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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棱镜门”的最大价值，是为网络与政治道德的磨合、个人自由与网络监视的冲突，做了一个再醒目不过的标注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斯诺登近日在香港向媒体曝光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多个监控公众隐私的高度机密项目，被一些媒体列为“美国史上三大揭秘者之一”。“棱镜门”曝光后，迅速引发全球关注。中国、德国、英国等国家，以及微软、脸谱等全球性网络运营商，无不卷入其中。斯诺登和他掌握的秘密，之所以掀起如此大波澜，是因为撬动了当今世界人们很少看见，或故作不见的那一面。
首先，“棱镜门”揭开了网络信息时代的政治悖论。这个悖论早已存在，只是为人们所忌讳。传统的政治伦理，划定了个人隐私和自由不可触犯的底线。这种底线，甚至被用作国与国对抗的“软实力”。以美国为主导的传统主导国家，经常以此凸现与其他竞争性国家的制度优势。然而，以不对称对抗为主要特点的恐怖主义在本世纪的兴起，对这种传统政治伦理形成了威胁，与当代恐怖主义偕同而至的网络信息技术发展，进一步强化了威胁。为了反恐，或许还包括其他政治目的，政府部门或个人，就不得不利用网络信息占据信息获取优势。信息技术对于个人隐私和自由权的天然侵略性，消解了政治伦理。
最为明显的标志是“9·11”事件之后，美国通过的《爱国者法案》。这一法案确定为了国家安全个人牺牲部分隐私权的合法性。而其法律精神，与美国宪法修正案第四条明显存在冲突。“棱镜门”强化了这种冲突，并且激励了美国社会的意见分化。虽然美国府院均视斯诺登为“叛国者”，并多方辩解，但国内30%的公民持相反看法，这一对比反映了人们对信息时代造成的政治悖论的无所适从。在美国之外，对“棱镜门”同样看法各异，这折射出缺乏基本价值共识的现状。
其次，“棱镜门”凸现了信息时代企业道德的构建困境。企业的社会公民属性决定了其履行公民义务的必要性。过去，企业协助国家安全，通常采取的是间接方式。但是，信息时代网络企业，则不得不透露其掌握的相关数据，从而威胁到客户利益。“棱镜门”曝光后，美国脸谱、微软两公司首次承认，美国政府确曾向它们索要用户数据。人们猜测有更多的网络企业不得不参与其中。企业应该做独立公民，还是应该不惜泄露客户资料做国家安全的“协管员”？没有答案。事实上，网络技术的特性，决定了用户隐私总是会通过各种途径外泄。怎么合理合法保管、使用用户资料，一直缺乏定义。即使定义了，也可能很快在新的技术突破面前失效。
再次，“棱镜门”反映出国家间竞合关系的复杂。在事件曝光之前，中国被描绘为网络安全的“加害者”，并且招致了一系列政治压力。而如果斯诺登的曝光被证实，毋庸置疑，美国既是全球网络的建设者，同时也是网络安全的“加害者”。过去美国一直自称的“受害者”，就不能成立。事实上，不仅中国可能是长期的被“监视者”，其他主要国家同样如此。德、英等国以及欧盟对美国发出正式质询，就是证明。
无论是否是美国盟友，都可能处于美国网络监视之中。这种镜像在很大程度上戳破了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后国家竞争可能弱化的神话。而且，这种潜在敌意显然不能用“反恐”解释。目前曝光的被“监视”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多是美国的反恐盟友，而非恐怖主义策源地，表明美国实施网络监视的目标远远超过“反恐”需要。
在“棱镜门”之后，上述这些困境是否会有所改善？答案是否定的。“棱镜门”难以推动美国《爱国者法案》向宪法修正案投降，也无法改变网络技术对于个人隐私的天然渴望，而中国与美国间的关系，也仍然将在合作与猜疑之间曲线波动。至于斯诺登的个人际遇，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不会比人们想象的大。
一切都将照旧。“棱镜门”的最大价值，是为网络与政治道德的磨合、个人自由与网络监视的冲突，做了一个再醒目不过的标注。
（作者系专栏作家、著名评论人）
本栏目所刊发言论，均不代表本刊观点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斯诺登近日在香港向媒体曝光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多个监控公众隐私的高度机密项目，被一些媒体列为“美国史上三大揭秘者之一”。“棱镜门”曝光后，迅速引发全球关注。中国、德国、英国等国家，以及微软、脸谱等全球性网络运营商，无不卷入其中。斯诺登和他掌握的秘密，之所以掀起如此大波澜，是因为撬动了当今世界人们很少看见，或故作不见的那一面。
首先，“棱镜门”揭开了网络信息时代的政治悖论。这个悖论早已存在，只是为人们所忌讳。传统的政治伦理，划定了个人隐私和自由不可触犯的底线。这种底线，甚至被用作国与国对抗的“软实力”。以美国为主导的传统主导国家，经常以此凸现与其他竞争性国家的制度优势。然而，以不对称对抗为主要特点的恐怖主义在本世纪的兴起，对这种传统政治伦理形成了威胁，与当代恐怖主义偕同而至的网络信息技术发展，进一步强化了威胁。为了反恐，或许还包括其他政治目的，政府部门或个人，就不得不利用网络信息占据信息获取优势。信息技术对于个人隐私和自由权的天然侵略性，消解了政治伦理。
最为明显的标志是“9·11”事件之后，美国通过的《爱国者法案》。这一法案确定为了国家安全个人牺牲部分隐私权的合法性。而其法律精神，与美国宪法修正案第四条明显存在冲突。“棱镜门”强化了这种冲突，并且激励了美国社会的意见分化。虽然美国府院均视斯诺登为“叛国者”，并多方辩解，但国内30%的公民持相反看法，这一对比反映了人们对信息时代造成的政治悖论的无所适从。在美国之外，对“棱镜门”同样看法各异，这折射出缺乏基本价值共识的现状。
其次，“棱镜门”凸现了信息时代企业道德的构建困境。企业的社会公民属性决定了其履行公民义务的必要性。过去，企业协助国家安全，通常采取的是间接方式。但是，信息时代网络企业，则不得不透露其掌握的相关数据，从而威胁到客户利益。“棱镜门”曝光后，美国脸谱、微软两公司首次承认，美国政府确曾向它们索要用户数据。人们猜测有更多的网络企业不得不参与其中。企业应该做独立公民，还是应该不惜泄露客户资料做国家安全的“协管员”？没有答案。事实上，网络技术的特性，决定了用户隐私总是会通过各种途径外泄。怎么合理合法保管、使用用户资料，一直缺乏定义。即使定义了，也可能很快在新的技术突破面前失效。
再次，“棱镜门”反映出国家间竞合关系的复杂。在事件曝光之前，中国被描绘为网络安全的“加害者”，并且招致了一系列政治压力。而如果斯诺登的曝光被证实，毋庸置疑，美国既是全球网络的建设者，同时也是网络安全的“加害者”。过去美国一直自称的“受害者”，就不能成立。事实上，不仅中国可能是长期的被“监视者”，其他主要国家同样如此。德、英等国以及欧盟对美国发出正式质询，就是证明。
无论是否是美国盟友，都可能处于美国网络监视之中。这种镜像在很大程度上戳破了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后国家竞争可能弱化的神话。而且，这种潜在敌意显然不能用“反恐”解释。目前曝光的被“监视”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多是美国的反恐盟友，而非恐怖主义策源地，表明美国实施网络监视的目标远远超过“反恐”需要。
在“棱镜门”之后，上述这些困境是否会有所改善？答案是否定的。“棱镜门”难以推动美国《爱国者法案》向宪法修正案投降，也无法改变网络技术对于个人隐私的天然渴望，而中国与美国间的关系，也仍然将在合作与猜疑之间曲线波动。至于斯诺登的个人际遇，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不会比人们想象的大。
一切都将照旧。“棱镜门”的最大价值，是为网络与政治道德的磨合、个人自由与网络监视的冲突，做了一个再醒目不过的标注。
（作者系专栏作家、著名评论人）
本栏目所刊发言论，均不代表本刊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