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的核心是语言的教学，语言是文化的深层编码，是一个民族的集体精神。罗素曾经说到，语言不是我们可以只管使用它，而无须注意其本身的一种媒介。如果说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结晶，那么，语文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民族精神的培育。语文教育是母语的教育，汉语言文字不是单纯的符号系统，它具有深厚的文化历史的积淀和独特的文化心理特征。
　　西方语言是抽象的符号，它只是对应性地表意；汉语是带有浓郁生活气息与形象特征的语言，它独特地具有一种“象”的思维。汉语不同于西方的拼音文字，在于言意之间有一个“象”。汉语的这种特点在诗歌意象的创作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它是将象、意、言三者黏合，从而生成饶有意味的艺术画面。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语言与天道、人性、事理紧密联系在一起，它带有丰富的人文意蕴。语文教育作为民族母语的教育，不能不体现中华民族的思维特点，不能不关注汉语言文字的文化特色。
　　汉字是音形义的统一，汉语音美、形美、意美。中国的文学艺术是凭借语言意象营造一种境界，这种艺术境界一方面是意的象化，一方面是象的意化。立象通意，意因象显，意生象外。文学艺术借助语言符号创造形象，生成言、象、意交织融合的意象，由可见的物象图式去捕捉不可见的天地造化，这是中国文学艺术最为显著的审美特征。
　　在中国文学艺术的天地里，作者、作品、读者相互映照，相互回应，从而构成反器化、非工具化的审美意境。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言”“象”不是外在的器具，它有着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审美内涵。“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语文教学要努力挖掘文本言语所包含的审美因素，渗透审美的教育。语文教学要扣住汉语的审美特点，体现人文价值的追求。
　　语言诚然是工具，是表达思想、沟通情感的工具；但语言不仅仅是工具，它拥有内在的人文价值，担有更多的文化使命。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工具，它不像其他工具那样与对象相分离。语言是人类思想的家园。人作为符号的动物，是语言的存在。语言与人，既是二元对立的，又是具身统一的。人们在强调语文学科的工具性时，着眼点在于語言外在的效用和内在的逻辑建构。然而，如果抽掉语言所包含的思想情感与价值倾向，那么，语言就成为没有生命活力和意义的一堆结构化的符号。
　　晚清政府将语文独立设科，语言文字的改革旨在“统一语言”，做到“言文一致”，使语文教学科学化。然而，这种简单比附西方，把语言仅看作是声音的纪录，对书写语言作工具论的理解，造成文史哲的分离。改文言文为白话文只是着眼外在的便捷，而没有渗透到作者与读者的内心。与此相应的是，语文教学忽略母语文化对学生的涵育，将它仅仅理解为工具性应用能力的培养。
　　百年语文教育现代化，大体是沿着技术化与工具化的道路前行，它要求知识点的井然有序，追求语言训练的规格化、标准化和系列化。事实证明，语文教学改革这一完全西化、技术化的取向，忽略了汉语的文化特点，并不适合民族母语的教学，所以收效甚微。于漪老师认为，注重读书感悟，注重整体把握，注重熏陶感染，注重积累沉淀，这四点是本民族语文教学的优良传统，它有助于矫正当下语文教学碎片化与功利化的倾向。
　　语文教育要在学生心田里播下民族文化的种子，让优秀传统在他们心里扎根。语文教育要“明人伦，兴教化”，让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道德规范与价值理念的引导与塑造，获得智慧并陶冶性情。语文教育要综合发展学生的语文素养，它包括语言的建构与运用、思维的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理解与传承这四个方面。语文教育要体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