华资助组织，海外在华项目组织，海外在华商会、行业协会，宗教社团。?輦?輮?訛这些“法外”民间组织的详细数据由于没有确切的统计和登记而无法获得，保守估计，有200~270万家。社会组织蓬勃健康发展，既是公民社会形成的基本特征，也为公民社会的成长提供了必要的载体。
最后，逐渐成长的公民社会推动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科学化。当前，初露端倪的公民社会已经成为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因素和推动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科学化的强大动力源。许多社会组织，尤其是那些专业性学术研究团体，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越来越多的专业社团开始承担起政府智囊的角色，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和参谋，从而对政府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推动了政府的决策民主化。政府的改革既需要内部的动力，更需要外部的压力。在推动政府改革的外部压力中既有来自公民个人的，也有来自社会组织的，而且后者通常要比前者更强大。社会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利益组织，它存在的基本价值之一是促进其成员的公共利益。参与党政机关的决策，尽可能地影响党政机关的政策，使之有利于自己的组织和成员，是达到维护、增进其价值的重要手段。中国目前的各种社会组织参与政府决策的途径大致有以下几种：其一，代表所在的组织向决策部门反映问题、提出要求，促使权力机关制定相应的政策或措施。例如，北京市的民间环保组织“四大绿党”——自然之友、地球村、绿家园、山诺会，近年来不断开展志愿性的环保行动，进行环保宣传，批评破坏环境的行为，提出种种环保建议，其影响所及使得环保问题成为一年一度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会议的主要议题。其二，应决策机关的请求，对某些专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发表意见。一些党政机关在制定或实施某些政策时，通常向相关的社会组织进行政策咨询，听取其意见，对政策做出修改或调整。例如，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第一次会议在修改宪法之前，曾就修改条款广泛征求某些社会组织的意见。因为修改条款中涉及到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定性问题，人大和党政权力部门特别重视听取各级商会的意见。各级商会十分积极、认真地对相关条款进行了研究和商讨，并通过种种途径向人大和党政权力机关表示修改宪法和相关经济政策以提高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的强烈愿望。南京市商会还就此问题组织其成员进行座谈，向有关权威部门提出了非公有制企业主对修改宪法，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七个企盼。其三，当其组织或成员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代表其成员向有关部门进行交涉。比较典型的有2003年深圳市宝安区滢水山庄业主及其业主委员会进行集体维权的案例，反映了公民社会组织在社会权利场中与其他组织进行力量对比和理性较量的一个侧面，生动体现了公民社会的内涵，即“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形成社会组织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 。?輦?輯?訛
公民社会的演化总是要经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建立公民社会其实是一个长期而迫切的任务，而且容易遭到那些认为既得利益由此受到威胁的人的不断反对。然而，在过去20年里，公民社会得到了明显进步，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地方，公民社会的兴起推动了民主政府的出现。民主选举的政府制度的引入也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形成。现在，有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强大的社会力量聚集起来共同完成这项任务，这表明了公民社会发展的价值和前景。
［注 释］
①甘绍平：《迈进公民社会的应用伦理学》。见甘绍平、叶敬德主编：《中国应用伦理学（2002）》，中央编译出版杜2004年版，第6页。
②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84~586页。
③邓正来：《台湾民间社会语式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第5期。
④邓正来：《中国发展研究的检视——兼论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8期。
⑤?輥?輰?訛参见戈登·怀特：《公民社会、民主化和发展：廓清分析的范围》，《民主化》杂志（英国）1994年秋季总第1卷第3期，第375~390页。参见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第69页。
⑥?輥?輴?訛陈宴清主编：《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6页、第84~101页。
⑦正来、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杜1999年版，第38页。
⑧戴维·赫尔傅：《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页。
⑨科恩：《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92页。
⑩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12页。
?輥?輯?訛尼娜·钱德霍克：《国家和市民社会：政治理论中的探索》，新德里哲人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輥?輱?訛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第78~87页。
?輥?輲?訛JohnKeane．DemocracyandChilSociety．London：Verso．1988．P40--47.
?輥?輳?訛Hagen Koo．State and Soci~y in Contemporary Korea，IthacaandLondon，1993．P48～56.
?輥?輵?訛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97页。
?輥?輶?訛《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輥?輷?訛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輦?輮?訛王名：《清华NGO研究丛·绪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輦?輯?訛孟伟：《公民政治：从利益到权力的演化——深圳市宝安区滢水山庄业主自主行动实证分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