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工程里好赚钱：一桩晚清官场丑闻

　　这是一个荒唐年代演绎出的一个荒唐离奇的故事。但“荒唐离奇”背后的政治脉络却并不离奇，彰显出晚清朝廷的“政治生态”，彰显出政治与工程之间的复杂关系。
　　圆明园是著名的皇家园林，自雍正帝以后，园居渐成宫廷风尚，尤其咸丰帝更是常年在此，几乎以此为宫。因为住在集中西园林之萃、景色宜人的圆明园，要比住在宏伟壮观、气象森严，每日必须”正襟危坐”的紫禁城自在、舒服得多。无奈圆明园被英法侵略军焚毁时，正值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之际，清廷统治岌岌可危，当然顾不得重修这座废园。但几年之后，太平天国和捻军刚被镇压下去，便渐起修园之声，引起清廷内部的激烈争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座花园的修与否，最终却引发了晚清政坛的一场轩然大波。
　　事情，还须从头说起。
　　1861秋，咸丰皇帝在热河病死后，慈禧与恭亲王奕訢联手发动“辛酉政变”，推翻顾命制度，确立太后垂帘亲王辅政体制。奕訢由于在政变中厥功至伟，被授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权柄赫赫，炙手可热。由于奕訢总揽朝中大权，不久便与权势欲极强的慈禧产生矛盾，明争暗斗，终于势同水火。1865年春，经过精心筹划之后，慈禧突然下诏痛责奕訢，明令“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此诏一出，却引起不少王公大巨、地方大员的强烈反对。经过一番波折之后，尚未掌握全权的慈禧于是召见奕訢，当面训诫后就发谕旨说：“本日恭亲王谢恩召见，伏地痛哭，无以自容，当经面加训诫，该王深自引咎，颇知愧悔，衷怀良用恻然……”所以决定奕訢“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免去其“议政王”。经此羞辱打击，奕訢的权势与威望受到重创。
　　奕訢当然不愿就此罢休，一直寻机报复。1868年9月，深受慈禧宠信，一贯恣意妄为、不可一世的大太监安德海知道奢华成性的慈禧一直想修复圆明园，于是指使御使德泰奏请修复圆明园，讨好慈禧。由于修园需款甚巨，安德海同时又指使内务府库守贵祥拟出筹款章程，“请于京外各地方，按户、按亩、按村鳞次收捐”。此议一出，奕訢等人坚决反对，认为“侈端将启”，加饷派饷更会使“民怨沸腾”，“动摇邦本”，“丧心病狂，莫此为甚”。在奕訢的坚持下，德泰、贵祥二人受到革职和发落黑龙江披甲为奴的严厉处分。但安德海并未因此而稍有收敛，且于1869年秋违反祖制以为太后置办龙衣为名出京南下，为山东巡抚丁宝桢执杀。慈禧闻讯大惊，不过碍于祖制，又有慈安太后、同治帝、奕訢及一些王公大臣的联合施压，只得接受既成事实，但却气急败坏，大病一场。
　　慈禧病愈之后，内务府人员又以太后休养为名，重提修园之议。内务府人员长期力主修园一是为了讨好慈禧太后，更是为了从中得利。晚清政治腐败，贪污成风，国家的大型工程项目，更成为有关人员大捞一把的好机会，所以有关方面总是千方百计以各种名目争取兴办各种项目，以中饱私囊。内务府人员这次吸取了前番德泰、贵祥的教训，采取了长期游说、引诱性喜游乐的同治帝的办法，终使同治帝在1873年秋以颐养太后为名，发布重修圆明园的上谕，并要“王公以下京外大小官员量力报效捐修”。但御使沈淮在上諭发出的第三天就上疏皇上，力请缓修。不想同治大怒，再次下谕修园。这两道修园上谕颁发之后，内务府立即行动起来，赶忙雇佣民工，清理旧园，同时命令南方一些省份立即采办大件木材三千件，限期报送北京。慈禧当然更是忙碌起来，多次召见有关人员，甚至审议一些具体方案，多次颁发有关谕令。对此，反对者依然不少，不过“帝师”李鸿藻苦谏同治毫无效果，御使游百川上疏恳请缓修反被革职。同治帝还严告群臣，再有奏请缓修者一定严惩。奕訢开始还声言反对，后见如此阵势，深知此次难以阻止，便三缄其口，反而首先“报效”工银二万两，表示支持。
　　1874年3月7日，圆明园正式开工重修。不过，此时修园的时机的确非常不好。法国正加紧侵略越南，作为北犯中国的跳板，直接威胁到中国的西南边疆;日本开始发动侵略我国台湾的战争;新疆又爆发阿古柏叛乱，左宗棠率军西征日夜为难以保障的庞大军需发愁。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几十年间，中国的外患内乱不断，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日益加剧，连办紧急军政大事的财力都无法保证，此时却还要大兴土木重修圆明园，根本就拨不出款来。与重新修园所需经费相比，官员个人的“报效”只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正在内务府为修园经费一直无着发愁之时，一个名叫李光昭的“候补知府”声称愿为修园报效三十万元的木材应急。李光昭原为贩卖木材、茶叶的小商贩，本有前科，后来“捐输”得来一个知府衔，但并未得部照。所谓“捐输”，就是用钱买官或官衔，可以直接交纳银两，也可以为地方公共事业捐银，按清政府规定的“统一价格”，以捐银的多少“购买”不同等级的官衔。鸦片战争以前，捐输只是用于特例，如筹措战事银饷、赈灾等等，并曾一度废止。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财政一直困难，捐输竟变成常例，并日渐成为清政府一个重要的财政来源。李光昭来京贩卖木材时与几位内务府大臣相识，知道这是一个发财的机会，便谎称自己在许多省份都购有木材，可以报效。他与内务府有关人员互相勾结，经内务府出面奏请后，他便打着“奉旨采办”名义南下办理此事，而且胆大妄为地私刻了“奉旨采运圆明园木值李衔”的关防。由于此事办得极不顺利，他只得到香港向一位法国商人购买，签订了购买三船价值五万四千二百五十元木材，先付定洋十元货到天津即付款的合同。李光昭回到北京后，却向内务府谎报自己购买了价值三十万元的木材“报效”。货船到天津后，同治帝闻讯大喜，急令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免税放行，迅速运京。不想李光昭根本无力付款，便称木材尺寸与原议不合，拒绝提货付款。法商当然不干，由法国驻天津领事出面，照会天津海关和天津道李光昭私自废约有意欺诈，要求清政府扣留李光昭，令其付款并赔偿法商损失。李鸿章本就不赞成此时修园，急忙将此情况奏报同治帝。同治帝大怒，责令将李光昭先行革职后交李鸿章严厉查办。李鸿章在查办此案时才发现，李光昭不仅根本无力购买这些木材，而且欺骗朝廷多报了二十多万元的货价;更严重的是，他竟私自以“圆明园李监督代大清皇帝”的身份与外商立约，此案险成外商与“大清皇帝”之间的诉讼，几乎要引发一场严重的外交纠纷。李鸿章查明，合同原文翻译内有“圆明园李监督代大清皇帝”与外商立约字样，诘其“何得如此狂悖”，但李光昭却狡辩说中文内无此语，不过中文合同已经丢失。李鸿章又请专人查看洋文合同，证实李光昭“捏造奉旨采办旗号”、擅自以“圆明园李监督代大清皇帝”签约。根据有关律令，李鸿章判处李光昭斩监候，秋后处决。 　　强烈反对修园、但不敢公开反对的李鸿章，知道此案是阻止修园的难得机会，所以他在上朝廷的奏折中，对李光昭诈骗细节的介绍不厌其详，桩桩件件，不容怀疑，皇帝读后能不龙颜大怒？他在历数李光昭的罪状时，同时就写明律书所规定的相应刑罚，提醒皇上诈传诏旨及诈称内使近臣两罪按律应斩监候。如此这般，李鸿章犹恐不足，在奏折最后再将李光昭罪行概数一番：并无家资却借“报效”之名行欺诈之实;本无存木却称是数十年前购留;定价实际只有五万多却虚报白银至三十万两之多;捏造自己的奉旨采办及圆明园监督甚至被洋商误认为是“李钦使”。“此等险诈之徒，只图奸计得行，不顾国家体统，迹其欺罔朝廷煽惑商民种种罪恶，实为众所共愤。本非寻常例案所能比拟，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纲纪而正人心？”然而，他深知李光昭虽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一个，但此事实关宫廷内部权争，非他这种“外臣”、“汉臣”所能置喙，所以最后一句笔锋突然一转，针对皇上要他“严办”的谕旨说道：“惟定例并无如何加严明文，向来似此案件，应仍请旨定夺。”最终，还是要皇上定夺。
　　李光昭诈骗案的消息迅速传开，舆情大哗，人们拍手称快。因为上上下下反对重修圆明园的人数虽多，但在慈禧太后与同治帝的威压之下全都敢怒不敢言，李案为他们提供了公开反对修园的良机。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与其他一些王公大臣联名上疏，痛陈修园之巨弊，恳请急停。他们担心仅有上疏还不够，又再三要求同治帝召见，面陈利害。经过再三恳求，终得觐见。8月27日，晋见皇帝时奕訢将折中所陈数条再一一详细讲解，同治帝不仅不为所动反而对他们怒斥一番。军机大臣、吏部尚书、大学士文祥见状伏地痛哭，几乎昏厥，为人扶出。醇亲王奕譞则继续泣谏，痛陈必须停止修园之理由。这些初步打动同治帝，同意考虑停止修园。但最后的决定权实际在慈禧手中，于是李鸿藻又上疏慈禧，详论停止修园的种种理由;一些御史也上折参奏内务府大臣与李光昭狼狈为奸、中饱私囊的种种违法事例。在这种情势下，同治帝在9月9日又召见军机大臣、御前大臣等再议是否修园之事，同治帝与奕訢、奕譞之间竟然反复辩驳。由于群臣都主张停工，同治帝不得不决定发旨停修，事情到此似已结束。
　　然而就在当天军机大臣拟就停修谕旨之时，内廷忽然发下一道同治帝朱谕，列举恭亲王种种罪状，革去一切差使，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 （清代宗室封爵共分和硕亲王、世子、多罗郡王等共十四等，“不入八分辅国公”为第十等，奕訢的爵位由第一等降为第十等），交宗人府严议。9月10日又下一道朱谕，将对奕訢的处分改为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其子革去贝勒郡王衔。同时，以“朋比谋为不轨”的罪名将醇王、文祥、李鸿藻等十名力主停修的王公大臣尽行革职。但就在第二天，即9月11日，慈禧突然在弘德殿慰谕奕訢，表示“十年以来，无恭王何以有今日，皇帝少未更事，昨谕著即撤销”。同时懿旨赏还奕訢及其子爵秩。这一“夺”一“还”，其实都是慈禧在幕后操纵，意在再次向朝廷内外表明奕訢等王公大臣都可被她玩弄于股掌之中，她已大权在握，她的权威不容轻觑，更不容侵犯。
　　至此，歷时半年的“修园之争”虽以“停修”而结束。但由此引发的政坛风波却进一步加强了慈禧太后的权威，再次严重削弱了恭亲王奕訢的权势。因此，当同治帝在几个月后 （1875年1月12日）突然病死，在慈禧深违祖制、采取一系列阴谋手段强立载湉 （光绪） 为帝以独揽大权的过程中，曾经权倾一时的奕訢此时却只能听之任之，甚至随声附和，日渐成为晚清政坛一个无足轻重的配角。
　　是否重修圆明园本来是个工程问题，但在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中，这种“工程问题”往往会演变成为“政治问题”。一旦最高统治者决定要上某项工程，反对者就有“犯上”之嫌，因为事关最高统治者的颜面和权威。而且，由于政争不能透明、公开，所以各派政治力量经常借机生事，以此大做文章。围绕着“工程问题”的相互斗争往往会导致各种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使政治格局发生某种变化。在这种背景中，“工程”就成为”政治”，所以对一些重大工程是否应当立项便很难作比较科学、客观的评估，立项后的实施操作更充满复杂斗争。这当然是“工程”的不幸，但利用“工程”达到政治目的，却是这种政治体制使然。

“传统”是个什么东西？

—— 晚清立嗣丑闻

　　1875年1月初，同治皇帝病死。由于同治帝没有子嗣，皇位继承便成了问题。按照清代的祖宗家法，皇帝死后无子，应从皇族近支中选出一男性晚辈继承帝位。同治皇帝载淳是“载”字辈，其下是“溥”字辈，按祖制，应从”溥”字辈中选一人继承帝位。但立“溥”字辈的人继承帝位，慈禧将因其孙辈为帝而被晋尊为太皇太后，位虽尊却不能再垂帘听政，所以慈禧不惜违反众意、破坏祖制，置包括她自己在内的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一再强调不能更改的“家法”于不顾，坚持一定仍要从“载”字辈中选择嗣帝。也就是说，要从同治皇帝的平辈、即诸堂兄弟中再选新皇帝。即便从“载”字辈中挑选，皇室近支中最有资格入选的应是奕訢长子载澂，但慈禧一因奕訢与己不和，如立载澂，恭亲王的权力过大，对自己不利;二因载澂年已十七，如立为帝就要亲政，慈禧同样不便揽权。思来想去，挑来挑去，慈禧最后选中了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湉 （即后来的光绪皇帝）。因为当时载湉只有四岁，即位后慈禧仍可重新垂帘听政，而且其母又是慈禧胞妹。在宣布立载湉为帝的会议上，无人敢反对，倒是作为新皇帝之父的醇亲王奕譞当即昏倒在地，甚至难以扶起，究竟是对在如此重大问题上这种明目张胆违反祖制的做法心惊胆战真正昏迷，还是故作姿态向众人表示并非己意，已无法考证。但无论哪种可能，都说明违反祖制的严重性。唯一的争议是在选定载湉的诏书上有人主张应写明载湉过继给已死去十余年的“文宗”咸丰帝为子，有人主张写明为“嗣皇帝”，最后采取了两说并用的折中手法，定为“载湉著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由于慈禧使光绪帝载湉为文宗咸丰帝之子，这就使同治帝皇后阿鲁特氏在宫处于既非皇后也非皇太后的尴尬境地，终因不堪忍受慈禧的折磨和凌辱，在同治帝死后不到百日便自杀身亡。由于慈禧早已大权在握，所以她强立载湉为帝并未引起大臣的公开反对，只有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和御使潘敦俨上奏，非常曲折委婉地表示不满，但前者被慈禧传旨申饬，后者受到“夺职”的处分。慈禧这种“枉国法、干舆论”的做法只遇到一两个并无实权官员的温和的反对，很快为其压下，并未引起严重的政治危机。 　　然而，四年之后，即光绪五年三月（1879年4月），吏部主事吴可读借慈禧给同治帝及其皇后举行“大葬”之机却在蓟州的一所废庙中服药自尽，以尸谏抗议慈禧的行为。他在遗疏中公开指责慈禧强立载湉为帝是“一误再误”，力辩大清二百余年来“以子传子”的祖宗家法不能因慈禧的错误做法而改变;同时要求就将自己葬在蓟州。
　　吴可读 （1812—1879），字柳堂，甘肃皋兰人。1835年考中举人，由举人官伏羌 （今甘肃甘谷） 训导，主讲朱圉书院近十五年。道光三十年 （1850）成进士，授刑部主事，晋员外郎，十年职未动。1861年，丁母忧，归讲兰山书院。1865年春再入都，补原官。1872年补河南道监察御史，这年冬弹劾滥杀无辜的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结果因朝中有心保成而吴复疏争辩“语过戆直”，反被降三级调用。1874年返里重讲兰山书院。1876年起用为吏部主事。
　　此次吴可读以死犯谏和遗疏的言辞激烈，使朝野震惊。自知理亏的慈禧明白，吴可读以死相谏，如果像上两次那样发一通上谕申斥不仅无用，而且有可能激起众怒，于是采取以退为进的方法，令王大臣、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等全数“将吴可读原折妥议具奏”，看看是否有道理。这些大臣当然明白，慈禧的目的是要发动大家为她解围，同时也考验每人的态度，于是徐桐、翁同龢、潘祖荫连衔上疏，宝廷、黄体芳、李端芬、张之洞等一干大臣各上一疏，最后礼亲王世铎也具折上疏，反驳已经死去的吴可读，为慈禧辩解，这场风波终告平息。
　　精通权谋的慈禧为了向世人表示自己的”大度”，假惺惺表示“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决定给吴以五品官例议恤的礼遇，以平息人们的不满。李鸿章因此提出由于吴可读死于蓟州，蓟州“士民”“倾心向慕”，请旨俯准为吴可读建专祠，供人景仰，藉以进一步安抚人心，以稍稍补救慈禧破坏祖制所造成的危害。
　　皇位承继程序、制度是任何王朝最重要、最核心的程序和制度。当这种事关王朝安危的程序都可以任意破坏、制度都可被玩弄于股掌之上时，对统治者造成的危害其实很难补救，而这个王朝离覆灭的命运也就不远了。
　　而且，当慈禧将皇位承继之规都视为玩物时，足见其心中根本没有任何“祖宗之法”。然而引人深思的是，二十多年后慈禧发动戊戌政变、拘禁当初由她亲自选定的光绪皇帝、残酷镇压维新运动时，其最重要的“理由”却是维新改变了祖宗“成法”、违背了“祖制”和“家法”、破坏了传统。
　　由于惟恐“维新”削弱自己的权利，所以她在1898年9月末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追杀维新党人。政变发生当天，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召一些重臣跪于案右，光绪皇帝跪于案左，对光绪疾声厉色问道：“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愦，不肖乃尔！”“变乱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愦至此？”光绪战战兢兢地辩解说：“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太后又大声怒斥：“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光绪本已魂飞齿震，此时“竟不知所对”。
　　一句“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的质问便使光绪皇帝無言以对，足见其效力之强，如有“神功”，而此时慈禧俨然是“祖宗之法”的卫道士。
　　慈禧对待传统这两段截然不同的态度提醒人们，所谓“祖宗之法”、“传统”等纯粹为她所用，都只是她的手中玩物。当“祖宗之法”威胁到她的权利时，她便将其弃如敝屣;而一旦她的权利受到变革的威胁时，她又转身成为“祖宗之法”的坚决捍卫者，不许人“任意妄为”“变乱祖法”。因此，人们固然要重视传统，但更要重视的是究竟是谁在掌控传统，又是如何利用传统的。
　　（选自《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雷颐 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7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