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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主导的铁路国有政策，引发了保路运动，无意中触翻了辛亥革命的第一块骨牌。辛亥年可以说是盛氏家族的命运转折点，这个鼎盛世族自此家道中落，子孙两代多半命运坎坷，唯留在日本的后裔，能重振家业。
1911年10月31日，刚刚被革去邮传部尚书一职的盛宣怀乘船去了日本。据说就在这一日，他与意气风发回国的孙中山在海上相遇，擦肩而过。
盛宣怀，历史教科书中很难看到这个名字。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却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开创者。甚至他的后代子孙也一度将其遗忘。
出身于上个世纪40年代的盛承洪，是盛宣怀的曾孙，但他从未在家族里听人说起过曾祖父的事迹，不论是父亲和母亲，还是家族其他长辈，没有一个人在家里说过“盛宣怀”三个字，直到中学时跟随父亲到日本，他才在父亲与叔父的交谈中听到，他们的爷爷当年曾与伊藤博文会谈并曾有书信往来。
“我的曾祖父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能与历史上如此有名之人交往？我因为好奇就向父亲询问，去日本图书馆查找查看曾祖父的资料，我才明白原来自己还是名人之后。”
100年前的“保路运动”，正是他的家族避谈盛宣怀的重要原因。曾祖父为此背负了太多骂名。
那是1910年，盛宣怀走马上任邮传部尚书，全权负责全国铁路修建。新官上任的盛宣怀，推动清廷采取强硬政策：将各省集股商办的铁路干线，从此由国家收回；以前批准兴办的，也一律取消。并称：“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者，即照违制论！”
回收路权的政策随后引发了四川保路运动。而清廷为镇压保路运动，又将驻扎在武汉的清军抽调到四川，让革命党人抓住机会夺取了武汉三镇。盛宣怀可谓歪打正着触翻了辛亥革命取得成功的第一块骨牌。
盛宣怀同日本“企业创办之王”涩泽荣一不同，后者在创办日本近代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时，辞掉了主管国家预算的大藏少辅一职，并以纯商人身份制定了现代企业制度—株式会社。而在缺乏财产权认识的清皇朝，涩泽荣一能够做到的事，盛宣怀根本做不到，当时的专制体制，官员注定成为资源的调配者。然而对财产权的漠视，终究也造成盛宣怀以及他整个家族最大的悲剧。
家道中落的豪门
写过《盛宣怀家族》的宋路霞用了十年时间，接触了这个大家族的几十位成员，她认为从盛宣怀的儿子和女儿开始，“盛氏家族”就已家道中落，子孙两代多半命运坎坷，昔日祖上创下的财产不是被花光，就是被没收。
辛亥年可以说是盛氏家族的命运转折点。这一年革命爆发，盛宣怀仓皇逃往日本避难。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盛氏家族在常州、苏州、上海的大批家产，随后都被革命军和民国政府抄没了。
盛氏本是江苏的官宦世家，到了盛宣怀这一代，由于兴办实业，更是积累了巨额财产。椐《申报》记载，他死后留下了超过1349万银元，实际可分财产1160万银元。其中一半又要作为公益基金，他的五房子孙，每房各得遗产116万两。
盛宣怀的曾孙盛承洪回忆，他的父亲盛毓邮因为从小被过继给三叔盛同颐，所以得到了早逝三叔一房遗产，小时就他所知，家中存款每月利息就高达4000两白银。“那时百万家产，换成现在的购买力，相当于几亿美金吧。”
豪门家世，让盛宣怀的八子八女从小就成为上海滩的社交名流。他的四儿子盛恩颐是民国出了名的公子哥，上海滩第一部进口奔驰就是他买的。为了显山露水，他将车把换成了银的，上面刻上自己的名字，连牌照牌子也是自己设计的—4444，因为他在家中排行老四。
这位公子哥承袭了父亲在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的职位，但实际上并不认真做事，整天黑白颠倒，昼寝夜出，生平两大嗜好—不是女人就是赌。
他的一个麻将朋友形容他的生活习惯说：“盛老四白天睡大觉，到下午四五点钟才起床。起床后一看有事要用钱，而家里的现钱又不够，怎么办呢？去银行吧，街上银行已打烊了，那么就拿出盛家的老办法，反正家里有的是古董玩儿，随便拿一件到当铺里当掉，换出钱来，第二天天亮银行开门，再派人去取钱，到当铺把古董赎回来。”
当然，在这样的挥霍下，再大的家产也会渐亏空。但就算这样，到1949年时，盛老四在苏州的天库巷都还有九十九间房子。按当时的政策，一切私人占有的土地必须交纳高额地价税。房子越多，要交付的地价税也就越高，交不起税，这些房子都折算成地价税划到了公家的房产簿上。1957年，他中风只能住在苏州盛家公祠里，由他的一位姨太太照顾，晚景可谓凄凉。
盛宣怀第五子盛重颐早期还想学习父亲创办实业的家风，专心做自己的事业，与官场也少有瓜葛。在抗战前，他的房地产生意一直兴旺。但也颇为倒霉，抗日战争时期他没有前往重庆，因为在上海的生意有亲日之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就将其在淮海中路的大花园洋房没收，他为此愤愤不平，他尽管交了几个日本朋友，然而都是商界人物，他本人又没有担任伪职，凭什么说他是汉奸，最后他还是央求自己的妹妹，曾当过宋霭龄学生的盛关颐为之求情，才要回自己的房子。
留在日本的人脉
盛承洪的父亲盛毓邮是盛氏家族的长房长孙，也是盛家后代难得的实业家，他本人在大家族里并没有因为年少多金，而沉醉于纸醉金迷的公子生活，相反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又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留学，回国后经营进出口贸易，生意做得有声有色。
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盛毓邮也从百万富翁变成了“无产者”，这个原本由保姆带大的公子爷，中年时期自己到香港、新加坡做生意，当中学教师赚钱养家，随后来到东京，为已在此立足的亲弟弟盛毓度打理洋人客户，后来自己亲自创业。
同多位盛氏后人有过交往的宋路霞，评论起盛家后人，认为后来在日本创业的两位“毓”字辈成就最佳。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日本养病和逃难的盛宣怀，结交了日本社会众多商界和政界人物。
盛承洪的叔叔盛毓度，因此得到爷爷的老朋友们照顾，1950年代，他抱着重振家业的理想东渡日本，想要创立一家精致的中国料理店。年少时的盛毓度，是日本最负盛名的中学成城学院和京东大学的毕业生，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和中曾根康弘都是他的同学。他本人在留学期间，就住在与盛家有世谊的日本人家里。
当时，已因为多种变乱和事故，而丧失所有财产的他，仅仅将自己的创意告知给爷爷昔日结交过的友人后代，结果投资他的企业有八幡制铁、富士制铁、日本矿业、三井银行、三菱商事、野村证劵、日铁矿业和大泽商会等，共计7亿5千万日元，建成当时东京最为高档的中国宫殿式高级饭店—留园饭店。
此后日本政府政要都愿来此设宴待客，一个几乎没有任何资产的中国人，却在日本轻松融资创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这些日本名人之所以愿意投资给盛毓度，最大原因还是他的祖父盛宣怀。
盛承洪回忆一次在叔父的生日晚宴上，新日本制铁的斋藤英思郎说，“盛宣怀是我们新日铁铁砂矿中的钻石。”新日铁的前身正是八幡制铁，而八幡制铁创立初期的全部矿石、生铁供应，几乎都取自盛宣怀开办的汉冶萍公司。
但是八幡制铁当初提出在大冶山自挖，被盛宣怀拒绝，武昌起义刚起，八幡制铁又提出铁矿石降低一半的要求，同样被盛宣怀断然拒绝。在盛承洪看来，日本人佩服的，不是他曾祖父与日本人的合作，而是他的为人以及对国家的忠诚。
盛宣怀在日本养病期间，冒着哮喘的折磨，每天都在悉心考察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果，这段时间他写下3万字的日记，他说，“日本工厂厂中办事章程大致与华厂同，惟其房屋之洁净、规模之严肃、工作之整齐，实非华厂所能及。”对比之下他认为汉冶萍公司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改进。
创业成功的盛毓度，继承了祖父议政的爱好，并写过《对日本的忠告》、《新汉民族到大和民族》等著作。1975年，周恩来总理指示，邀请盛毓度全家回国参观、探亲，由中日友协廖承志会长出面邀请。
盛宣怀恐怕想不到自己的曾孙日后会成为两个邻国交往的纽带。到了1980年代，中国从日本引进生产线，以扩大改革开放成果，100年前洋务运动未竟之功，100年后被改革开放所继续。
这一次，历史的命运又再一次光顾“盛氏”，盛毓度全家被邀请参加上海交通大学为创办人盛宣怀重铸铜像的揭幕仪式，行前，已是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在官邸接见了他四十分钟，《东京新闻》报道认为是面授机宜，因为一般日本大臣来会晤只谈五六分钟，四十分钟会谈，可见日本方面对他回国的重视。
100年后重提学习日本，恐怕盛宣怀也难以预料到这样的结果。
1911年10月31日，刚刚被革去邮传部尚书一职的盛宣怀乘船去了日本。据说就在这一日，他与意气风发回国的孙中山在海上相遇，擦肩而过。
盛宣怀，历史教科书中很难看到这个名字。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却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开创者。甚至他的后代子孙也一度将其遗忘。
出身于上个世纪40年代的盛承洪，是盛宣怀的曾孙，但他从未在家族里听人说起过曾祖父的事迹，不论是父亲和母亲，还是家族其他长辈，没有一个人在家里说过“盛宣怀”三个字，直到中学时跟随父亲到日本，他才在父亲与叔父的交谈中听到，他们的爷爷当年曾与伊藤博文会谈并曾有书信往来。
“我的曾祖父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能与历史上如此有名之人交往？我因为好奇就向父亲询问，去日本图书馆查找查看曾祖父的资料，我才明白原来自己还是名人之后。”
100年前的“保路运动”，正是他的家族避谈盛宣怀的重要原因。曾祖父为此背负了太多骂名。
那是1910年，盛宣怀走马上任邮传部尚书，全权负责全国铁路修建。新官上任的盛宣怀，推动清廷采取强硬政策：将各省集股商办的铁路干线，从此由国家收回；以前批准兴办的，也一律取消。并称：“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者，即照违制论！”
回收路权的政策随后引发了四川保路运动。而清廷为镇压保路运动，又将驻扎在武汉的清军抽调到四川，让革命党人抓住机会夺取了武汉三镇。盛宣怀可谓歪打正着触翻了辛亥革命取得成功的第一块骨牌。
盛宣怀同日本“企业创办之王”涩泽荣一不同，后者在创办日本近代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时，辞掉了主管国家预算的大藏少辅一职，并以纯商人身份制定了现代企业制度—株式会社。而在缺乏财产权认识的清皇朝，涩泽荣一能够做到的事，盛宣怀根本做不到，当时的专制体制，官员注定成为资源的调配者。然而对财产权的漠视，终究也造成盛宣怀以及他整个家族最大的悲剧。
家道中落的豪门
写过《盛宣怀家族》的宋路霞用了十年时间，接触了这个大家族的几十位成员，她认为从盛宣怀的儿子和女儿开始，“盛氏家族”就已家道中落，子孙两代多半命运坎坷，昔日祖上创下的财产不是被花光，就是被没收。
辛亥年可以说是盛氏家族的命运转折点。这一年革命爆发，盛宣怀仓皇逃往日本避难。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盛氏家族在常州、苏州、上海的大批家产，随后都被革命军和民国政府抄没了。
盛氏本是江苏的官宦世家，到了盛宣怀这一代，由于兴办实业，更是积累了巨额财产。椐《申报》记载，他死后留下了超过1349万银元，实际可分财产1160万银元。其中一半又要作为公益基金，他的五房子孙，每房各得遗产116万两。
盛宣怀的曾孙盛承洪回忆，他的父亲盛毓邮因为从小被过继给三叔盛同颐，所以得到了早逝三叔一房遗产，小时就他所知，家中存款每月利息就高达4000两白银。“那时百万家产，换成现在的购买力，相当于几亿美金吧。”
豪门家世，让盛宣怀的八子八女从小就成为上海滩的社交名流。他的四儿子盛恩颐是民国出了名的公子哥，上海滩第一部进口奔驰就是他买的。为了显山露水，他将车把换成了银的，上面刻上自己的名字，连牌照牌子也是自己设计的—4444，因为他在家中排行老四。
这位公子哥承袭了父亲在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的职位，但实际上并不认真做事，整天黑白颠倒，昼寝夜出，生平两大嗜好—不是女人就是赌。
他的一个麻将朋友形容他的生活习惯说：“盛老四白天睡大觉，到下午四五点钟才起床。起床后一看有事要用钱，而家里的现钱又不够，怎么办呢？去银行吧，街上银行已打烊了，那么就拿出盛家的老办法，反正家里有的是古董玩儿，随便拿一件到当铺里当掉，换出钱来，第二天天亮银行开门，再派人去取钱，到当铺把古董赎回来。”
当然，在这样的挥霍下，再大的家产也会渐亏空。但就算这样，到1949年时，盛老四在苏州的天库巷都还有九十九间房子。按当时的政策，一切私人占有的土地必须交纳高额地价税。房子越多，要交付的地价税也就越高，交不起税，这些房子都折算成地价税划到了公家的房产簿上。1957年，他中风只能住在苏州盛家公祠里，由他的一位姨太太照顾，晚景可谓凄凉。
盛宣怀第五子盛重颐早期还想学习父亲创办实业的家风，专心做自己的事业，与官场也少有瓜葛。在抗战前，他的房地产生意一直兴旺。但也颇为倒霉，抗日战争时期他没有前往重庆，因为在上海的生意有亲日之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就将其在淮海中路的大花园洋房没收，他为此愤愤不平，他尽管交了几个日本朋友，然而都是商界人物，他本人又没有担任伪职，凭什么说他是汉奸，最后他还是央求自己的妹妹，曾当过宋霭龄学生的盛关颐为之求情，才要回自己的房子。
留在日本的人脉
盛承洪的父亲盛毓邮是盛氏家族的长房长孙，也是盛家后代难得的实业家，他本人在大家族里并没有因为年少多金，而沉醉于纸醉金迷的公子生活，相反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又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留学，回国后经营进出口贸易，生意做得有声有色。
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盛毓邮也从百万富翁变成了“无产者”，这个原本由保姆带大的公子爷，中年时期自己到香港、新加坡做生意，当中学教师赚钱养家，随后来到东京，为已在此立足的亲弟弟盛毓度打理洋人客户，后来自己亲自创业。
同多位盛氏后人有过交往的宋路霞，评论起盛家后人，认为后来在日本创业的两位“毓”字辈成就最佳。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日本养病和逃难的盛宣怀，结交了日本社会众多商界和政界人物。
盛承洪的叔叔盛毓度，因此得到爷爷的老朋友们照顾，1950年代，他抱着重振家业的理想东渡日本，想要创立一家精致的中国料理店。年少时的盛毓度，是日本最负盛名的中学成城学院和京东大学的毕业生，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和中曾根康弘都是他的同学。他本人在留学期间，就住在与盛家有世谊的日本人家里。
当时，已因为多种变乱和事故，而丧失所有财产的他，仅仅将自己的创意告知给爷爷昔日结交过的友人后代，结果投资他的企业有八幡制铁、富士制铁、日本矿业、三井银行、三菱商事、野村证劵、日铁矿业和大泽商会等，共计7亿5千万日元，建成当时东京最为高档的中国宫殿式高级饭店—留园饭店。
此后日本政府政要都愿来此设宴待客，一个几乎没有任何资产的中国人，却在日本轻松融资创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这些日本名人之所以愿意投资给盛毓度，最大原因还是他的祖父盛宣怀。
盛承洪回忆一次在叔父的生日晚宴上，新日本制铁的斋藤英思郎说，“盛宣怀是我们新日铁铁砂矿中的钻石。”新日铁的前身正是八幡制铁，而八幡制铁创立初期的全部矿石、生铁供应，几乎都取自盛宣怀开办的汉冶萍公司。
但是八幡制铁当初提出在大冶山自挖，被盛宣怀拒绝，武昌起义刚起，八幡制铁又提出铁矿石降低一半的要求，同样被盛宣怀断然拒绝。在盛承洪看来，日本人佩服的，不是他曾祖父与日本人的合作，而是他的为人以及对国家的忠诚。
盛宣怀在日本养病期间，冒着哮喘的折磨，每天都在悉心考察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果，这段时间他写下3万字的日记，他说，“日本工厂厂中办事章程大致与华厂同，惟其房屋之洁净、规模之严肃、工作之整齐，实非华厂所能及。”对比之下他认为汉冶萍公司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改进。
创业成功的盛毓度，继承了祖父议政的爱好，并写过《对日本的忠告》、《新汉民族到大和民族》等著作。1975年，周恩来总理指示，邀请盛毓度全家回国参观、探亲，由中日友协廖承志会长出面邀请。
盛宣怀恐怕想不到自己的曾孙日后会成为两个邻国交往的纽带。到了1980年代，中国从日本引进生产线，以扩大改革开放成果，100年前洋务运动未竟之功，100年后被改革开放所继续。
这一次，历史的命运又再一次光顾“盛氏”，盛毓度全家被邀请参加上海交通大学为创办人盛宣怀重铸铜像的揭幕仪式，行前，已是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在官邸接见了他四十分钟，《东京新闻》报道认为是面授机宜，因为一般日本大臣来会晤只谈五六分钟，四十分钟会谈，可见日本方面对他回国的重视。
100年后重提学习日本，恐怕盛宣怀也难以预料到这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