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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毕生决策指挥过的无数战役战斗中，抗美援朝战争无疑是决策至为艰难、场面极其宏伟、意义非同寻常的经典战例之一。它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安全和保证，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伟大贡献。
出兵援朝 决策维艰
1950年6月27日，美国悍然入侵朝鲜，同时又向中国台湾海峡出动第七舰队。对此，毛泽东迅速作出反应，在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庄严宣告：“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
紧接着，就在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那一天前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调几个军到东北，摆在鸭绿江边，以加强东北边防的决策。由此，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并随即将驻河南等地的战略预备队第13兵团(下辖第38军、39军、40军)，加上第42军(已在东北)和炮兵第l师、2师、8师等，共25.5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调往安东(今丹东)、辑安(今集安)、本溪。9月6日，第50军又编入东北边防军。这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战略决策。
8月，根据朝鲜人民军在朝鲜半岛南端洛东江同美军和南朝鲜军打成胶着状态，毛泽东已预见到，这场战争转入持久和美国扩大战争规模的可能性大增。为此，在8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讲话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同日，他还审阅、批准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关于拟派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朝方一侧，以确保鸭绿江大桥安全的报告。次日，他致电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要求东北边防军在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准备9月上旬能作战。8月18日，又电高岗，要求边防军务必于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随即，又根据聂荣臻的建议，决定将第9兵团和第1g兵团分别调到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地区，以策应东北边防军。
这时，毛泽东根据“朝鲜战争持久化”的重要判断，已作了最坏可能性的准备，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即美军胆敢越过三八线的形势下，要同美国这个不可一世的强国直接较量。此后，美军越过三八线的企图和迹象已十分明显，中国多次向美国当局发出严正、强烈的警告，美国对此竟不屑一顾，仍一意孤行，于10月7日悍然举兵在开城地区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不久又操纵联合国通过了一个“统一”朝鲜的提案。与此同时，美国出动B一29重型轰炸机和其它作战飞机，对我国东北边境城市安东、辑安等地进行频繁的轰炸和扫射。甚至还派飞机袭扰山东半岛的青岛、烟台等地，大有将战火从中朝边境进一步扩大之势。
在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的当天深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就通过中国驻朝大使倪志亮，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出兵支援的请求。同时，金日成与时任朝鲜政府副首相兼外务相的朴宪永联名致信毛泽东，请求中国给予军事支援。毛泽东接到朝鲜政府的这些信息后，即于10月2日凌晨1时致电高岗、邓华：“(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同日下午，毛泽东就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他认为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原本要派林彪率兵入朝作战的，但林彪却托病推辞，毛泽东遂决定派彭德怀挂帅出征。由于这次会议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毛泽东只得将正式讨论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留待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去解决。
10月4目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开幕。会议一开始，毛泽东让大家首先讲讲出兵的不利情况。与会者各抒己见，多数人以国家经济十分困难、我军的武器装备很落后且又无制空权等诸多理由，不赞成出兵或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听了大家的发言，毛泽东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
此时，彭德怀急匆匆地从西安赶来出席会议。因他事先不知道会议内容，也毫无思想准备，故只是细听，没有发言。次日上午，彭德怀被接到中南海毛泽东办公室。他们两人进行了一番情真意切的谈话。彭德怀表示赞成毛泽东关于出兵援朝的主张，并接受了要他挂帅出征的重任。有了彭德怀支持，毛泽东的决心更大了，于是他略带感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在下午的会议上，尽管仍有两种意见，但由于彭德怀坚决拥护毛泽东的英明决策，力主出兵援朝，会议最终作出了由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决定。随后，召开了有各地区党政军高级干部参加的中央军委会议，讨论入朝作战方案并布置有关方面的工作。
10月8日，作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发布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彭德怀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随即，毛泽东将该决定电告金日成，并请其派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会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有关问题。彭德怀也于同日上午奉命与高岗率临时指挥人员飞往沈阳，进行出国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周恩来、林彪秘密飞往苏联，代表中共中央同斯大林商谈抗美援朝、苏联给予军事物资支援以及提供空军掩护的问题。因斯大林只答应向中国提供飞机、坦克和大炮等装备，空军要在2个月或2个半月后才能出动，毛泽东遂于10月12日致电彭德怀、高岗，要求：“(一)十月九日命令暂不实行，十三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
10月13日，毛泽东就出兵问题与彭德怀、高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再次商谈，大家一致认为，即使苏联不出空军援助，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出兵援朝不变。毛泽东当日即将此决定电告远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并要他就苏联提供武器装备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花钱买、苏联能否真正做到在2个月或2个半月之内提供空军支援这两个问题，与苏联重新商定。结果，斯大林答复：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2个月或2个半月后也不准备入朝作战。尽管苏联这个决定对中国出兵作战十分不利，但也没有动摇毛泽东的决心。
时值平壤告急，志愿军第13兵团各部已在鸭绿江北岸的安东待命出动。为了使出兵做到万无一失，毛泽东于10月17日下午电告彭德怀、高岗，要他们次日来京，并说：“对出兵时间，以待周(恩来)十八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在LO月18日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敲定了志愿军渡江作战和渡江时间后，毛泽东即于当晚 21时电令第13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邓华等：“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定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十九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
运筹帷幄 决胜朝鲜
本来，在志愿军出征前夕，毛泽东和彭德怀等经过对敌情进行深入研究后商定：利用敌人计划分东、中、西三路北进，以东、西路部队分别占领元山和平壤之后东西对进的时机，志愿军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也就是朝鲜半岛的细腰部(又称蜂腰部)地区以北，构筑2—3道防御阵线。如若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果平壤美军、元山南朝鲜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弱之一路。在6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也不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人具有压倒性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平壤、元山等处。然而，志愿军渡江后，却发现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改变了东西对进计划，美军和南朝鲜军分散为东西两路，急速北进，逼近中朝边境。
敌情的重大变化，使毛泽东迅速放弃原定的阻敌方案，调整了作战部署。10月21日凌晨2时30分，他致电彭德怀等，正式下达第一次战役部署。他认为麦克阿瑟在战略判断上犯了一大错误，即“美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断定“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一个小时后，他又电告邓华等：“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
志愿军入朝后能否站稳脚跟，将取决于第一次战役能否获胜。因此，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的生活也十分紧张。他每天批阅大量的一个接着一个的材料，有来自前方的电报，有来自各方面的情报，这些电报和材料都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毛泽东手里。他要根据各方面瞬息万变的情况加以分析，很快作出决断，指导前方作战。为了节省时间，提高效率，他竟半个多月没有下床，就在床上工作、吃饭，极少睡觉。
在指导第一次战役部署中，毛泽东对如何打开朝鲜战局的考虑逐步成熟。他在10月23日复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朝鲜战局，就军事方面来说，决定于三点。第一，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此战如果是一个大胜仗，则敌人将被迫作重新部署，立即处于被动地位；如果这次突然性的作战胜利不大，使我不得不于阵前撤退，则形势将改为于敌有利。第二，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做到很熟练的程度，则我军可以继续进行野战及打许多孤立据点，如此便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如果敌人飞机对我的伤亡和妨碍大得使我无法进行有利的作战，则我在飞机条件尚未具备的半年至一年内，我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第三，如果美国再调五个至十个师来朝鲜，而在这以前我军又未能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军师及几个伪军师，则形势也将于我不利；如果相反，则于我有利。这个战略和战役的指导思想，对于志愿军取得第一次战役及以后几次战役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南朝鲜军很快推进到清川江附近，而志愿军主力离预定开赴的地区相距尚远的情况，毛泽东于10月23日电令邓华等第13兵团领导人迅速与彭德怀会合，在彭领导下决定战役计划。并谆谆嘱咐：“捕捉战机最关紧要。两三天内敌即可能发觉是我军而有所处置，此时如我尚无统一全军动作的处置，即将丧失战机。”结果，志愿军在第一次战役中，经过13个昼夜的激战，歼敌1，5万多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麦克阿瑟误认为中共只是少数志愿军象征性的出兵，遂命美第10军经长津湖西进，美第8集团军由清川江北上，在朝鲜最高首脑机关所在地江界以南会合后，围歼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然后向鸭绿江推进。鉴此，毛泽东为了加强东线力量，决定调宋时轮率第9兵团入朝。他于11月5日电告彭德怀、邓华：“江界、长津方面应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尔后该兵团即由你处直接指挥，我们不遥制。”
第二次战役以歼敌3.6万余人，将“联合国军”赶到三八线以南(东部沿海的襄阳除外)而胜利结束。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取得了由防御转入进攻的主动权。在此有利形势下，朝中方面有些人产生了速胜的思想。对朝鲜战局的发展前途究竟应当作出速胜还是持久的估量，这是摆在毛泽东面前亟待回答的一个重大方针问题。他根据两次战役的经验，在听取了彭德怀等的意见后，对朝鲜战局的发展前途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
二次战役后，志愿军原打算转入休整，养精蓄锐，以备来年春举行新的反击。但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讨论的情况下，美国于12月14日操纵联合国非法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要求“立即停火”。对于美国政府玩弄先停火后谈判，以争取时间准备再战这一手，毛泽东早有预料，还在12月3日会见金日成时就提出：“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敌人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方能谈判停战。”就在联合国通过“停火决议”的前一天，即12月13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电中又强调指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于是，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密切配合发起了第三次战役，进占汉城，渡过汉江，收复仁川，迫使“联合国军”全线退守至“三七线”附近。
此时，在是否休整一段时间再南进的问题上，彭德怀和金日成有意见分歧。毛泽东赞同彭德怀的意见，即志愿军在仁川及汉江以北先休整2-3个月。同时他又认为，必须尊重朝鲜同志的意见，特别是要注意同他们搞好团结。为此，他于1951年1月19日在修改彭德怀拟在中朝军队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作的报告时，特意加写了这样一大段话：“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作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
这一重要指示由彭德怀先后在志愿军党委会和中朝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 上作了传达，反响强烈。会后，志愿军中即掀起了一个虚心向朝鲜同志学习、团结朝鲜军民的热潮。这在抗美援朝战争发展的关键时刻，对于加强中朝两党、两国、两军团结，起了重大作用。
乘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尚未得到充分休整之机，“联合国军”自1月25日起，由西向东全线发起大规模进攻。中朝军队带有积极防御性质的第四次战役打响了。1月28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电中分析说：“第四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都有利。而敌人则想于现时恢复仁川及汉城两岸桥头堡垒，封锁汉江使汉城处于敌人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决不允许的。”
因志愿军在前3次战役中打得十分疲劳，且减员严重，故要完成第四次战役积极防御的作战重任，就亟待补充兵力。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2月7日作出了实行轮番作战的决定。即将过去从国内部队抽调老兵补充志愿军的办法，改为以军为单位成建制地由国内调往朝鲜战场，轮番作战。
鉴于朝鲜战场的形势异常严峻和困难，而第二番入朝部队还远在鸭绿江边，兵力补充不上来，万分焦急的彭德怀遂于2月21日赶回北京，亲自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前线情况，突出地提出了兵员不足和后勤保障问题。毛泽东在认真思考后，对彭德怀说：“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这无疑使朝鲜战争有了明确而又机动的方针，也让彭德怀有了相机处置的余地。
1951年2月25日，周恩来和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共同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开会，讨论了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参战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的问题。随即，第19兵团和第3兵团作为第二番部队相继入朝参战，使志愿军在朝鲜的总兵力达到了15个军约100万人。这样一来，在第四次战役刚结束的情况下，彭德怀紧接着又指挥中朝军队于4月22日发起了大规模的第五次战役。
第五次战役中，“联合国军”因武器装备精良更兼有制空权，机动性很强，故出现了志愿军曾经多次包围美军一个团左右的兵力，却始终不能予以全歼的现象。这与国内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那种人民解放军常常是整师整旅地乃至几个师几个旅地消灭敌人的情况大不相同。由此引起了志愿军统帅部的注意，也引发了毛泽东的思考。他于5月26日致电彭德怀指示说：
“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他还在电报中要求，目前打美英军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经过打小歼灭战进到打大歼灭战。他把这一作战方针形象地比喻为“零敲牛皮糖”。正是在此方针的指导下，第五次战役以歼敌8.2万余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而胜利结束，成为5个战役中歼敌最多的一次。从此，朝鲜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精心指导 以战促和
中朝军队并肩战斗，在5大战役中共歼灭“联合国军”23万余人，其中美国就付出了近9万人伤亡的代价，相当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部损失的近l／3。同时，美国在侵朝战争中的物资消耗也十分惊人，月均达85万吨。由于兵力拮据等诸多原因，美国开始谋求停战谈判。5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了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争取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随即美国国务院顾问、原驻苏联大使凯南非正式地拜会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表示美国政府拟与中国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愿意恢复战前状态。
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个机会。6月3日，他在会见专程从朝鲜前线来到北京的金日成时，与其商谈了应列可能到来的停战谈判的方针及方案。随后在高岗和金日成赴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并商讨朝鲜战争的有关问题期间，毛泽东给高岗、金日成发了一个电报，其中谈了他对如何提出停战谈判建议问题的一些设想。电报说：“和谈如何提法，我们觉得在目前两个月内朝中军队取守势的时候，不宜由朝中两国提出，而宜用下列方式：(一)等待敌人提出；(二)由苏联根据凯南对马立克的谈话向美国有所表示。以上方式可以同时做，即一方面由苏联有所表示，另方面如果敌人提出时，朝中两国可以表示自己的态度。究以何种方式为宜，请你们和菲里波夫同志商量决定。”不久，斯大林采纳了毛泽东的后一个建议，由苏联出面对美国的试探作出反应。
同美国侵略者进行谈判，要使和平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就必须以雄厚的实力作后盾。因此，毛泽东首先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巩固第五次战役的胜利，逐步提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攻防持续作战的能力。他于6月11日致电彭德怀说：“六、七两个月内如不发生意外变化(即登陆)，我们必须完成下列各事：甲、以积极防御的方法坚持铁原、平康、伊川三道防线，不使敌人超过伊川线；乙、迅速补充三兵团及十九兵团至每军四万五千人，并有相当训练：丙、十三兵团各军休整完毕：丁、加强各军师火力，特别是反坦克反空军炮火，戊、迅速修通熙川至宁远至德川的公路至少一条，最好有两条，并于熙川、德川、孟山地区屯积相当数量的粮食，以备万一之用。”这时，“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新的指导方针已在毛泽东的头脑中酝酿成熟，被及时地提了出来。这就是，利用朝鲜的有利地形，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一面以积极防御的手段大量地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一面积极改善装备和加强训练，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后战胜敌人，或迫敌知难而退。这个方针和意见，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中迅速得到了贯彻落实。
继“联合国军”新任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于6月30日表示了同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停战谈判的意愿后，7月1日，金日成和彭德怀就联名复电李奇微，声明同意举行停战谈判。
从此，毛泽东和周恩来便投入紧张的谈判准备工作。首先决定由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邓华和志愿军参谋长解方作为彭德怀的代表出席谈判会议，同时还决定，从国内派出由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率领、包括外交部国际新闻局局长乔冠华在内的停战谈判工作组立即赴朝，以协助指导谈判工作。为了防止“联合国军”借停战谈判而行反攻之实，毛泽东于7月2日致电彭德怀等，对中朝军队在三八线的防线及时作出重要部署：一方面加强正面防御阵地第一线的兵力，防止敌军的大规模进攻：另一方面加强侧后方的兵力，防止敌人从朝鲜半岛的蜂腰部东西两岸突然登陆。7月5日，就在李克农一行启程赴朝之前，毛泽东又同李克农、乔冠华作了长谈，分析了停战谈判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对组织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提出意见。在停战谈判将要举行之际，毛泽东亲自起草了朝中方面致李奇微的多次复函，亲自审阅修改了有关谈判接洽准备情况的新闻稿，亲自草拟了朝中方面关于停战协定的草案，并征询了金日成、彭德怀及斯大林的意见。
毛泽东尤为关注谈判代表的安全问题。他早在7月2日凌晨4时就致电彭德怀等，嘱其要布置可靠的警戒，“务必保障会议的安全，不许出乱子”。由于放心不下，两天后的凌晨，他又致电彭德怀，这50多个字的电文是：“开城地区如埋有地雷，须加撤除，特别是李奇微代表的飞机降落地，汽车通道及会场附近，必须撤除干净，保障安全，不出乱子为要。”就在停战谈判正式开始的前一天，毛泽东还在仔细审阅着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以及邓华准备在首次会议上的发言稿。
7月10日上午，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来风庄正式开始。从此，这场谈判伴随着战场上敌我双方军队的激烈搏杀而时断时续，旷日持久，直到1953年7月27日上午才尘埃落定，敌我双方代表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等两个文件，最终实现了和平局面。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在停战谈判和前线作战这两条不同战线的斗争中，无不凝聚着毛泽东超凡绝伦的政治斗争智慧和军事指挥艺术。
出兵援朝 决策维艰
1950年6月27日，美国悍然入侵朝鲜，同时又向中国台湾海峡出动第七舰队。对此，毛泽东迅速作出反应，在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庄严宣告：“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
紧接着，就在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那一天前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调几个军到东北，摆在鸭绿江边，以加强东北边防的决策。由此，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并随即将驻河南等地的战略预备队第13兵团(下辖第38军、39军、40军)，加上第42军(已在东北)和炮兵第l师、2师、8师等，共25.5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调往安东(今丹东)、辑安(今集安)、本溪。9月6日，第50军又编入东北边防军。这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战略决策。
8月，根据朝鲜人民军在朝鲜半岛南端洛东江同美军和南朝鲜军打成胶着状态，毛泽东已预见到，这场战争转入持久和美国扩大战争规模的可能性大增。为此，在8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讲话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同日，他还审阅、批准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关于拟派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朝方一侧，以确保鸭绿江大桥安全的报告。次日，他致电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要求东北边防军在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准备9月上旬能作战。8月18日，又电高岗，要求边防军务必于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随即，又根据聂荣臻的建议，决定将第9兵团和第1g兵团分别调到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地区，以策应东北边防军。
这时，毛泽东根据“朝鲜战争持久化”的重要判断，已作了最坏可能性的准备，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即美军胆敢越过三八线的形势下，要同美国这个不可一世的强国直接较量。此后，美军越过三八线的企图和迹象已十分明显，中国多次向美国当局发出严正、强烈的警告，美国对此竟不屑一顾，仍一意孤行，于10月7日悍然举兵在开城地区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不久又操纵联合国通过了一个“统一”朝鲜的提案。与此同时，美国出动B一29重型轰炸机和其它作战飞机，对我国东北边境城市安东、辑安等地进行频繁的轰炸和扫射。甚至还派飞机袭扰山东半岛的青岛、烟台等地，大有将战火从中朝边境进一步扩大之势。
在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的当天深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就通过中国驻朝大使倪志亮，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出兵支援的请求。同时，金日成与时任朝鲜政府副首相兼外务相的朴宪永联名致信毛泽东，请求中国给予军事支援。毛泽东接到朝鲜政府的这些信息后，即于10月2日凌晨1时致电高岗、邓华：“(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同日下午，毛泽东就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他认为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原本要派林彪率兵入朝作战的，但林彪却托病推辞，毛泽东遂决定派彭德怀挂帅出征。由于这次会议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毛泽东只得将正式讨论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留待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去解决。
10月4目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开幕。会议一开始，毛泽东让大家首先讲讲出兵的不利情况。与会者各抒己见，多数人以国家经济十分困难、我军的武器装备很落后且又无制空权等诸多理由，不赞成出兵或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听了大家的发言，毛泽东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
此时，彭德怀急匆匆地从西安赶来出席会议。因他事先不知道会议内容，也毫无思想准备，故只是细听，没有发言。次日上午，彭德怀被接到中南海毛泽东办公室。他们两人进行了一番情真意切的谈话。彭德怀表示赞成毛泽东关于出兵援朝的主张，并接受了要他挂帅出征的重任。有了彭德怀支持，毛泽东的决心更大了，于是他略带感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在下午的会议上，尽管仍有两种意见，但由于彭德怀坚决拥护毛泽东的英明决策，力主出兵援朝，会议最终作出了由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决定。随后，召开了有各地区党政军高级干部参加的中央军委会议，讨论入朝作战方案并布置有关方面的工作。
10月8日，作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发布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彭德怀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随即，毛泽东将该决定电告金日成，并请其派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会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有关问题。彭德怀也于同日上午奉命与高岗率临时指挥人员飞往沈阳，进行出国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周恩来、林彪秘密飞往苏联，代表中共中央同斯大林商谈抗美援朝、苏联给予军事物资支援以及提供空军掩护的问题。因斯大林只答应向中国提供飞机、坦克和大炮等装备，空军要在2个月或2个半月后才能出动，毛泽东遂于10月12日致电彭德怀、高岗，要求：“(一)十月九日命令暂不实行，十三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
10月13日，毛泽东就出兵问题与彭德怀、高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再次商谈，大家一致认为，即使苏联不出空军援助，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出兵援朝不变。毛泽东当日即将此决定电告远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并要他就苏联提供武器装备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花钱买、苏联能否真正做到在2个月或2个半月之内提供空军支援这两个问题，与苏联重新商定。结果，斯大林答复：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2个月或2个半月后也不准备入朝作战。尽管苏联这个决定对中国出兵作战十分不利，但也没有动摇毛泽东的决心。
时值平壤告急，志愿军第13兵团各部已在鸭绿江北岸的安东待命出动。为了使出兵做到万无一失，毛泽东于10月17日下午电告彭德怀、高岗，要他们次日来京，并说：“对出兵时间，以待周(恩来)十八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在LO月18日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敲定了志愿军渡江作战和渡江时间后，毛泽东即于当晚 21时电令第13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邓华等：“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定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十九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
运筹帷幄 决胜朝鲜
本来，在志愿军出征前夕，毛泽东和彭德怀等经过对敌情进行深入研究后商定：利用敌人计划分东、中、西三路北进，以东、西路部队分别占领元山和平壤之后东西对进的时机，志愿军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也就是朝鲜半岛的细腰部(又称蜂腰部)地区以北，构筑2—3道防御阵线。如若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果平壤美军、元山南朝鲜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弱之一路。在6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也不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人具有压倒性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平壤、元山等处。然而，志愿军渡江后，却发现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改变了东西对进计划，美军和南朝鲜军分散为东西两路，急速北进，逼近中朝边境。
敌情的重大变化，使毛泽东迅速放弃原定的阻敌方案，调整了作战部署。10月21日凌晨2时30分，他致电彭德怀等，正式下达第一次战役部署。他认为麦克阿瑟在战略判断上犯了一大错误，即“美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断定“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一个小时后，他又电告邓华等：“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
志愿军入朝后能否站稳脚跟，将取决于第一次战役能否获胜。因此，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的生活也十分紧张。他每天批阅大量的一个接着一个的材料，有来自前方的电报，有来自各方面的情报，这些电报和材料都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毛泽东手里。他要根据各方面瞬息万变的情况加以分析，很快作出决断，指导前方作战。为了节省时间，提高效率，他竟半个多月没有下床，就在床上工作、吃饭，极少睡觉。
在指导第一次战役部署中，毛泽东对如何打开朝鲜战局的考虑逐步成熟。他在10月23日复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朝鲜战局，就军事方面来说，决定于三点。第一，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此战如果是一个大胜仗，则敌人将被迫作重新部署，立即处于被动地位；如果这次突然性的作战胜利不大，使我不得不于阵前撤退，则形势将改为于敌有利。第二，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做到很熟练的程度，则我军可以继续进行野战及打许多孤立据点，如此便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如果敌人飞机对我的伤亡和妨碍大得使我无法进行有利的作战，则我在飞机条件尚未具备的半年至一年内，我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第三，如果美国再调五个至十个师来朝鲜，而在这以前我军又未能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军师及几个伪军师，则形势也将于我不利；如果相反，则于我有利。这个战略和战役的指导思想，对于志愿军取得第一次战役及以后几次战役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南朝鲜军很快推进到清川江附近，而志愿军主力离预定开赴的地区相距尚远的情况，毛泽东于10月23日电令邓华等第13兵团领导人迅速与彭德怀会合，在彭领导下决定战役计划。并谆谆嘱咐：“捕捉战机最关紧要。两三天内敌即可能发觉是我军而有所处置，此时如我尚无统一全军动作的处置，即将丧失战机。”结果，志愿军在第一次战役中，经过13个昼夜的激战，歼敌1，5万多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麦克阿瑟误认为中共只是少数志愿军象征性的出兵，遂命美第10军经长津湖西进，美第8集团军由清川江北上，在朝鲜最高首脑机关所在地江界以南会合后，围歼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然后向鸭绿江推进。鉴此，毛泽东为了加强东线力量，决定调宋时轮率第9兵团入朝。他于11月5日电告彭德怀、邓华：“江界、长津方面应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尔后该兵团即由你处直接指挥，我们不遥制。”
第二次战役以歼敌3.6万余人，将“联合国军”赶到三八线以南(东部沿海的襄阳除外)而胜利结束。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取得了由防御转入进攻的主动权。在此有利形势下，朝中方面有些人产生了速胜的思想。对朝鲜战局的发展前途究竟应当作出速胜还是持久的估量，这是摆在毛泽东面前亟待回答的一个重大方针问题。他根据两次战役的经验，在听取了彭德怀等的意见后，对朝鲜战局的发展前途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
二次战役后，志愿军原打算转入休整，养精蓄锐，以备来年春举行新的反击。但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讨论的情况下，美国于12月14日操纵联合国非法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要求“立即停火”。对于美国政府玩弄先停火后谈判，以争取时间准备再战这一手，毛泽东早有预料，还在12月3日会见金日成时就提出：“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敌人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方能谈判停战。”就在联合国通过“停火决议”的前一天，即12月13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电中又强调指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于是，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密切配合发起了第三次战役，进占汉城，渡过汉江，收复仁川，迫使“联合国军”全线退守至“三七线”附近。
此时，在是否休整一段时间再南进的问题上，彭德怀和金日成有意见分歧。毛泽东赞同彭德怀的意见，即志愿军在仁川及汉江以北先休整2-3个月。同时他又认为，必须尊重朝鲜同志的意见，特别是要注意同他们搞好团结。为此，他于1951年1月19日在修改彭德怀拟在中朝军队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作的报告时，特意加写了这样一大段话：“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作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
这一重要指示由彭德怀先后在志愿军党委会和中朝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 上作了传达，反响强烈。会后，志愿军中即掀起了一个虚心向朝鲜同志学习、团结朝鲜军民的热潮。这在抗美援朝战争发展的关键时刻，对于加强中朝两党、两国、两军团结，起了重大作用。
乘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尚未得到充分休整之机，“联合国军”自1月25日起，由西向东全线发起大规模进攻。中朝军队带有积极防御性质的第四次战役打响了。1月28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电中分析说：“第四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都有利。而敌人则想于现时恢复仁川及汉城两岸桥头堡垒，封锁汉江使汉城处于敌人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决不允许的。”
因志愿军在前3次战役中打得十分疲劳，且减员严重，故要完成第四次战役积极防御的作战重任，就亟待补充兵力。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2月7日作出了实行轮番作战的决定。即将过去从国内部队抽调老兵补充志愿军的办法，改为以军为单位成建制地由国内调往朝鲜战场，轮番作战。
鉴于朝鲜战场的形势异常严峻和困难，而第二番入朝部队还远在鸭绿江边，兵力补充不上来，万分焦急的彭德怀遂于2月21日赶回北京，亲自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前线情况，突出地提出了兵员不足和后勤保障问题。毛泽东在认真思考后，对彭德怀说：“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这无疑使朝鲜战争有了明确而又机动的方针，也让彭德怀有了相机处置的余地。
1951年2月25日，周恩来和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共同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开会，讨论了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参战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的问题。随即，第19兵团和第3兵团作为第二番部队相继入朝参战，使志愿军在朝鲜的总兵力达到了15个军约100万人。这样一来，在第四次战役刚结束的情况下，彭德怀紧接着又指挥中朝军队于4月22日发起了大规模的第五次战役。
第五次战役中，“联合国军”因武器装备精良更兼有制空权，机动性很强，故出现了志愿军曾经多次包围美军一个团左右的兵力，却始终不能予以全歼的现象。这与国内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那种人民解放军常常是整师整旅地乃至几个师几个旅地消灭敌人的情况大不相同。由此引起了志愿军统帅部的注意，也引发了毛泽东的思考。他于5月26日致电彭德怀指示说：
“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他还在电报中要求，目前打美英军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经过打小歼灭战进到打大歼灭战。他把这一作战方针形象地比喻为“零敲牛皮糖”。正是在此方针的指导下，第五次战役以歼敌8.2万余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而胜利结束，成为5个战役中歼敌最多的一次。从此，朝鲜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精心指导 以战促和
中朝军队并肩战斗，在5大战役中共歼灭“联合国军”23万余人，其中美国就付出了近9万人伤亡的代价，相当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部损失的近l／3。同时，美国在侵朝战争中的物资消耗也十分惊人，月均达85万吨。由于兵力拮据等诸多原因，美国开始谋求停战谈判。5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了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争取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随即美国国务院顾问、原驻苏联大使凯南非正式地拜会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表示美国政府拟与中国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愿意恢复战前状态。
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个机会。6月3日，他在会见专程从朝鲜前线来到北京的金日成时，与其商谈了应列可能到来的停战谈判的方针及方案。随后在高岗和金日成赴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并商讨朝鲜战争的有关问题期间，毛泽东给高岗、金日成发了一个电报，其中谈了他对如何提出停战谈判建议问题的一些设想。电报说：“和谈如何提法，我们觉得在目前两个月内朝中军队取守势的时候，不宜由朝中两国提出，而宜用下列方式：(一)等待敌人提出；(二)由苏联根据凯南对马立克的谈话向美国有所表示。以上方式可以同时做，即一方面由苏联有所表示，另方面如果敌人提出时，朝中两国可以表示自己的态度。究以何种方式为宜，请你们和菲里波夫同志商量决定。”不久，斯大林采纳了毛泽东的后一个建议，由苏联出面对美国的试探作出反应。
同美国侵略者进行谈判，要使和平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就必须以雄厚的实力作后盾。因此，毛泽东首先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巩固第五次战役的胜利，逐步提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攻防持续作战的能力。他于6月11日致电彭德怀说：“六、七两个月内如不发生意外变化(即登陆)，我们必须完成下列各事：甲、以积极防御的方法坚持铁原、平康、伊川三道防线，不使敌人超过伊川线；乙、迅速补充三兵团及十九兵团至每军四万五千人，并有相当训练：丙、十三兵团各军休整完毕：丁、加强各军师火力，特别是反坦克反空军炮火，戊、迅速修通熙川至宁远至德川的公路至少一条，最好有两条，并于熙川、德川、孟山地区屯积相当数量的粮食，以备万一之用。”这时，“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新的指导方针已在毛泽东的头脑中酝酿成熟，被及时地提了出来。这就是，利用朝鲜的有利地形，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一面以积极防御的手段大量地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一面积极改善装备和加强训练，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后战胜敌人，或迫敌知难而退。这个方针和意见，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中迅速得到了贯彻落实。
继“联合国军”新任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于6月30日表示了同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停战谈判的意愿后，7月1日，金日成和彭德怀就联名复电李奇微，声明同意举行停战谈判。
从此，毛泽东和周恩来便投入紧张的谈判准备工作。首先决定由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邓华和志愿军参谋长解方作为彭德怀的代表出席谈判会议，同时还决定，从国内派出由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率领、包括外交部国际新闻局局长乔冠华在内的停战谈判工作组立即赴朝，以协助指导谈判工作。为了防止“联合国军”借停战谈判而行反攻之实，毛泽东于7月2日致电彭德怀等，对中朝军队在三八线的防线及时作出重要部署：一方面加强正面防御阵地第一线的兵力，防止敌军的大规模进攻：另一方面加强侧后方的兵力，防止敌人从朝鲜半岛的蜂腰部东西两岸突然登陆。7月5日，就在李克农一行启程赴朝之前，毛泽东又同李克农、乔冠华作了长谈，分析了停战谈判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对组织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提出意见。在停战谈判将要举行之际，毛泽东亲自起草了朝中方面致李奇微的多次复函，亲自审阅修改了有关谈判接洽准备情况的新闻稿，亲自草拟了朝中方面关于停战协定的草案，并征询了金日成、彭德怀及斯大林的意见。
毛泽东尤为关注谈判代表的安全问题。他早在7月2日凌晨4时就致电彭德怀等，嘱其要布置可靠的警戒，“务必保障会议的安全，不许出乱子”。由于放心不下，两天后的凌晨，他又致电彭德怀，这50多个字的电文是：“开城地区如埋有地雷，须加撤除，特别是李奇微代表的飞机降落地，汽车通道及会场附近，必须撤除干净，保障安全，不出乱子为要。”就在停战谈判正式开始的前一天，毛泽东还在仔细审阅着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以及邓华准备在首次会议上的发言稿。
7月10日上午，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来风庄正式开始。从此，这场谈判伴随着战场上敌我双方军队的激烈搏杀而时断时续，旷日持久，直到1953年7月27日上午才尘埃落定，敌我双方代表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等两个文件，最终实现了和平局面。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在停战谈判和前线作战这两条不同战线的斗争中，无不凝聚着毛泽东超凡绝伦的政治斗争智慧和军事指挥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