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的全国科技大会上，胡锦涛主席提出“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宏伟目标。在距离目标还剩十年的时候，不由地要问：我们距离“创新型国家”还有多远？今日，在上海市科技党委、科委的支持下，上海市科协与文汇报社联合召开“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纪念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提出五周年座谈会”，京沪两地专家对此展开热议。
　　前進并“混沌”着
　　这些年我们在创新的道路上究竟走得如何？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用两个“根本变化”给出了评价：第一、全社会对于创新的需求显著增加。2010年，全社会的研发投入超过5800多亿元，今年预计将达到6400亿元左右，从投入总量来看，我们已经超过了德国，位列全球第四。其中很关键的一点是，我国74%的创新投资来自于企业。第二、中国科技的跟进能力在大幅提高。跟进≠模仿，无论是iPhone还是iPad，中国企业跟进的速度非常快，这种能力的背后，逐渐显示出中国通过多年持续积累，有了领域上的越来越丰厚的技术储备。
　　前进毋庸置疑，但王元认为，摸着石头过河的步伐中仍然夹杂着“混沌”。比如对于“科技”一词的理解。或许是因为念着顺口，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界限在中国逐渐被混淆了，忽视了它们各自的基本规律，而更多强调了科技对当前经济的短期贡献，纯粹的科学研究染上了功利色彩。类似的理解偏差，也出现在了“企业主体”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是“被主体”了——政府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产业领域，使它们成为主体。在王元看来，主体意识应该生发于企业内心——政府应该想办法创造一种环境，让企业有冲动、有动力要创新，想创新。
　　王元表示，下一个五年值得期盼，但前提是“我们首先要沉下心来冷静思考”。毕竟，区域的竞争力不在于高校、科研院所是否云集，也不在于是否院士汇聚，关键是这个地方能否更快、更有效地为创新配置市场资源。
　　摆脱“追赶者陷阱”
　　什么是创新？北京大学教授路风的理解很现实：前不久，奥巴马在一次讲话中，把中国的发展说成是美国面临的第二次“卫星危机”。“他的意思是，美国不能容忍做第二，只能做第一，这就是创新。”
　　路风认为，中国现在正面临一个重大转折，即如何从追赶者变为超越者。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追赶者，要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引进、学习和利用发达国家已有的技术。于是，如何缩小与领先者的差距，就成了我们的惯性思维。然而，追赶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逐渐陷入一个陷阱。
　　二战后的日本，也曾扮演着追赶者的角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日本制造”的步步紧逼下，英特尔的半导体存储器被迫进了博物馆。但是今天，日本却没有成为世界上半导体芯片产业的老大。因为英特尔在被日本企业打败后，很快就推出了中央处理器（CPU）和个人电脑，引发了一场新的芯片革命。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旦领先者的技术范式变了，沿着原来技术轨道的追赶者就又被落下了。
　　路风说，眼下的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前沿性的产品、技术和企业，却发现固有的思维、政策体系和体制都不适合这种创新，“因为仍是追赶者心态”。比如，所有的科技计划、重大专项都是瞄准别人已有的；一所大学想设立新专业，审批部门首先会问美国有没有这个专业；真正创新的项目反而找不到专家评审，即使评了，也是被扼杀了。
　　好奇心是创新的原动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极大地加强了我国科技发展的势头、提高了科技界的地位。但当前要警惕的另一种倾向，是忽略科学的文化方面。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汪品先指出，科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科技创新离不了创新文化的背景。尤其是基础研究，追求真理的热情与好奇心，是创新的原动力，所以爱因斯坦说“最快意的事情是神秘”。研究的结果有用当然极好，但即便没用还是要研究，这就是科学家的追求。如果在强调经济发展需求的同时，淡漠了科学的文化层面、而过分倚重物质刺激的效力，就会陷入急功近利甚至弄虚作假的泥潭，浮躁与发展同步、泡沫与光环俱增。
　　为此，汪品先建议在科技快速前进中勒马反思：我们发展科技的途径，是不是过于偏重了物质，疏忽了精神？再一个问题是，我们用来促进科技发展的举措，有的是不是有误导性？比如在科技成果的评比和奖励中拿文章数目、影响因子做标准，将不可定量的标准定量化，这会不会鼓励“短平快”，回避大目标、大问题？现在越来越多地把科学家当明星吹捧，这种科技宣传广告化的做法，就算背后没有金钱交易，也会产生鼓吹浮躁、弘扬肤浅的效果。（史博臻 任荃 编辑：陶艺音）
　　
　　（上海市科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