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大概是历史上最没争议的皇帝，古往今来，人们对他的评价出奇一致———文化巨人，治国“小白”。他统治时期，北宋文化全面开花，文学、书画、瓷器……都达到巅峰。可他任用奸臣，挥霍无度，表面繁荣之下是断崖式下跌的国力。最终，落得个国破家亡的下场。
　　這种描述，暗藏着一个判断，即宋徽宗对文化的追求与其帝王身份极不相称。当然，按照儒家的看法，帝王理应具备文化修养。但此处所谓修养，是指对儒家经典的掌握与运用。至于宋徽宗热衷的书画、琴艺、茶道，乃至马术、蹴鞠，实属雕虫小技，小玩怡情，沉湎其中问题就大了。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伶官传序》提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纵观宋徽宗所为，无不应验着“逸豫”二字，“亡身”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就这样，宋徽宗被牢牢钉在“昏君”的十字架上，在不合适的时间坐上了不合适的位置，酿成个人和王朝的双重悲剧。
　　美国汉学家伊沛霞却有意推倒这个十字架。在《宋徽宗》一书里她指出，后世对宋徽宗的评价，充满了后见之明———正因为靖康元年（1126）抗金失败，致使后世史家在总结教训时，倾向于把宋徽宗的诸多举措，尤其是他花大力气搞的文化事业，当成玩物丧志的证据及北宋覆灭的根源。但这是误解。实际上，作为帝王的宋徽宗和作为文化巨人的宋徽宗不可分割。他是艺术家这没错，但绝对不是一个心不在焉的皇帝。他主导的文化事业，有着特定的政治内涵，对统治术，他也同样娴熟运用。因此，伊沛霞笔下的宋徽宗满怀抱负，且不乏手腕，不同于以往的刻板印象。
　　这似乎是在翻案。但如果把宋徽宗放置于北宋政治传统变迁的脉络中，就可以确信，伊沛霞的塑造相当有说服力。
　　北宋向来注重“祖宗之法”，士大夫以太祖、太宗创建的典章制度为万古不变的真理，敦促帝王们代代遵循。景德元年（1004）真宗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来自北部的军事压力大大缓解，北宋得以享受长久的和平。外部挑战消失，让士大夫更抱定祖宗之法，“清静无为”被认为是最妥帖的统治方式。
　　熙宁二年（1069），神宗任王安石为相，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熙宁变法”一举打破了清净的政治传统，使北宋朝政呈现出积极进取的气象。神宗逝世后，年仅九岁的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她起用司马光等保守派，罢黜变法派，恢复旧法，史称“元祐更化”。哲宗亲政后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召回变法派，启动二度改革。公元1100年哲宗病逝，其弟端王赵佶继位，即徽宗。
　　登基之初，宋徽宗试图调和变法派与保守派的矛盾，终因双方积怨太深而告吹。宋徽宗随即彻底转向变法派，任用蔡京、张商英等变法派担任宰辅，疏远保守派。他命人立“元祐党人碑”，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保守派大臣的姓名尽数刻上去，等于把他们加入了黑名单。
　　从这个角度看，徽宗继承的是父亲神宗、兄长哲宗的政治遗产。他不满足于仅仅做个守成之主，所以执政20多年都很勤勉。伊沛霞写道：“他并没有表现得玩忽职守，也从来没有取消过视朝或不看奏疏。他努力去理解大臣们呈报的问题，哪怕是一些很复杂的技术问题。”宋徽宗很想有一番作为。
　　历史上评价某位君主是否有作为，依据的无外乎文治和武功。武功方面，宋辽间已保持和平百余年，无拓展余地。哲宗朝取得了对西夏的决定性胜利，留给徽宗的空间也不多。能出成绩的，就只有文治。
　　文治的内容，一是加强财政。宋徽宗接受了熙宁变法的成果，募役法、保甲法、市易法基本得到保留。在此基础上，或调整或新推盐茶、免役、常平等法，改善了朝廷积贫积弱的窘境。徽宗朝的财政收入大幅度提升，创下北宋之最。
　　二是兴文教。宋徽宗改革教育制度，建立了县学、州学、太学三级学制系统。崇宁三年（1104），全国共有21万名太学生，为此，朝廷每年要投入340万贯铜钱和50万石大米。宋徽宗还在汴京为医学、算学、书画等设立专门学校。这说明他对“文教”的认识，不局限于儒家经典。
　　三是定礼制。在古代，礼制和社会秩序是划等号的，定礼制，相当于为社会立规。宋徽宗登基后，着手修订宫廷礼仪，推出《政和五礼新仪》。此举加强了皇权。
　　文治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援助困难群体，使老有所养、孤有所托、病有所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提供社会救济。宋徽宗在汴京设立居养院，向无法维持生计的人供应食宿，并且重点照顾寡妇、鳏夫及孤儿、弃儿。他还命各地建安济坊，免费给穷人看病。
　　宋徽宗的雄心还不止于此。他创建宣和画院，培养宫廷画师，提高其社会地位，甚至让他们与士大夫平起平坐。他本人在书画领域的造诣也是世所公认。相传宋徽宗亲笔绘制的《听琴图》，属于宋画上品，一笔“瘦金体”更在书法史上熠熠生辉。他崇奉道教，广建道观，主持编纂了《新道藏》。他对建筑也有巨大热情，亲绘图纸，搜集天下奇珍，用六年时间，督造了皇家园林的典范———艮岳。
　　传统观点认为，宋徽宗是受蔡京等奸臣蛊惑，贪图享乐，不务正业。伊沛霞则分析，蔡京大权独揽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后世史家建构的，其实，宋徽宗对蔡京既重用又防范。一方面，蔡京被授予很高的地位，号为“公相”，凌驾于其他各宰辅之上。另一方面，其实权却遭到削减，政治能量被严格控制。宋徽宗还频繁以御笔、手诏等形式，绕过蔡京，直接向官僚系统下命令。
　　换言之，宋徽宗从未大权旁落，在帝王术方面，他不是个“小白”。
　　那么，宋徽宗近乎狂热地推动文化事业，动机究竟从何而来呢？真相很可能是他对“文治”有更高的追求。对宋徽宗来说，改善财政也好，兴文教、定礼制也罢，普通帝王都能做到，而他要做一个不普通的帝王。因此，他把自己打造成集艺术家、建筑家、诗人、学者于一身的帝王，要将王朝推向他梦想的“文治鼎盛”。
　　应该说，宋徽宗的理想蓝图完成度是比较高的，传统史家本该赞他为“圣主”，赞徽宗朝为“治世”。但问题在于，北宋的地缘环境发生了剧变———金取代了辽，之后转而南下，攻陷汴京，虏获徽、钦二帝。这就是靖康之变。
　　“靖康耻”深深刺激了士大夫，他们总结亡国之因，认为有近因和远因。近因是宋徽宗的“联金灭辽”战略。史家认为，攻辽不仅没达到目的，反而暴露短板，被金国看透。远因则是宋徽宗沉迷艺术，信用奸臣，使国力严重衰退，无力与金兵抗衡。
　　《宋徽宗》却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首先，对自身所处的地缘格局，北宋并无主导权。金取代辽，势必打破维持100多年的“宋辽和平”。这，宋徽宗左右不了。你可以说他应对失误，加速了灭亡，但金兵进犯有必然性，即便换成宋神宗，也未必做得更好。而将责任归结为他沉迷文化艺术，同样是忽略地缘变化。假设宋辽和平始终保持着，以徽宗朝的实际情况论，北宋不太可能出现致命的内部危机。那么很可能，宋徽宗将以“圣主”的形象留存于史书上，流传在民间故事里。可惜历史没给他这个机会。宋徽宗最终从文治的云端跌落，沦为典型的亡国之君。
　　选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