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就中国问题发表看法，激起中国思想学术界颇大反响。罗素离开后，刚从英伦学成归来的杨端六在长沙作了题为《和罗素先生谈话》的演讲，主张理性地对待罗素的学说。杨端六的观点，被时任新民学会领导人兼长沙《大公报》特约记者毛泽东记录下来，并用“杨端六讲，毛泽东记”的署名，刊登在当年的《大公报》上。
　　杨端六早年先后留学日本、英国，在伦敦大学攻读了七年的货币银行专业。归国后，他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对商务印书馆的会计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使商务印书馆的财务扭亏为盈，被外界誉为商务的“金柜子”。后由蔡元培推荐，出任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杨端六在经济学专业领域声名卓著，蒋介石专门请他讲了两次经济学，他由此得到一个“蒋介石的老师”称谓。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成员以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专家为主，杨端六出于爱国热忱，加入国防设计委员会。1934年，蒋介石又任命他为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审计厅）厅长，授予他上将军衔。
　　杨端六十分苦闷。他喜欢做学问当老师，特别喜欢武汉珞珈山安静的校园，不喜欢做官，千方百计躲避政治。他曾告诫女儿杨静远：不要黏上政治，政治就像恋爱一样，一旦陷进去，就不能自拔。他找出各种借口推辞，但蒋介石坚决不答应。后在蒋介石威逼利诱下，他提出任职的三个条件：不离学校，不离讲台，不穿军装。蒋介石本来只是借学者来装饰门面，并不是真要他去监督，所以对他的条件一一答应。此后四年，杨端六每年的寒暑假都要到南京去上任，任职期间，仍旧长袍马褂，从未穿过军服，成了国民党军中唯一不穿军装的上将。
　　重新回到校园安心教学，杨端六治学更加勤奋。武汉的盛夏，骄阳似火,他赤着臂膀伏案疾书，桌旁放一盆冷水，汗流如注时，就拧一把毛巾擦去，接着写。
　　1938年8月，日军疯狂轰炸武汉。一天，杨端六一家正在吃午饭，忽然空袭警报大作，几十架轰炸机压顶而至。所有人都奔出去逃命，杨端六却往里屋跑。一时间，房子夷为平地。灰头土脸的杨端六抱着抢出来的《货币与银行》手稿，傻呵呵地大笑。家被炸毁，加上货币不断贬值，这位不会理自家财的理财专家生活十分拮据。
　　抗日战争胜利后，杨端六在武汉大学担任校领导职务。他始终坚持上讲台为学生授课，主要教授“货币与银行”。他的著作《货币与银行》出版后，一直作为教科书。1940年代，大多数大学经济系都用它做教材。1970年后，这本标价32元、秋草一样颜色的经典书籍还在各书店出售，影响了好几代“经济人”。
　　解放后，杨端六重回珞珈山，任武大经济系教授。他已六十多岁，有严重的腰痛病，但他坚持上讲台授课。一次上课时，他重重跌了一跤，从此再也不能登台授课了。但他没有放弃心爱的教师职业，坚持在家中著书立说。50年代末期，他完成了《清代货币史稿》。不久，他被划为“右派”，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文革”期间，他再次受到冲击，终于在乏人照料下凄然离世。
　　杨端六一生坚持“只做教师，不做官”，在货币银行金融财会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是著名理财专家,被尊崇为中国现代货币金融学的奠基人之一，声名仅次于马寅初。近半个世纪过去，人们渐渐遗忘这位曾享誉学界的经济学家。杨端六已成专业辞书上一个干瘪的条目。
　　（摘自《大公报》图/王建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