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曾任原乌鲁木齐军区（新疆军区于1979年4月9日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更名为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及兰州军区副政委的魏佑铸，山东莱芜人，瘦高个，白头发，声洪亮，开会讲话或作报告，常引经据典，博古通今，神情兼备，条理清晰，还以手势或眼神互动，极具鼓动性，很得干部战士的喜爱与敬佩。因而，在山东抗日、打老蒋时，大家给他赠送的雅号———“魏铁嘴”，一直伴随着他，甚至成了他的代用名了。
“魏铁嘴”自1936年12月参加中共领导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起，到1987年11月中央军委宣布其离休，工作了51个春秋。刚参军，他就出任连队指导员。在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他曾参加过秀水河子、四平、辽沈、平津、渡江和解放海南岛等战役战斗，部队的政治工作颇有建树，职务最高升至大军区副政委，并被授予少将军衔。2006年8月，他在广州病逝，享年88岁。
战争年代，“魏铁嘴”在第四野战军的大旗下，从千里冰封的东北一直打到南国边陲的海南岛；“文革”中，又从风景如画的南国来到风雪弥漫的西北边陲新疆。魏佑铸战争年代，战事频频；和平年代，逸事多多。我们曾奉命采访、调查，编写魏佑铸的传记，以再现他那丰富多彩的人生。现采编几个有关他在新疆鲜为人知的故事，奉献读者，也算作部属对他的怀念吧。
情系西北边陲，坚持爱国主义教育
新疆位于祖国西北边陲。1959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苏联煽动新疆边民外逃，制造了“伊塔事件”。此后，苏联在苏中边境陈兵百万，两国关系剑拔弩张。毛泽东很不放心新疆军区的防御作战，谆谆教导说：“新疆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苏联亡我之心不死。”1973年6月，毛泽东点将时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杨勇，出任新疆军区司令员、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杨勇是解放军将军方阵中的一员战将，雄才大略，义勇卓然，深得毛泽东的器重与信任。杨勇履职上任时，毛泽东对他说：“叫你到新疆去，就是给苏联看的。”周恩来叮嘱他：“你到新疆区去工作，要特别谨慎。那个地方很复杂，既有民族问题，又有中苏关系问题。”
在新疆，杨勇团结各族干部群众，加强战备，为稳定动荡的社会局势，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建设和保卫新疆，他向中共中央军委首长点将要人。1975年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杨勇在参加会议期间，向叶、邓提出要谭友林、郑三生、魏佑铸去新疆工作的请求，并得到了批准。7月下旬，谭、郑、魏三人来到新疆，列席参加了新疆军区于7月22日至8月13日召开的党委扩大会议，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军队调整编制和邓小平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精神。
魏佑铸在新疆工作时经历了“批林批孔”等政治运动。他对党忠贞不贰，对革命工作兢兢业业，在军区司令员杨勇和军区政委郭林祥的领导下，不信邪，不盲从，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王洪文提倡“改造民兵”，“重建民兵”，单独成立“民兵指挥部”，公然推广“上海经验”。杨勇、郭林祥、魏佑铸等军区领导坚决顶住这股歪风。在新疆不成立民兵小分队，不挂“民兵指挥部”牌子，各县（市）和边境一线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场的民兵仍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民兵工作“三落实”。“文革”末期，由于“四人帮”的煽动，毛泽东错误地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党全军全国都动了起来，各大军区奉命传达“批邓、打招呼”精神。时任军区政治部主任的魏佑铸到庙尔沟陆军第五师调查后，在军区党委会上尖锐地提出了六个问题：“邓小平究竟是好人犯错误，还是坏人做坏事？既然知道他有错误，为什么安排他给总理致悼词？为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总理逝世后就开始了，为什么在总理活着时不‘反击右倾翻案风’？毛主席说邓不抓阶级斗争，可邓出来工作时，主席说他人才难得，相隔时间不长，怎么理解？主席说邓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报纸说是不肯悔改的走资派，怎么理解？去年的军委扩大会等几个文件，主席也圈阅过，圈阅和同意有什么区别？”这六个问题，名为反映基层问题，实为魏佑铸深谋之虑，矛头所向，直指“四人帮”一伙。 一天，杨勇问魏佑铸：“你们政治部有没有批邓的稿子？”政治部弄不清楚究竟怎么办才好，连夜组织“秀才”起草了一份5000字的草稿，第二天一大早念给军区常委们审查。文章只念了一半，杨勇就不耐烦地说：“你们念的是啥呦？别念啦！”常委会半途而散。隔了几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要召开“批邓”大会，邀请军区首长参加。杨勇、郭林祥相商之后，就把这个事交给了军区政治部，指明要魏佑铸去大会上代表军区发言，实际上是敷衍应付。在政治风浪面前，大军区一、二把手不亮相、不表态，这本身就是个态度。魏佑铸体察到两位首长的意图，上大会发言，也只是应付。这件事，使魏佑铸想起了年初与杨勇的一次谈话。当时，报纸上对“批邓”宣扬得很厉害，连篇累牍，不断升级。政治部有的干部思想被搅乱了，工作无所适从，正式向杨勇请示：“报纸与中央文件口径不一致，我们的工作是跟报纸呢，还是跟中央文件？”当时魏佑铸也在场，立即表态：“以中央文件为主，报纸仅作参考。”杨勇话语铿锵：“跟中央文件，报纸愿意怎么说，由它说去。”这位干部又追问了一句：“司令员这个指示，可不可以向下边部队传达？”杨勇说：“可以传达。”
粉碎“四人帮”后，杨勇调离新疆，出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这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揪住魏佑铸不放，说他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会上作过“批邓”的发言，要进行追查，还向总政揭发告状。魏佑铸百口莫辩。军区政委郭林祥气得拍桌子，说：“在魏佑铸身上做文章，是瞎胡闹！让他去大会上发言，这是杨勇和我定的。我给总政解释过三次了，为什么还要纠缠呀？目的何在？”当年“批邓”时，有人一再说魏佑铸“右”，态度不明朗。现在又翻了个个儿，又说魏佑铸“左”、极左，是郭林祥站出来，摆清事实，才帮魏佑铸澄清了真相。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举国悲痛。可“四人帮”以丧事从简的名义，三令五申：不开追悼会、不戴黑纱、不戴白花、不设灵堂、不献花圈。按道理，这时谨言慎行，绝对不会犯错误。可是，“魏铁嘴”心里憋气，他向杨勇司令员请示：“不举行这个追悼会，群众不答应，我个人感情上也无论如何通不过。我们政治部决定举行追悼会，可以吗？”杨勇默许了。于是，魏佑铸顺应军区政治部机关干部职工的心意，在四楼会议室挂上周恩来的遗像，两旁摆满松枝和花圈，设立灵堂，沉痛悼念周恩来。事后，他还指示有关部门将邓小平致的悼词、国内外悼念周恩来的消息汇总成册，下发机关科室。紧接着，上面要求追查“政治谣言”，魏佑铸根本没有理睬。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四人帮”加快了政变夺权的步伐，远在西北边陲的魏佑铸和军区其他领导一样，从报纸、广播和文件中，密切关注着中国的政治动向，都为身在北京的中央领导和军委首长的安危而着急。在吊唁毛泽东期间，有人建议参照有关军区的做法，军区政治部给江青发一份慰问电。魏佑铸比较了解江青的底细，坚决不同意，严肃地说：“江青是什么东西，不发！”当魏佑铸获悉政治部有几位二级部部长发动部长们在给江青写好的效忠信上签字时，他严肃地批评说：“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给她效什么忠，扯淡！”
带头讲传统，为稳定新疆大局尽责
1979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社论，毫无保留地表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要给越南侵略者以应有的惩罚。在此之前，魏佑铸是知道上级战略意图的，但他严守党的秘密，不该下属知道的绝对不说，更不向家人透露。他指着报纸向秘书南柱成说：“你要及时送阅新疆当面苏军动态文件，更要关注南线局势发展。”
对越自卫还击战打响后，总政通知军区抽调三名创作人员赴南线采访。但政治部创作室人员年龄偏大，有的婉言推辞。魏佑铸对南秘书几乎是以命令的口气说：“小南，你去！”
南柱成从南线返回后，魏佑铸用两天时间，仔细阅读了他撰写的数万字的《敢打敢拼，有我无敌》等报告文学、特写、新闻稿件和采访笔记。他还专门询问南线部队是如何做好战时政治工作的，听罢感叹地说：“部队都是好样的，可惜多年不打仗了。”
正当南线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横扫千军如卷席”时，地处西北边陲的乌鲁木齐军区领导，遵照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针对苏联可能对新疆发动突然袭击、进行武装冲突的实际，向全区部队下发了题为《提高警惕，准备打仗》的战备动员要点，号召部队开展“讲传统、讲战例、讲英雄”的活动。魏佑铸与军区180多名有实战经验的团职以上干部到基层，组织与指导连队开展“三讲”活动，着重进行了“三打”（即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兵）和“三防”（即防原子、防化学武器、防空袭）训练，落实各项战备物资，还动员与调动了30万基干民兵。这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军区的个别领导决定：“干部家属子女可向内地疏散，投亲靠友。”对此，魏佑铸说：“我年轻时，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现在是和平年代，敌人还没有打进来，就把家属小孩往内地送，自己就先搞乱了阵脚，这可能加速边疆社会更加动荡。”
魏佑铸态度明朗、旗帜鲜明地支持军区政委郭林祥关于“军队干部、战士、职工，包括家属在内，一个都不能走，军队的干部家属不管是哪一个民族的，一律不准向内地疏散。即便一旦形势所迫需要撤离家属时，只能疏散到本省内的三线区，也不能往内地疏散”的主张。他主持召开军区政治部部务会议，建议将各部（室）的干部分为参战、工作、留守三拨人马，武器装备也落实到位，做到工作、战备两不误；对托儿所准备转移到天山深处的和静，也作出了细致周到的安排。“所幸，中央立即复电，不同意家属后撤，并立即撤换了作出以上错误决定的领导同志，派来了新的领导。”新履职的司令员吴克华和郭林祥、魏佑铸等军区领导，于5月上旬召开军区党委工作会议，认真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这才稳定了新疆局势，军区的战备工作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新疆像个大家庭，谁也离不开谁
魏佑铸走遍天山南北，广泛接触各族群众，深知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只要民族团结搞好了，新疆就不会出大事情。他把着眼点放在搞好军民关系上，用军民团结促进民族团结。 魏佑铸先从军内民族团结入手，从一点一滴做起。他尊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军区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坚持走访自治区党委书记司马义·艾买提和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铁木尔·达瓦买提等，虚心听取他们对军区政治工作的意见。对少数民族领导干部交办的事项，认真对待，抓紧时间落实。在选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时，他虚心听取军区副政委曹达诺夫·扎依尔和副司令员艾则佐夫·喀斯木等人的意见，然后提交军区党委会议审议。
一次，魏佑铸在政治部党委会上说：“军区有1000余名各民族干部，还有近万名各民族战士，这是搞好军民团结和民族团结的骨干力量，要关心他们的进步！”他重申政治部过去行之有效的做法，要求下发文件时，一定要有少数民族文字文本；下发书籍时，一定要有少数民族文字版本。他还经常到秘书处翻译室、《战胜报》维文编辑部和群工部等民族干部较多的部门，听取意见，关心下层疾苦。每逢肉孜节、古尔邦节，他都委托分管的副主任从机关农场调回牛羊肉、大米和清油，补贴少数民族干部生活。他还逐门逐户拜访，使少数民族干部感受到组织的关心和温暖。
魏佑铸曾对南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阿不都瓦依提·乌拉太也夫说：“新疆像个大家庭，各民族都在一起过日子，你说谁能离开谁？”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平反冤假错案
大军区的政治部主任，在军区党委班子里的位置是十分重要的。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文革”年代，魏佑铸在军区司令员杨勇（后为吴克华）、政委郭林祥（后为谭善和）的领导下，按照干部标准，抓好各级干部的选拔培养工作，从组织上保证党的纲领、路线、政策、命令、指示在部队的贯彻执行，保证部队绝对听党指挥。在选配干部时，魏佑铸坚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提拔，反对年轻干部坐“直升机”连跳二三级的做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拨乱反正的开展以及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中共中央提出了“努力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使干部工作方向更加明确。魏佑铸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与各级党委管好、用好乌鲁木齐军区几万名排以上干部。他还常常带领工作组下连蹲点，调查研究，考察师团干部，并树立了一批团营干部的先进典型。
“文革”中，军区一批干部遭受冲击，有的被关押坐牢，有的被隔离审查，有的被立案进“学习班”，使他们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文革”后期，魏佑铸遵循党的干部政策，按照军区党委常委会意图，坚持真理，排除干扰，仗义执言，澄清事实，平反冤假错案，为解放干部尽心尽力。1978年12月29日，军区在乌鲁木齐召开落实政策大会，为军区副司令员辛元林、副政委熊晃、后勤部政委张英明等29名军以上干部平反，并根据他们的身体等情况，有的官复原职，有的职务得到提升。在这个阶段，魏佑铸还为全军区53名被错划的“右派分子”逐一落实政策，重新为他们安排工作，是党员的一律恢复党籍，重新过党的生活。另外，把林彪发布“一号命令”时强行作复员处理的大批基层干部，一律根据政策改办转业，重新安排工作或办理离退休手续；把军区文工团几位搞文艺工作的同志重新安排回部队工作。
魏佑铸关心知识分子，落实干部政策，有口皆碑。在解决军区政治部一位干部的问题上，至今熟知的干部提及时，总在笑声中予以理解。
曾任魏佑铸秘书的杨太平和兰州军区著名作家杨闻宇，多次采访过“魏铁嘴”，他俩在撰写的《用理智驾驭感情的风帆》的文章中记述道：
“1975年，魏佑铸到新疆工作之后，遇到了战胜报社一位同志，他原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学生，分入部队工作的。1967年造反，被抓起来了。1977年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他又一次被‘采取组织措施’，看管了一段时间。这位知识分子始终不服，自称是‘苦大仇深的共产党员’，一而再、再而三地与组织纠缠。魏佑铸到这里负责军区政治部的工作，他处处给魏佑铸出难题。”
难题是什么？一是落实政策平反，二是提职。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这位编辑采取超常的不雅举动，在政治部干部中引起了很大的热议。
杨太平、杨闻宇的文章继续披露说：
“机关过建军节、国庆节，他找到魏佑铸的办公室，要求给他调整级别；‘不给我调级，明天机关就别想会餐’。”
“1979年大年初一一大早，他捏着饭碗到魏佑铸的门前‘讨饭’，说是不给他平反，不给落实政策，他连饭也吃不上，故意搅得魏佑铸连个年也过不好。”
关于“讨饭”一事，笔者曾多次采访魏佑铸的夫人陈冰克，她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甘肃、广东省旅游局副局长。陈冰克气度不凡地说：这位同志是江苏淮安人，和我是老乡。他到了我家，我问老乡你吃啥，你吃饺子我就下；你吃米饭，我蛋炒。这事不知怎么被与我家同住一个大院的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展征知道了。他很生气，要立即给保卫部打电话，老魏坚决给制止了。
我也曾是报社的一名编辑，参加过对他的批斗会。那年月，可能在批判时上纲上线，而今向他道歉，说声对不起！这位同志最后调为正团级，便从报社调离到了军区政治部秘书处。
“魏铁嘴”很有个性，但对这个编辑大有仁人君子之风，可谓仁至义尽了。他说，这事放在以前，早火了，我忍着，而且“找了个机会，让这位自称‘苦大仇深’的同志与政治部党委委员会谈，交流情况。这个人有才干，一讲就是八个小时，言词极是难听，有的委员嘴唇都气白了”。
魏佑铸主持会议，让他把话讲完，并与军区政治部党委委员对他提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共同分析。1979年作结论时，“因为他散漫、群众关系差，怎么也作不下去。魏佑铸在其间做了许多工作，直到1980年，才为这位经历复杂的同志落实了政策”。
1985年6月，兰州军区与乌鲁木齐军区合并，整编改称新的兰州军区。时任兰州军区副政委的魏佑铸兼任整编领导小组副组长。一些原乌鲁木齐军区的干部找魏佑铸，想从新疆调回内地工作。魏佑铸不许愿，不眷顾旧情，凡是未经组织安排的，他婉言谢绝。但对“苦大仇深”的那位同志，独开路径，力排众议，将这位干部以副师级研究员身份安排到兰州军区政治部工作。
关心干部疾苦，赢得大家称赞
“文革”时期，地处西北边陲的乌鲁木齐物资匮乏，生活用品短缺，买东西凭票和户口本。每年冬季，机关干部职工花很大精力储备以白菜、土豆为主的过冬菜，体质普遍下降。看到这种情景，魏佑铸和政治部几位副主任“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从内地和自治区搞来一批副食品，如烟台的苹果、东海的带鱼、成都的大肉、米泉的大米等。魏佑铸还请广西的有关领导，特批了一套制冷设备，为政治部新建冷库，彻底解决了机关干部吃肉难的困难。新疆夏季酷热，冬季气温常常下降到零下二三十度，住在天山大厦附近家属院的干部，上下班十分不便，冬季在建国路上常常摔倒，身体受到了伤害。魏佑铸和政治部几位副主任商议，每天派专车接送干部，赢得大家一片赞扬。在这样的生活气氛中，机关干部职工喜气洋洋，精力充沛，都把首长们的关怀化作工作动力，尽心尽责搞好本职工作。
魏佑铸离开乌鲁木齐前往兰州军区履新时，军区首长要为他饯行，他婉言推辞。因为那时中共中央正好下发了关于禁止请客送礼的规定。要请客，首长们也为饭钱发愁了。后来，司令员萧全夫提议搞AA制，摊份子，这样才搞了一次“友情餐”。魏佑铸夫人陈冰克后来提起这事，笑着说：“人调离，吃顿饭，大军区的首长为饭钱发愁，这在现在看来，是件可笑不可信的事。你们说说，这些为共和国打江山、从战火中摸爬滚打的将军们的品行，与一些腐败分子的恶迹反差是多么大呀！”
“魏铁嘴”自1936年12月参加中共领导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起，到1987年11月中央军委宣布其离休，工作了51个春秋。刚参军，他就出任连队指导员。在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他曾参加过秀水河子、四平、辽沈、平津、渡江和解放海南岛等战役战斗，部队的政治工作颇有建树，职务最高升至大军区副政委，并被授予少将军衔。2006年8月，他在广州病逝，享年88岁。
战争年代，“魏铁嘴”在第四野战军的大旗下，从千里冰封的东北一直打到南国边陲的海南岛；“文革”中，又从风景如画的南国来到风雪弥漫的西北边陲新疆。魏佑铸战争年代，战事频频；和平年代，逸事多多。我们曾奉命采访、调查，编写魏佑铸的传记，以再现他那丰富多彩的人生。现采编几个有关他在新疆鲜为人知的故事，奉献读者，也算作部属对他的怀念吧。
情系西北边陲，坚持爱国主义教育
新疆位于祖国西北边陲。1959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苏联煽动新疆边民外逃，制造了“伊塔事件”。此后，苏联在苏中边境陈兵百万，两国关系剑拔弩张。毛泽东很不放心新疆军区的防御作战，谆谆教导说：“新疆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苏联亡我之心不死。”1973年6月，毛泽东点将时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杨勇，出任新疆军区司令员、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杨勇是解放军将军方阵中的一员战将，雄才大略，义勇卓然，深得毛泽东的器重与信任。杨勇履职上任时，毛泽东对他说：“叫你到新疆去，就是给苏联看的。”周恩来叮嘱他：“你到新疆区去工作，要特别谨慎。那个地方很复杂，既有民族问题，又有中苏关系问题。”
在新疆，杨勇团结各族干部群众，加强战备，为稳定动荡的社会局势，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建设和保卫新疆，他向中共中央军委首长点将要人。1975年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杨勇在参加会议期间，向叶、邓提出要谭友林、郑三生、魏佑铸去新疆工作的请求，并得到了批准。7月下旬，谭、郑、魏三人来到新疆，列席参加了新疆军区于7月22日至8月13日召开的党委扩大会议，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军队调整编制和邓小平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精神。
魏佑铸在新疆工作时经历了“批林批孔”等政治运动。他对党忠贞不贰，对革命工作兢兢业业，在军区司令员杨勇和军区政委郭林祥的领导下，不信邪，不盲从，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王洪文提倡“改造民兵”，“重建民兵”，单独成立“民兵指挥部”，公然推广“上海经验”。杨勇、郭林祥、魏佑铸等军区领导坚决顶住这股歪风。在新疆不成立民兵小分队，不挂“民兵指挥部”牌子，各县（市）和边境一线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场的民兵仍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民兵工作“三落实”。“文革”末期，由于“四人帮”的煽动，毛泽东错误地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党全军全国都动了起来，各大军区奉命传达“批邓、打招呼”精神。时任军区政治部主任的魏佑铸到庙尔沟陆军第五师调查后，在军区党委会上尖锐地提出了六个问题：“邓小平究竟是好人犯错误，还是坏人做坏事？既然知道他有错误，为什么安排他给总理致悼词？为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总理逝世后就开始了，为什么在总理活着时不‘反击右倾翻案风’？毛主席说邓不抓阶级斗争，可邓出来工作时，主席说他人才难得，相隔时间不长，怎么理解？主席说邓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报纸说是不肯悔改的走资派，怎么理解？去年的军委扩大会等几个文件，主席也圈阅过，圈阅和同意有什么区别？”这六个问题，名为反映基层问题，实为魏佑铸深谋之虑，矛头所向，直指“四人帮”一伙。 一天，杨勇问魏佑铸：“你们政治部有没有批邓的稿子？”政治部弄不清楚究竟怎么办才好，连夜组织“秀才”起草了一份5000字的草稿，第二天一大早念给军区常委们审查。文章只念了一半，杨勇就不耐烦地说：“你们念的是啥呦？别念啦！”常委会半途而散。隔了几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要召开“批邓”大会，邀请军区首长参加。杨勇、郭林祥相商之后，就把这个事交给了军区政治部，指明要魏佑铸去大会上代表军区发言，实际上是敷衍应付。在政治风浪面前，大军区一、二把手不亮相、不表态，这本身就是个态度。魏佑铸体察到两位首长的意图，上大会发言，也只是应付。这件事，使魏佑铸想起了年初与杨勇的一次谈话。当时，报纸上对“批邓”宣扬得很厉害，连篇累牍，不断升级。政治部有的干部思想被搅乱了，工作无所适从，正式向杨勇请示：“报纸与中央文件口径不一致，我们的工作是跟报纸呢，还是跟中央文件？”当时魏佑铸也在场，立即表态：“以中央文件为主，报纸仅作参考。”杨勇话语铿锵：“跟中央文件，报纸愿意怎么说，由它说去。”这位干部又追问了一句：“司令员这个指示，可不可以向下边部队传达？”杨勇说：“可以传达。”
粉碎“四人帮”后，杨勇调离新疆，出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这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揪住魏佑铸不放，说他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会上作过“批邓”的发言，要进行追查，还向总政揭发告状。魏佑铸百口莫辩。军区政委郭林祥气得拍桌子，说：“在魏佑铸身上做文章，是瞎胡闹！让他去大会上发言，这是杨勇和我定的。我给总政解释过三次了，为什么还要纠缠呀？目的何在？”当年“批邓”时，有人一再说魏佑铸“右”，态度不明朗。现在又翻了个个儿，又说魏佑铸“左”、极左，是郭林祥站出来，摆清事实，才帮魏佑铸澄清了真相。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举国悲痛。可“四人帮”以丧事从简的名义，三令五申：不开追悼会、不戴黑纱、不戴白花、不设灵堂、不献花圈。按道理，这时谨言慎行，绝对不会犯错误。可是，“魏铁嘴”心里憋气，他向杨勇司令员请示：“不举行这个追悼会，群众不答应，我个人感情上也无论如何通不过。我们政治部决定举行追悼会，可以吗？”杨勇默许了。于是，魏佑铸顺应军区政治部机关干部职工的心意，在四楼会议室挂上周恩来的遗像，两旁摆满松枝和花圈，设立灵堂，沉痛悼念周恩来。事后，他还指示有关部门将邓小平致的悼词、国内外悼念周恩来的消息汇总成册，下发机关科室。紧接着，上面要求追查“政治谣言”，魏佑铸根本没有理睬。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四人帮”加快了政变夺权的步伐，远在西北边陲的魏佑铸和军区其他领导一样，从报纸、广播和文件中，密切关注着中国的政治动向，都为身在北京的中央领导和军委首长的安危而着急。在吊唁毛泽东期间，有人建议参照有关军区的做法，军区政治部给江青发一份慰问电。魏佑铸比较了解江青的底细，坚决不同意，严肃地说：“江青是什么东西，不发！”当魏佑铸获悉政治部有几位二级部部长发动部长们在给江青写好的效忠信上签字时，他严肃地批评说：“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给她效什么忠，扯淡！”
带头讲传统，为稳定新疆大局尽责
1979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社论，毫无保留地表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要给越南侵略者以应有的惩罚。在此之前，魏佑铸是知道上级战略意图的，但他严守党的秘密，不该下属知道的绝对不说，更不向家人透露。他指着报纸向秘书南柱成说：“你要及时送阅新疆当面苏军动态文件，更要关注南线局势发展。”
对越自卫还击战打响后，总政通知军区抽调三名创作人员赴南线采访。但政治部创作室人员年龄偏大，有的婉言推辞。魏佑铸对南秘书几乎是以命令的口气说：“小南，你去！”
南柱成从南线返回后，魏佑铸用两天时间，仔细阅读了他撰写的数万字的《敢打敢拼，有我无敌》等报告文学、特写、新闻稿件和采访笔记。他还专门询问南线部队是如何做好战时政治工作的，听罢感叹地说：“部队都是好样的，可惜多年不打仗了。”
正当南线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横扫千军如卷席”时，地处西北边陲的乌鲁木齐军区领导，遵照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针对苏联可能对新疆发动突然袭击、进行武装冲突的实际，向全区部队下发了题为《提高警惕，准备打仗》的战备动员要点，号召部队开展“讲传统、讲战例、讲英雄”的活动。魏佑铸与军区180多名有实战经验的团职以上干部到基层，组织与指导连队开展“三讲”活动，着重进行了“三打”（即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兵）和“三防”（即防原子、防化学武器、防空袭）训练，落实各项战备物资，还动员与调动了30万基干民兵。这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军区的个别领导决定：“干部家属子女可向内地疏散，投亲靠友。”对此，魏佑铸说：“我年轻时，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现在是和平年代，敌人还没有打进来，就把家属小孩往内地送，自己就先搞乱了阵脚，这可能加速边疆社会更加动荡。”
魏佑铸态度明朗、旗帜鲜明地支持军区政委郭林祥关于“军队干部、战士、职工，包括家属在内，一个都不能走，军队的干部家属不管是哪一个民族的，一律不准向内地疏散。即便一旦形势所迫需要撤离家属时，只能疏散到本省内的三线区，也不能往内地疏散”的主张。他主持召开军区政治部部务会议，建议将各部（室）的干部分为参战、工作、留守三拨人马，武器装备也落实到位，做到工作、战备两不误；对托儿所准备转移到天山深处的和静，也作出了细致周到的安排。“所幸，中央立即复电，不同意家属后撤，并立即撤换了作出以上错误决定的领导同志，派来了新的领导。”新履职的司令员吴克华和郭林祥、魏佑铸等军区领导，于5月上旬召开军区党委工作会议，认真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这才稳定了新疆局势，军区的战备工作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新疆像个大家庭，谁也离不开谁
魏佑铸走遍天山南北，广泛接触各族群众，深知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只要民族团结搞好了，新疆就不会出大事情。他把着眼点放在搞好军民关系上，用军民团结促进民族团结。 魏佑铸先从军内民族团结入手，从一点一滴做起。他尊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军区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坚持走访自治区党委书记司马义·艾买提和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铁木尔·达瓦买提等，虚心听取他们对军区政治工作的意见。对少数民族领导干部交办的事项，认真对待，抓紧时间落实。在选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时，他虚心听取军区副政委曹达诺夫·扎依尔和副司令员艾则佐夫·喀斯木等人的意见，然后提交军区党委会议审议。
一次，魏佑铸在政治部党委会上说：“军区有1000余名各民族干部，还有近万名各民族战士，这是搞好军民团结和民族团结的骨干力量，要关心他们的进步！”他重申政治部过去行之有效的做法，要求下发文件时，一定要有少数民族文字文本；下发书籍时，一定要有少数民族文字版本。他还经常到秘书处翻译室、《战胜报》维文编辑部和群工部等民族干部较多的部门，听取意见，关心下层疾苦。每逢肉孜节、古尔邦节，他都委托分管的副主任从机关农场调回牛羊肉、大米和清油，补贴少数民族干部生活。他还逐门逐户拜访，使少数民族干部感受到组织的关心和温暖。
魏佑铸曾对南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阿不都瓦依提·乌拉太也夫说：“新疆像个大家庭，各民族都在一起过日子，你说谁能离开谁？”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平反冤假错案
大军区的政治部主任，在军区党委班子里的位置是十分重要的。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文革”年代，魏佑铸在军区司令员杨勇（后为吴克华）、政委郭林祥（后为谭善和）的领导下，按照干部标准，抓好各级干部的选拔培养工作，从组织上保证党的纲领、路线、政策、命令、指示在部队的贯彻执行，保证部队绝对听党指挥。在选配干部时，魏佑铸坚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提拔，反对年轻干部坐“直升机”连跳二三级的做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拨乱反正的开展以及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中共中央提出了“努力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使干部工作方向更加明确。魏佑铸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与各级党委管好、用好乌鲁木齐军区几万名排以上干部。他还常常带领工作组下连蹲点，调查研究，考察师团干部，并树立了一批团营干部的先进典型。
“文革”中，军区一批干部遭受冲击，有的被关押坐牢，有的被隔离审查，有的被立案进“学习班”，使他们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文革”后期，魏佑铸遵循党的干部政策，按照军区党委常委会意图，坚持真理，排除干扰，仗义执言，澄清事实，平反冤假错案，为解放干部尽心尽力。1978年12月29日，军区在乌鲁木齐召开落实政策大会，为军区副司令员辛元林、副政委熊晃、后勤部政委张英明等29名军以上干部平反，并根据他们的身体等情况，有的官复原职，有的职务得到提升。在这个阶段，魏佑铸还为全军区53名被错划的“右派分子”逐一落实政策，重新为他们安排工作，是党员的一律恢复党籍，重新过党的生活。另外，把林彪发布“一号命令”时强行作复员处理的大批基层干部，一律根据政策改办转业，重新安排工作或办理离退休手续；把军区文工团几位搞文艺工作的同志重新安排回部队工作。
魏佑铸关心知识分子，落实干部政策，有口皆碑。在解决军区政治部一位干部的问题上，至今熟知的干部提及时，总在笑声中予以理解。
曾任魏佑铸秘书的杨太平和兰州军区著名作家杨闻宇，多次采访过“魏铁嘴”，他俩在撰写的《用理智驾驭感情的风帆》的文章中记述道：
“1975年，魏佑铸到新疆工作之后，遇到了战胜报社一位同志，他原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学生，分入部队工作的。1967年造反，被抓起来了。1977年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他又一次被‘采取组织措施’，看管了一段时间。这位知识分子始终不服，自称是‘苦大仇深的共产党员’，一而再、再而三地与组织纠缠。魏佑铸到这里负责军区政治部的工作，他处处给魏佑铸出难题。”
难题是什么？一是落实政策平反，二是提职。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这位编辑采取超常的不雅举动，在政治部干部中引起了很大的热议。
杨太平、杨闻宇的文章继续披露说：
“机关过建军节、国庆节，他找到魏佑铸的办公室，要求给他调整级别；‘不给我调级，明天机关就别想会餐’。”
“1979年大年初一一大早，他捏着饭碗到魏佑铸的门前‘讨饭’，说是不给他平反，不给落实政策，他连饭也吃不上，故意搅得魏佑铸连个年也过不好。”
关于“讨饭”一事，笔者曾多次采访魏佑铸的夫人陈冰克，她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甘肃、广东省旅游局副局长。陈冰克气度不凡地说：这位同志是江苏淮安人，和我是老乡。他到了我家，我问老乡你吃啥，你吃饺子我就下；你吃米饭，我蛋炒。这事不知怎么被与我家同住一个大院的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展征知道了。他很生气，要立即给保卫部打电话，老魏坚决给制止了。
我也曾是报社的一名编辑，参加过对他的批斗会。那年月，可能在批判时上纲上线，而今向他道歉，说声对不起！这位同志最后调为正团级，便从报社调离到了军区政治部秘书处。
“魏铁嘴”很有个性，但对这个编辑大有仁人君子之风，可谓仁至义尽了。他说，这事放在以前，早火了，我忍着，而且“找了个机会，让这位自称‘苦大仇深’的同志与政治部党委委员会谈，交流情况。这个人有才干，一讲就是八个小时，言词极是难听，有的委员嘴唇都气白了”。
魏佑铸主持会议，让他把话讲完，并与军区政治部党委委员对他提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共同分析。1979年作结论时，“因为他散漫、群众关系差，怎么也作不下去。魏佑铸在其间做了许多工作，直到1980年，才为这位经历复杂的同志落实了政策”。
1985年6月，兰州军区与乌鲁木齐军区合并，整编改称新的兰州军区。时任兰州军区副政委的魏佑铸兼任整编领导小组副组长。一些原乌鲁木齐军区的干部找魏佑铸，想从新疆调回内地工作。魏佑铸不许愿，不眷顾旧情，凡是未经组织安排的，他婉言谢绝。但对“苦大仇深”的那位同志，独开路径，力排众议，将这位干部以副师级研究员身份安排到兰州军区政治部工作。
关心干部疾苦，赢得大家称赞
“文革”时期，地处西北边陲的乌鲁木齐物资匮乏，生活用品短缺，买东西凭票和户口本。每年冬季，机关干部职工花很大精力储备以白菜、土豆为主的过冬菜，体质普遍下降。看到这种情景，魏佑铸和政治部几位副主任“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从内地和自治区搞来一批副食品，如烟台的苹果、东海的带鱼、成都的大肉、米泉的大米等。魏佑铸还请广西的有关领导，特批了一套制冷设备，为政治部新建冷库，彻底解决了机关干部吃肉难的困难。新疆夏季酷热，冬季气温常常下降到零下二三十度，住在天山大厦附近家属院的干部，上下班十分不便，冬季在建国路上常常摔倒，身体受到了伤害。魏佑铸和政治部几位副主任商议，每天派专车接送干部，赢得大家一片赞扬。在这样的生活气氛中，机关干部职工喜气洋洋，精力充沛，都把首长们的关怀化作工作动力，尽心尽责搞好本职工作。
魏佑铸离开乌鲁木齐前往兰州军区履新时，军区首长要为他饯行，他婉言推辞。因为那时中共中央正好下发了关于禁止请客送礼的规定。要请客，首长们也为饭钱发愁了。后来，司令员萧全夫提议搞AA制，摊份子，这样才搞了一次“友情餐”。魏佑铸夫人陈冰克后来提起这事，笑着说：“人调离，吃顿饭，大军区的首长为饭钱发愁，这在现在看来，是件可笑不可信的事。你们说说，这些为共和国打江山、从战火中摸爬滚打的将军们的品行，与一些腐败分子的恶迹反差是多么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