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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18日，湖北监利村民朱建华把他收存的从1993年到2007年整整14年的农民负担卡与税费收据，托付到新沟调研的湖北省省委的同志寄给了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请俞书记帮忙一定要带去北京，带进17大。
因为有相当现代化的订单农业加工企业的支持，湖北监利县新沟镇看起来有些像一个小县城。而从镇上到交通村的路，仍然并不好走。
9月28日，一辆装了七八麻袋棉花的农民板车，在乡村路上吱吱哑哑地走了很久。监利县综改办的谢申高看着那辆板车，微有喜色，“按照现在大概2.9元到3元一斤的棉价，这个农民的一板车棉花大概能卖5000到6000元钱。”
到了交通村8组村民朱建华的家，他正在白田(旱田)里摘棉花。如果在棉花的花季来，可以看到一田野的绚丽，因为棉花的花，有着七彩的颜色(除了绿色)。朱建华的父亲正坐在门口，从一大箩筐完整折下的棉铃里摘棉花出来。
朱建华，湖北监利县新沟镇交通村8组村民，40多岁，高中学历，曾经在广州等地打工。今年9月18日，朱建华把他收存的从1993年到2007年整整14年的农民负担卡与税费收据，托付到新沟调研的湖北省委的同志寄给了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请俞书记帮忙—定要带去北京，带进17大。
9月25日中秋节，俞正声给朱建华回了信，说朱建华14年的负担卡是一份“珍贵礼物”，也是“一份珍贵史料”。
谁为农民代言
监利县是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蹲的点。新沟镇财政管理所谢作德说，他早先听说过多次俞正声和谁都不打招呼、直接下监利蹲点的事情，而他自己也竟然直接遇到两次。一次是在一个镇企业，一次是在一个村子，谢作德在那里办事，没想到就看到了俞正声。谢作德说，虽然早先听说过，但第一次真遇到，他还是有些惊讶，心想那不是俞正声么，但旁边没有什么镇上、县上的干部。
湖北省监利县是农业大县、鱼米之乡。但在农村税费改革前的多年间，由于被沉重的负担压得不起腰，监利农民曾经大量弃田抛荒。江汉平原，也曾经一度成为农村干群矛盾相当尖锐的地区之一。也许，这正是俞正声选择监利作为蹲点县的原因。
而监利县农民的经历，也确实是过去15年中，中国农民群体命运的一个缩影。据湖北省委的人士介绍，“监利农民负担最高的时候是3.8亿元，2007年负担是3300万元，而国家今年发给监利农民的‘三项补贴’是1亿元。”
新沟镇交通村8组的朱建华告诉记者，从1993年起，因为发现家里面总是入不敷出，田似乎越种越亏，他就开始给家里建账本，收集所有的负担卡、税费票据。那时他“农忙时在家帮忙，农闲时就出去打工，但家里还是欠下了村里的债”。而有些村民，曾经因为欠费“去上学习班”。
而且，当从事农业入不敷出、不能成为最后一条路时，农民打工同样根本没法选择，所以才有人被欠薪老板钻了空子。朱建华说，他90年代在广州的工作在农民工里已经是很好的了，但是生活很苦，他记得省吃俭用，“半年也才攒下1400多元钱”。尽管如此，打工也仍是非去不可。
2002年，国家终于启动了农村税费改革。有高中文化的朱建华学习了政策，感觉到今后种田应该是有盼头的，于是在那一年，朱建华“向镇上的信用社以农业生产经费的名义借了一年期贷款，一次性还清了对村子的所有欠款”，并且“在半年后归还了农信社贷款”。
到2005年，国家取消农业税，并且开始发放种田补贴，监利农民回乡争田、抢田种的现象开始出现。朱建华在2006年也开始租种别人的田，现在他种了20多亩田，并且由于种植经济作物棉花，朱建华一家去年的收入“有3.5万元，家里也买了农用车”。
当农业可以成为农民生活的最后保障，农民工的境遇也发生了变化，因为农民开始有了选择的机会。朱建华说，“现在村子里在外面打工的，有的一年可以攒下万把块钱。”而赚钱，也许不再是打工唯一的目的。朱建华说，他的两个儿子现在都在广州打工，大儿子的情况好，小儿子刚开始一个月只得四五百元，为了“怕儿子学坏，也想他继续在城市里受锻炼”，朱建华去年还曾经在农村给在城市打工的小儿子寄过生活费。而现在，“小儿子打工的情况也好起来”。
湖北省委的人士介绍说，查看朱建华14年的农民负担卡和税费票据，可以看到：朱家一家5口人，责任田是49亩。2000年他家每亩责任田的实际负担是30906元；2006年，朱建华家的总负担包括一事一议筹资75元，农业排涝水费54元，投工投劳折资100元，据实收取项目73元，共计302元，如果再把国家发给朱建华家的“三补”资金157元“抵冲”，2006年朱建华家每亩田的实际负担为29.39元。
而监利农民生活的变化，还有两组统计数字可以作为记录，2002年监利农民平均纯收入2100元，2006年是3300元。2002年监利县居民存款是19亿元，2006年是64亿元。
“以前到村里调查，农民公开唆狗子咬我们，后来去村里调查，农家大嫂打荷包蛋给我们吃。”曾在监利县委工作、现在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的余爱民说，“江汉平原过去紧张尖锐到几乎一触即发的干群关系能够从根本上得到好转，功在税费改革。”
缩小差别仍需努力
朱建华说，他想请俞书记帮忙把他14年的负担卡带去十七大，一是他确实感谢国家近年的惠农政策，同时也希望历史可以被记住，今后再不要让农民负担反弹。
但是税费改革，还仅仅是稳定农村、富裕农村的第一步。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说，要“真正达到缩小城乡差别的目标，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做艰苦的努力。”
朱建华说，到现在，种植粮食仍然不赚钱，他经济上的好转基础来源于经济作物棉花。尤其是现在通胀严重，农民生产成本上涨得非常快，大大高于粮价的上涨速度。“现在秋粮上市，谷子卖0.82元一斤，其实没有怎么涨。但是种子、农药、肥料等等都飞涨得厉害。而且今年还有虫害。今年如果不是多租种了别人的田，我的收入比去年一定是减少的。”
新沟镇财政管理所谢作德说，“国家没有对种植棉花补贴，湖北省自己有个文件，今年对棉种进行补贴，”但是，“看现在全国的通胀趋势，这些都不算足够的办法。国家需要尽快解决通胀的问题，化解相对粮价、农民生产成本上升严峻的局面。”
而在农村城镇化还远没有实现的现阶段，国家决策部门如果仍然希望农业和土地可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稳定农民，这一问题，就不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稳定的问题。而如果希望通过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不从通胀生成的市场经济根源上解决问题、仅人为定价限价“控制”通胀，它只会导致下一个阶段更加严峻的骤然爆发式通胀，以及生产受到压抑后的供给短缺通胀。
而对于公众寄予厚望的明年中央一号 文件，湖北省委政研室余爱民说，“我们的调查发现，农民希望一号文件着力解决具体的事情，比如现在比较紧迫的‘两水’问题。”
新沟镇党政办公室李又山说，“我们现在的小水利很困难。交通村因为刚好有一条河经过，排灌还都比较方便。但是我们新沟镇还有很多偏远的地方，种水稻全靠镇上的排灌站送水。但是河道多年没有梳洗过(还是毛泽东时代的基础)，河床很高，水很难送过去，而且基层设备老化，成本也很高。”
“对乡镇这一级、村一级统排统灌的小水利工程，中央需要统筹安排，因为基层或者农民一事一议，都没有财力来做这个事情。”新沟镇财政管理所谢作德说。
而当前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些新问题，也让农民和基层干部感到担忧。“像交通，目前村级公路修1公里大概要30万元，国家给10万、10几万，地方上和基层要配套10几万到20万，”监利县综改办谢申高说，“但是这种配套，搞不好就比较危险。”
“在黄岗山区，修路要求的配套资金比江汉平原还要多，这样的话，基层有可能重蹈‘普九’债务的覆辙。”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余爱民说，“国家政策能不能考虑对不同地区作不同的设计，对欠发达地区由国家打包，能办多少事就办多少事，办不了就不办，而不搞配套?后遗症是需要谨慎预防的。”
对于普遍关注的农民社保项目，朱建华说，如果国家有补贴、项目确实对农民有实惠，能使最终丧失劳动力的农民“老有所养”，他觉得一年交200元钱，他也是愿意交的。
然而，中期来看，国家决策部门在5年后、10年后、15年后，要面临的另一个最根本的矛盾，仍然是土地的矛盾。随着城市的扩张、工业化的发展，养活农业人口的土地越来越少，还有国家30年联产承包无限顺延、基层没有多余机动地调整的情况下，国家希望现在在城市打工的年轻农民留在城市，还是中年后回到农村去争田?
而农民是否留在城市，也不是放不放开户口的一个单一问题，尽管近来的社会矛盾普遍集中在这里。
目标式的行政管理方法，会要求决策部门检查各种情况、矛盾可能发生的顺序，然后定下时间表，对各种相关的政策进行统筹，并且在国家机构设置上，需要有中间层级的职能部门，协调各部委政策。就像“机构改革办公室，它的目标就是改到最后，把自己改没有了，因为改革完成了”。曾在某省机构改革办公室工作的人士说。
一位在公安部门从事户籍管理工作的人士说，“目前户口和公安部门承担了太多本来不应该是公安部门承担的责任。户口的人口登记，对于公安部门来说，就是服务治安管理、公共安全管理的居民纪录，目前的方式，让公安部门根本没办法掌握辖下的居民情况。户口管理，今后必须走向事后登记制度。”
而国家教育、计生等主管部门，需要提高自己的行政能力，结束依赖户口制度、简单分配公共教育福利、简单行政的习惯。当中国离开全民公有、全民统分、计划经济时代，就注定了经济的变化、人口的流动会对行政管理提出新的要求，而如果某些行政主管部门不提高自己的行政能力，除了会制造本来不应有的社会矛盾，还会让更高层面的国家管理机构成为替罪羔羊。
城乡统筹、缩小城乡差别，最终也不仅仅是国家决策部门的事。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说，要实现目标，“既要靠国家的政策，也要靠农民同志的奋斗”。
因为有相当现代化的订单农业加工企业的支持，湖北监利县新沟镇看起来有些像一个小县城。而从镇上到交通村的路，仍然并不好走。
9月28日，一辆装了七八麻袋棉花的农民板车，在乡村路上吱吱哑哑地走了很久。监利县综改办的谢申高看着那辆板车，微有喜色，“按照现在大概2.9元到3元一斤的棉价，这个农民的一板车棉花大概能卖5000到6000元钱。”
到了交通村8组村民朱建华的家，他正在白田(旱田)里摘棉花。如果在棉花的花季来，可以看到一田野的绚丽，因为棉花的花，有着七彩的颜色(除了绿色)。朱建华的父亲正坐在门口，从一大箩筐完整折下的棉铃里摘棉花出来。
朱建华，湖北监利县新沟镇交通村8组村民，40多岁，高中学历，曾经在广州等地打工。今年9月18日，朱建华把他收存的从1993年到2007年整整14年的农民负担卡与税费收据，托付到新沟调研的湖北省委的同志寄给了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请俞书记帮忙—定要带去北京，带进17大。
9月25日中秋节，俞正声给朱建华回了信，说朱建华14年的负担卡是一份“珍贵礼物”，也是“一份珍贵史料”。
谁为农民代言
监利县是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蹲的点。新沟镇财政管理所谢作德说，他早先听说过多次俞正声和谁都不打招呼、直接下监利蹲点的事情，而他自己也竟然直接遇到两次。一次是在一个镇企业，一次是在一个村子，谢作德在那里办事，没想到就看到了俞正声。谢作德说，虽然早先听说过，但第一次真遇到，他还是有些惊讶，心想那不是俞正声么，但旁边没有什么镇上、县上的干部。
湖北省监利县是农业大县、鱼米之乡。但在农村税费改革前的多年间，由于被沉重的负担压得不起腰，监利农民曾经大量弃田抛荒。江汉平原，也曾经一度成为农村干群矛盾相当尖锐的地区之一。也许，这正是俞正声选择监利作为蹲点县的原因。
而监利县农民的经历，也确实是过去15年中，中国农民群体命运的一个缩影。据湖北省委的人士介绍，“监利农民负担最高的时候是3.8亿元，2007年负担是3300万元，而国家今年发给监利农民的‘三项补贴’是1亿元。”
新沟镇交通村8组的朱建华告诉记者，从1993年起，因为发现家里面总是入不敷出，田似乎越种越亏，他就开始给家里建账本，收集所有的负担卡、税费票据。那时他“农忙时在家帮忙，农闲时就出去打工，但家里还是欠下了村里的债”。而有些村民，曾经因为欠费“去上学习班”。
而且，当从事农业入不敷出、不能成为最后一条路时，农民打工同样根本没法选择，所以才有人被欠薪老板钻了空子。朱建华说，他90年代在广州的工作在农民工里已经是很好的了，但是生活很苦，他记得省吃俭用，“半年也才攒下1400多元钱”。尽管如此，打工也仍是非去不可。
2002年，国家终于启动了农村税费改革。有高中文化的朱建华学习了政策，感觉到今后种田应该是有盼头的，于是在那一年，朱建华“向镇上的信用社以农业生产经费的名义借了一年期贷款，一次性还清了对村子的所有欠款”，并且“在半年后归还了农信社贷款”。
到2005年，国家取消农业税，并且开始发放种田补贴，监利农民回乡争田、抢田种的现象开始出现。朱建华在2006年也开始租种别人的田，现在他种了20多亩田，并且由于种植经济作物棉花，朱建华一家去年的收入“有3.5万元，家里也买了农用车”。
当农业可以成为农民生活的最后保障，农民工的境遇也发生了变化，因为农民开始有了选择的机会。朱建华说，“现在村子里在外面打工的，有的一年可以攒下万把块钱。”而赚钱，也许不再是打工唯一的目的。朱建华说，他的两个儿子现在都在广州打工，大儿子的情况好，小儿子刚开始一个月只得四五百元，为了“怕儿子学坏，也想他继续在城市里受锻炼”，朱建华去年还曾经在农村给在城市打工的小儿子寄过生活费。而现在，“小儿子打工的情况也好起来”。
湖北省委的人士介绍说，查看朱建华14年的农民负担卡和税费票据，可以看到：朱家一家5口人，责任田是49亩。2000年他家每亩责任田的实际负担是30906元；2006年，朱建华家的总负担包括一事一议筹资75元，农业排涝水费54元，投工投劳折资100元，据实收取项目73元，共计302元，如果再把国家发给朱建华家的“三补”资金157元“抵冲”，2006年朱建华家每亩田的实际负担为29.39元。
而监利农民生活的变化，还有两组统计数字可以作为记录，2002年监利农民平均纯收入2100元，2006年是3300元。2002年监利县居民存款是19亿元，2006年是64亿元。
“以前到村里调查，农民公开唆狗子咬我们，后来去村里调查，农家大嫂打荷包蛋给我们吃。”曾在监利县委工作、现在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的余爱民说，“江汉平原过去紧张尖锐到几乎一触即发的干群关系能够从根本上得到好转，功在税费改革。”
缩小差别仍需努力
朱建华说，他想请俞书记帮忙把他14年的负担卡带去十七大，一是他确实感谢国家近年的惠农政策，同时也希望历史可以被记住，今后再不要让农民负担反弹。
但是税费改革，还仅仅是稳定农村、富裕农村的第一步。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说，要“真正达到缩小城乡差别的目标，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做艰苦的努力。”
朱建华说，到现在，种植粮食仍然不赚钱，他经济上的好转基础来源于经济作物棉花。尤其是现在通胀严重，农民生产成本上涨得非常快，大大高于粮价的上涨速度。“现在秋粮上市，谷子卖0.82元一斤，其实没有怎么涨。但是种子、农药、肥料等等都飞涨得厉害。而且今年还有虫害。今年如果不是多租种了别人的田，我的收入比去年一定是减少的。”
新沟镇财政管理所谢作德说，“国家没有对种植棉花补贴，湖北省自己有个文件，今年对棉种进行补贴，”但是，“看现在全国的通胀趋势，这些都不算足够的办法。国家需要尽快解决通胀的问题，化解相对粮价、农民生产成本上升严峻的局面。”
而在农村城镇化还远没有实现的现阶段，国家决策部门如果仍然希望农业和土地可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稳定农民，这一问题，就不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稳定的问题。而如果希望通过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不从通胀生成的市场经济根源上解决问题、仅人为定价限价“控制”通胀，它只会导致下一个阶段更加严峻的骤然爆发式通胀，以及生产受到压抑后的供给短缺通胀。
而对于公众寄予厚望的明年中央一号 文件，湖北省委政研室余爱民说，“我们的调查发现，农民希望一号文件着力解决具体的事情，比如现在比较紧迫的‘两水’问题。”
新沟镇党政办公室李又山说，“我们现在的小水利很困难。交通村因为刚好有一条河经过，排灌还都比较方便。但是我们新沟镇还有很多偏远的地方，种水稻全靠镇上的排灌站送水。但是河道多年没有梳洗过(还是毛泽东时代的基础)，河床很高，水很难送过去，而且基层设备老化，成本也很高。”
“对乡镇这一级、村一级统排统灌的小水利工程，中央需要统筹安排，因为基层或者农民一事一议，都没有财力来做这个事情。”新沟镇财政管理所谢作德说。
而当前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些新问题，也让农民和基层干部感到担忧。“像交通，目前村级公路修1公里大概要30万元，国家给10万、10几万，地方上和基层要配套10几万到20万，”监利县综改办谢申高说，“但是这种配套，搞不好就比较危险。”
“在黄岗山区，修路要求的配套资金比江汉平原还要多，这样的话，基层有可能重蹈‘普九’债务的覆辙。”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余爱民说，“国家政策能不能考虑对不同地区作不同的设计，对欠发达地区由国家打包，能办多少事就办多少事，办不了就不办，而不搞配套?后遗症是需要谨慎预防的。”
对于普遍关注的农民社保项目，朱建华说，如果国家有补贴、项目确实对农民有实惠，能使最终丧失劳动力的农民“老有所养”，他觉得一年交200元钱，他也是愿意交的。
然而，中期来看，国家决策部门在5年后、10年后、15年后，要面临的另一个最根本的矛盾，仍然是土地的矛盾。随着城市的扩张、工业化的发展，养活农业人口的土地越来越少，还有国家30年联产承包无限顺延、基层没有多余机动地调整的情况下，国家希望现在在城市打工的年轻农民留在城市，还是中年后回到农村去争田?
而农民是否留在城市，也不是放不放开户口的一个单一问题，尽管近来的社会矛盾普遍集中在这里。
目标式的行政管理方法，会要求决策部门检查各种情况、矛盾可能发生的顺序，然后定下时间表，对各种相关的政策进行统筹，并且在国家机构设置上，需要有中间层级的职能部门，协调各部委政策。就像“机构改革办公室，它的目标就是改到最后，把自己改没有了，因为改革完成了”。曾在某省机构改革办公室工作的人士说。
一位在公安部门从事户籍管理工作的人士说，“目前户口和公安部门承担了太多本来不应该是公安部门承担的责任。户口的人口登记，对于公安部门来说，就是服务治安管理、公共安全管理的居民纪录，目前的方式，让公安部门根本没办法掌握辖下的居民情况。户口管理，今后必须走向事后登记制度。”
而国家教育、计生等主管部门，需要提高自己的行政能力，结束依赖户口制度、简单分配公共教育福利、简单行政的习惯。当中国离开全民公有、全民统分、计划经济时代，就注定了经济的变化、人口的流动会对行政管理提出新的要求，而如果某些行政主管部门不提高自己的行政能力，除了会制造本来不应有的社会矛盾，还会让更高层面的国家管理机构成为替罪羔羊。
城乡统筹、缩小城乡差别，最终也不仅仅是国家决策部门的事。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说，要实现目标，“既要靠国家的政策，也要靠农民同志的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