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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体的波动原因大体上就是我们听到和谈论的那些故事。这些流行的、令人动情的故事有时会促使我们去消费、创办企业、建造新工厂和写字楼、雇用员工；有时则会令我们心存恐惧，驱使我们按兵不动、节约资源、削减支出、降低风险。它们要么激发我们的活力，要么抑制我们的活力。
去日本做巡回演讲时，我震惊于与经济相关的故事对人们的思维和行为的积极影响，也震惊于这一变化的脆弱。首相安倍晋三于2012年12月重新执政并实施其货币和财政刺激以及结构性改革计划，对日本人信心的影响可谓深远。根据IMF的数据，产出缺口（实际GDP和潜在GDP之间的差额）从2011年的-3.6%缩小至2013年的-0.9%。
世界其他国家大都缺少与日本“安倍经济学”类似的全面又易于理解的积极变化的故事。据IMF测算，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产出缺口依然较大，2013年为-3.2%，与2009年（2009年是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的一年，当年产出缺口高达-5.3%）相比也只能算是五十步笑百步。
我们似乎完全受故事支配。自2009年以来，我们大部分人一直在等待让我们心里重燃希望和信心并重振我们经济的故事。
以21世纪最初五年美国和其他国家房地产繁荣的故事为例。这不是一个关于“泡沫”的故事；相反，这次楼市繁荣被视为资本主义企业在新千年的胜利。这些故事极富影响力，因为很多人在心理上和财务上都寄希望于这些故事。大部分家庭都拥有房子，因此他们自然就能分享繁荣。而许多房主急切地想更多地分享繁荣，想要做精明的资本家，于是他们买下了超出自身消费水平的房子。
2006年，房地产繁荣戛然而止，让参与者自我膨胀的故事也完结了。毕竟，并非人人都是投资天才。我们领会到，这只是个泡沫而已。我们对自己的信心以及我们对未来的信心遭遇重创，让我们不敢再冒经济的风险。
接着，金融危机爆发，全世界恐慌不已。机遇和致富的故事变成了无良抵押放贷人、过度负债的金融机构、愚蠢的专家和充当爪牙的监管者的故事。经济像一艘无舵的船在海上疾驰，而当初诱骗我们上船的精明操盘手——不妨称之为1%的富人——乘坐唯一一艘救生艇逃之夭夭。
2009年初，全球股市崩盘达到谷底。密歇根大学消费情绪调查表明，对深度萧条的恐慌达到了自20世纪80年代初第二次石油危機以来的最高水平。关于30年代大萧条的故事从我们的记忆最深处被唤醒，并重新讲述。
要明白为何2009年以来经济复苏（或者说股市复苏）一直如此疲软，我们需要知道是哪些故事在影响大众心理。一个例子是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迅速发展。苹果公司的iPhone发布于2007年，谷歌的Android手机发布于2008年，正值危机爆发之时，但它们的产品销量在此后持续增长。苹果的iPad发布于2010年，此后，该产品几乎家喻户晓；我们随处都能见到用iPad的人。
这本该是一个提振信心的故事：令人惊讶的科技正在兴起，销售在增加，企业家精神仍然盛行。但是，早先的房地产繁荣的信心提振效应要强大得多，因为房地产繁荣令更多的人产生了直接共鸣。事实上，智能手机、平板的故事似乎有些不祥之兆，因为这些设备所创造的财富似乎集中在极少数也许生活在遥远国度的科技创业家手里。
这些故事唤醒了我们对于被经济阶梯上的其他人超过的恐惧。2010年，苹果为iPhone发布了Siri，Siri是苹果公司在其产品iPhone 4S上应用的一项语音控制功能。Siri可以令iPhone 4S变身为一台智能化机器人，利用Siri用户可以通过手机读短信、介绍餐厅、询问天气、语音设置闹钟等。由于我们的手机能和我们对话，加剧了我们对手机可取代我们的担忧，一如早先的自动化浪潮导致了大量人力资本被废弃。
在我的日本之旅中，我很高兴与安倍见面。他仍执着于自己的蓝图，讲述着采取激进、切实行动对付困扰日本数十年经济顽疾的故事。他在激发信心，我可以立刻感受到这一点。
安倍还被认为激发了爱国主义精神甚至民族主义。尽管我在与安倍的会面中完全没听到他讲这些，但我认为，这或许也是他的故事的一个核心部分。毕竟，民族主义与个人身份本质上息息相关。民族主义为全体国民创造了一个故事，一个关于每位国民作为一个成功国家的一分子可以做些什么的故事。安倍一些最有争议的举措，如不顾中国和韩国的反对参拜靖国神社，都增强了其故事的效果。
但是，即使像安倍这样有才干的国家领导人，要在这些故事上游刃有余也不容易。正如电影制片人很难每次都制作出风靡一时的作品，但没有哪位领袖能一贯创造出能影响经济的故事。这并不意味着无需尝试。
作者罗伯特·希勒为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
去日本做巡回演讲时，我震惊于与经济相关的故事对人们的思维和行为的积极影响，也震惊于这一变化的脆弱。首相安倍晋三于2012年12月重新执政并实施其货币和财政刺激以及结构性改革计划，对日本人信心的影响可谓深远。根据IMF的数据，产出缺口（实际GDP和潜在GDP之间的差额）从2011年的-3.6%缩小至2013年的-0.9%。
世界其他国家大都缺少与日本“安倍经济学”类似的全面又易于理解的积极变化的故事。据IMF测算，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产出缺口依然较大，2013年为-3.2%，与2009年（2009年是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的一年，当年产出缺口高达-5.3%）相比也只能算是五十步笑百步。
我们似乎完全受故事支配。自2009年以来，我们大部分人一直在等待让我们心里重燃希望和信心并重振我们经济的故事。
以21世纪最初五年美国和其他国家房地产繁荣的故事为例。这不是一个关于“泡沫”的故事；相反，这次楼市繁荣被视为资本主义企业在新千年的胜利。这些故事极富影响力，因为很多人在心理上和财务上都寄希望于这些故事。大部分家庭都拥有房子，因此他们自然就能分享繁荣。而许多房主急切地想更多地分享繁荣，想要做精明的资本家，于是他们买下了超出自身消费水平的房子。
2006年，房地产繁荣戛然而止，让参与者自我膨胀的故事也完结了。毕竟，并非人人都是投资天才。我们领会到，这只是个泡沫而已。我们对自己的信心以及我们对未来的信心遭遇重创，让我们不敢再冒经济的风险。
接着，金融危机爆发，全世界恐慌不已。机遇和致富的故事变成了无良抵押放贷人、过度负债的金融机构、愚蠢的专家和充当爪牙的监管者的故事。经济像一艘无舵的船在海上疾驰，而当初诱骗我们上船的精明操盘手——不妨称之为1%的富人——乘坐唯一一艘救生艇逃之夭夭。
2009年初，全球股市崩盘达到谷底。密歇根大学消费情绪调查表明，对深度萧条的恐慌达到了自20世纪80年代初第二次石油危機以来的最高水平。关于30年代大萧条的故事从我们的记忆最深处被唤醒，并重新讲述。
要明白为何2009年以来经济复苏（或者说股市复苏）一直如此疲软，我们需要知道是哪些故事在影响大众心理。一个例子是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迅速发展。苹果公司的iPhone发布于2007年，谷歌的Android手机发布于2008年，正值危机爆发之时，但它们的产品销量在此后持续增长。苹果的iPad发布于2010年，此后，该产品几乎家喻户晓；我们随处都能见到用iPad的人。
这本该是一个提振信心的故事：令人惊讶的科技正在兴起，销售在增加，企业家精神仍然盛行。但是，早先的房地产繁荣的信心提振效应要强大得多，因为房地产繁荣令更多的人产生了直接共鸣。事实上，智能手机、平板的故事似乎有些不祥之兆，因为这些设备所创造的财富似乎集中在极少数也许生活在遥远国度的科技创业家手里。
这些故事唤醒了我们对于被经济阶梯上的其他人超过的恐惧。2010年，苹果为iPhone发布了Siri，Siri是苹果公司在其产品iPhone 4S上应用的一项语音控制功能。Siri可以令iPhone 4S变身为一台智能化机器人，利用Siri用户可以通过手机读短信、介绍餐厅、询问天气、语音设置闹钟等。由于我们的手机能和我们对话，加剧了我们对手机可取代我们的担忧，一如早先的自动化浪潮导致了大量人力资本被废弃。
在我的日本之旅中，我很高兴与安倍见面。他仍执着于自己的蓝图，讲述着采取激进、切实行动对付困扰日本数十年经济顽疾的故事。他在激发信心，我可以立刻感受到这一点。
安倍还被认为激发了爱国主义精神甚至民族主义。尽管我在与安倍的会面中完全没听到他讲这些，但我认为，这或许也是他的故事的一个核心部分。毕竟，民族主义与个人身份本质上息息相关。民族主义为全体国民创造了一个故事，一个关于每位国民作为一个成功国家的一分子可以做些什么的故事。安倍一些最有争议的举措，如不顾中国和韩国的反对参拜靖国神社，都增强了其故事的效果。
但是，即使像安倍这样有才干的国家领导人，要在这些故事上游刃有余也不容易。正如电影制片人很难每次都制作出风靡一时的作品，但没有哪位领袖能一贯创造出能影响经济的故事。这并不意味着无需尝试。
作者罗伯特·希勒为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