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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歉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要两片嘴唇一碰：“对不起，我错了。”道歉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是因为它关系到人的面子，尤其是在众人面或在自己的下属、学生面前认错，岂不是无地自容？
经营亚都饭店获得中外一致好评的严长寿先生，被聘请到台北圆山饭店担任总经理时，原本意气风发，很想有一番作为，但不久之后就递上辞呈，因为工作人员无法改掉威权时代的习气，“死不认错”，配合困难，严先生眼见无法改进，只得拂袖而去。道歉需要勇气，能直面自己的错误或过失，承认并真诚的致以歉意，绝对是勇者的表现。如果做不到，那就是人不自救，无药可救。
三世纪前统一全印度的阿育王向小沙弥赔罪，自古以来，没有人耻笑阿育王以九五之尊道歉，反而同声赞美他“勇于认错”的美德。所以，认错不但不会自掉身价，反而能赢得更多的尊重。只可惜很多人不明白其中的奥妙，行事强横，不肯低头，最后自己成了最大的输家。
蒋百里为保定军校校长之初，向师生许诺：“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对于这样的承诺，没几人会往心里去，说说而已，况且称职不称职也是不容易界定的。后来，蒋百里与当局关系弄得异常紧张，当局便在经费上刁难蒋百里，眼看着学校难以为继，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蒋百里说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做校长的责任，一边大声向师生道歉，一边拔出枪来朝自己的胸部开了一枪，幸亏抢救及时，否则真的没命了。道歉至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24年，有个自称是鲁迅学生的人，叫杨树达，找到鲁迅。鲁迅一听是自己的学生，从书房里走出来热情接待。说实话鲁迅学生众多，想了好久对这个学生也没印象，但是出于礼貌，鲁迅和这个人聊了一会儿。鲁迅发现越聊越混乱，这个杨树达竟然说鲁迅欠他的钱，弄得鲁迅直发懵，问答更不在一个频道上，鲁迅开始怀疑这个人并不是他的学生，而是文坛上对手找人来捣乱的。送走这个人后，鲁迅越想越生气，气愤之余，鲁迅写了一篇《记“杨树达”君的袭来》，完整记录了杨树达前来拜访的交谈细节。他在文章的最后写出自己的猜测：“这疯子又是假的，而装这假疯子的又是青年的学生。”发表在《语丝》上。前来拜访鲁迅的学生，看过鲁迅这篇文章后，就和鲁迅讲：“老师，这个前来拜访您的杨树达，的确是您的学生，只是老师学生众多，所以不记得了，杨树达因为家庭变故，精神上出了点问题，所以才会显得行为诡异。”鲁迅听完大惊，不住地懊悔，于是他连夜写了《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辨正》，又给主编孙伏园写了一封信，一起发表在《语丝》上，向自己之前的猜疑行为和杨树达本人道歉。在给孙伏园的信中，鲁迅再次强调自己“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对于楊树达的情形，“我还可以不赶紧来消除我那对于他的误解吗？”，认为“我前天交出的那一点辨正，似乎不够”，希望《语丝》周刊把两篇一起发，责任由他负担。信件最后，鲁迅说“由我造出来的酸酒，当然应该由我来喝干。”以示歉意。鲁迅的道歉无疑是一次自省和自我批评。
钱学森当年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时，一天，钱学森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的一项研究获得了成功，当他将结果告诉导师冯·卡门时，冯·卡门听了很久都没明白，于是不耐烦地打断钱学森：“这不可能，一定是你弄错了。”钱学森的内心非常郁闷。正在钱学森苦苦思考该以何种方式让老师改变态度时，冯·卡门敲门了，他向钱学森深深鞠了一躬，满脸歉意地说：“我思考了一个晚上，觉得你的科研成果是正确的。我向你道歉。”有人对冯·卡门的道歉之举不以为然，认为钱学森毕竟是他的学生，老师没有必要向学生道歉。冯·卡却说：“我是在向真理与科学鞠躬，这是一个科学家最起码的道德。”
种种道歉“事件”，虽时代不同，中外有别，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发生在大人物身上，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的道歉都无比真诚，这是有分量的道歉，非勇者难为也。撒切尔夫人是名副其实的大人物了，有一次她外出散步，遇到一位八岁模样的小女孩，带着一把很旧的吉他，独自站在路边。看到有人过来，小女孩犹豫一下，有些紧张地说：“您好，夫人！可以听我唱首歌吗？”撒切尔夫人微笑着说：“当然可以！”小女孩轻轻弹起吉他，认真地唱了一首儿歌。她的歌声刚落，撒切尔夫人就鼓起掌来，然后轻声问她：“亲爱的小宝贝，告诉我，为什么要站在这儿唱歌？”女孩羞红了脸说：“周末那天，我就要满8岁了。我们家刚从外地搬来，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所以，想得到陌生人的祝福。”撒切尔夫人点了点头说：“好，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到时候我一定送你一份礼物。”说着，撒切尔夫人就让陪同的工作人员，记下了小女孩家的地址。转眼间，周末到了，因为有外国元首突然来访，撒切尔夫人一直忙得不可开交，等到她想起要送小女孩礼物的事情，已经是两天之后了。“糟了，这可怎么办？那孩子该有多失望！”撒切尔夫人十分自责，为此她对身边的人说：“我们成年人更应该树立诚实守信的榜样。我没有任何理由，可让一个孩子失望。”说完，撒切尔夫人自掏腰包，让工作人员帮忙去买一把崭新的吉他，连同一封表示道歉的信，一起送到小女孩的家中。得知这是撒切尔夫人送来的礼物，原本因为没等到那位和蔼的阿姨，一直非常失望的小女孩，立刻变得高兴起来。她拿起笔来，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一句话：“谢谢夫人，我原谅您了！”不久，撒切尔夫人的女儿也要过生日了，她特意邀请了小女孩来参加他们的家庭生日聚会。
最有分量的道歉不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不是危机公关，更不是针对社会舆论的一种行为策略，而是在见证良知的勇敢，看你有没有正视自己过失的勇气。心灵的步履能走多远，人的歉意也就走多远。
经营亚都饭店获得中外一致好评的严长寿先生，被聘请到台北圆山饭店担任总经理时，原本意气风发，很想有一番作为，但不久之后就递上辞呈，因为工作人员无法改掉威权时代的习气，“死不认错”，配合困难，严先生眼见无法改进，只得拂袖而去。道歉需要勇气，能直面自己的错误或过失，承认并真诚的致以歉意，绝对是勇者的表现。如果做不到，那就是人不自救，无药可救。
三世纪前统一全印度的阿育王向小沙弥赔罪，自古以来，没有人耻笑阿育王以九五之尊道歉，反而同声赞美他“勇于认错”的美德。所以，认错不但不会自掉身价，反而能赢得更多的尊重。只可惜很多人不明白其中的奥妙，行事强横，不肯低头，最后自己成了最大的输家。
蒋百里为保定军校校长之初，向师生许诺：“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对于这样的承诺，没几人会往心里去，说说而已，况且称职不称职也是不容易界定的。后来，蒋百里与当局关系弄得异常紧张，当局便在经费上刁难蒋百里，眼看着学校难以为继，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蒋百里说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做校长的责任，一边大声向师生道歉，一边拔出枪来朝自己的胸部开了一枪，幸亏抢救及时，否则真的没命了。道歉至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24年，有个自称是鲁迅学生的人，叫杨树达，找到鲁迅。鲁迅一听是自己的学生，从书房里走出来热情接待。说实话鲁迅学生众多，想了好久对这个学生也没印象，但是出于礼貌，鲁迅和这个人聊了一会儿。鲁迅发现越聊越混乱，这个杨树达竟然说鲁迅欠他的钱，弄得鲁迅直发懵，问答更不在一个频道上，鲁迅开始怀疑这个人并不是他的学生，而是文坛上对手找人来捣乱的。送走这个人后，鲁迅越想越生气，气愤之余，鲁迅写了一篇《记“杨树达”君的袭来》，完整记录了杨树达前来拜访的交谈细节。他在文章的最后写出自己的猜测：“这疯子又是假的，而装这假疯子的又是青年的学生。”发表在《语丝》上。前来拜访鲁迅的学生，看过鲁迅这篇文章后，就和鲁迅讲：“老师，这个前来拜访您的杨树达，的确是您的学生，只是老师学生众多，所以不记得了，杨树达因为家庭变故，精神上出了点问题，所以才会显得行为诡异。”鲁迅听完大惊，不住地懊悔，于是他连夜写了《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辨正》，又给主编孙伏园写了一封信，一起发表在《语丝》上，向自己之前的猜疑行为和杨树达本人道歉。在给孙伏园的信中，鲁迅再次强调自己“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对于楊树达的情形，“我还可以不赶紧来消除我那对于他的误解吗？”，认为“我前天交出的那一点辨正，似乎不够”，希望《语丝》周刊把两篇一起发，责任由他负担。信件最后，鲁迅说“由我造出来的酸酒，当然应该由我来喝干。”以示歉意。鲁迅的道歉无疑是一次自省和自我批评。
钱学森当年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时，一天，钱学森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的一项研究获得了成功，当他将结果告诉导师冯·卡门时，冯·卡门听了很久都没明白，于是不耐烦地打断钱学森：“这不可能，一定是你弄错了。”钱学森的内心非常郁闷。正在钱学森苦苦思考该以何种方式让老师改变态度时，冯·卡门敲门了，他向钱学森深深鞠了一躬，满脸歉意地说：“我思考了一个晚上，觉得你的科研成果是正确的。我向你道歉。”有人对冯·卡门的道歉之举不以为然，认为钱学森毕竟是他的学生，老师没有必要向学生道歉。冯·卡却说：“我是在向真理与科学鞠躬，这是一个科学家最起码的道德。”
种种道歉“事件”，虽时代不同，中外有别，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发生在大人物身上，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的道歉都无比真诚，这是有分量的道歉，非勇者难为也。撒切尔夫人是名副其实的大人物了，有一次她外出散步，遇到一位八岁模样的小女孩，带着一把很旧的吉他，独自站在路边。看到有人过来，小女孩犹豫一下，有些紧张地说：“您好，夫人！可以听我唱首歌吗？”撒切尔夫人微笑着说：“当然可以！”小女孩轻轻弹起吉他，认真地唱了一首儿歌。她的歌声刚落，撒切尔夫人就鼓起掌来，然后轻声问她：“亲爱的小宝贝，告诉我，为什么要站在这儿唱歌？”女孩羞红了脸说：“周末那天，我就要满8岁了。我们家刚从外地搬来，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所以，想得到陌生人的祝福。”撒切尔夫人点了点头说：“好，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到时候我一定送你一份礼物。”说着，撒切尔夫人就让陪同的工作人员，记下了小女孩家的地址。转眼间，周末到了，因为有外国元首突然来访，撒切尔夫人一直忙得不可开交，等到她想起要送小女孩礼物的事情，已经是两天之后了。“糟了，这可怎么办？那孩子该有多失望！”撒切尔夫人十分自责，为此她对身边的人说：“我们成年人更应该树立诚实守信的榜样。我没有任何理由，可让一个孩子失望。”说完，撒切尔夫人自掏腰包，让工作人员帮忙去买一把崭新的吉他，连同一封表示道歉的信，一起送到小女孩的家中。得知这是撒切尔夫人送来的礼物，原本因为没等到那位和蔼的阿姨，一直非常失望的小女孩，立刻变得高兴起来。她拿起笔来，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一句话：“谢谢夫人，我原谅您了！”不久，撒切尔夫人的女儿也要过生日了，她特意邀请了小女孩来参加他们的家庭生日聚会。
最有分量的道歉不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不是危机公关，更不是针对社会舆论的一种行为策略，而是在见证良知的勇敢，看你有没有正视自己过失的勇气。心灵的步履能走多远，人的歉意也就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