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不喜欢谈“老”，“老”意味着“死”。但“老”又并非“死”，甚至往往“老”而不“死”。我的祖母最后20年是在床上苦熬的，她终于死时，我的心喊着：“好了，好了……”这使我写了小说《母亲》，《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曾经选载过。《父》算是《母亲》的姐妹篇吧！
　　但《父》写的不只是父亲，是父辈。说起老人问题，常有人说是世界性问题，但在“中国特色”的中国，也具有“中国特色”。美国朋友约翰·威尔逊看了《父》，说它写的是“老炮儿”，让我愣了半晌。这并非偶然巧合，我们的父辈都是“老炮儿”。他们与他们的父辈不同，他们的父辈，尽管经历了种种变故，但仍是传统的中国人。普通中国人从没有像父辈那样在国家强大原则层面上被动员起来，被铸就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集体人格。
　　这种原则改革开放后实际上还在继续，从“政治革命”置换到“经济革命”是不需要换血的。
　　《父》最初名字是《雄狮》，雄狮不仅指父亲，还有他的儿子们。很多人看到这小说写的是儿子对老父亲的抛弃，其实还有一群青壮年狮子对垂垂老父的抛弃。有人说这小说写的是“审父”“弑父”，更准确地说是“恶”审“恶”，“恶”弑“恶”，暴父把暴力之血遗传给儿子，暴子以同样的残暴回敬暴父。阿克顿勋爵说：“暴虐统治之后就是道德的堕落和败坏。”小说就是以此结构的。
　　写作时，我一面被令人发指的黑暗推动着，一面自问：如果是我，如果我老父母自动消失，我会怎样？过去总听父辈喊“上有老，下有小”，但他们父母对他们并没有太多要求。他们的子女，即吾辈，也没那么多事，读书，分配工作，尽管挣得很少，但也自立了。但现在，我们的子女即使刻苦学习，即使努力工作，资源已经被前辈吃光了。同时偏偏又整个社会鼓着饕餮的暴欲。他们是否会成为“小炮儿”？只要暴血延续，“革”父“命”似乎并不难，一如从“政治革命”转换到“经济革命”。“炮儿”永在，离开了的还会归来。这不，《父》的最后，孙子看见爷爷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