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政局动荡不安,如何正确应对,是邓小平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而在苏联解体之前与之后,如何处理好与俄罗斯等苏联解体后的国家的关系,是我国外交当时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作为外交部苏欧司、欧亚司副司长,主管苏联—俄罗斯的工作,对邓小平如何准确判断形势,从容应对,巧妙驾驭复杂的局势,高屋建瓴地采取一系列重大对策,有些了解。
　　
　　从容应对
　　
　　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的政局就开始动荡。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争论。”他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指出:“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很冷静地观察。”根据这些指示精神,我们一直密切关注苏联政局的动态,并采取这样一种方针: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在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保持与发展与苏联的关系。
　　为了便于了解邓小平对苏决策的连续性,还得把时光倒回到1988年下半年。当时,他高瞻远瞩,紧紧地把握住时机,采取重大措施,进一步推动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中苏关系正常化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次年春,“山重水复疑无路”已多年的中苏关系,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北京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了历史性会晤,宣布“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在两国间确立起一种既不结盟,又不对抗,友好睦邻,互利合作的新型关系。这一战略决策的意义重大而深远,为我国后来与俄罗斯等苏联解体后的国家发展关系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急赴“波海三国”商谈建交
　　
　　从1990年夏起,苏联国内复杂的形势开始急转直下。6月12日,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联邦发表主权声明,宣称有权退出苏联,从而大大动摇了已经存在将近68年的苏联这个“庞然大物”的根基。8月19日,一些苏联领导人趁戈尔巴乔夫在外地休假之机,宣布废除他的总统职务。戈尔巴乔夫虽很快就重回克里姆林宫继续掌权,但对苏联这座大厦即将倾倒,已无回天之力。在当时,我们就已估计到,苏联解体已进入倒计时,并制订出一种预案:在某些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而又得苏联官方承认后,即遵循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尊重别国人民选择的原则,按照“承认、建交、设馆”的“三步曲”,与这些国家发展关系。
　　1991年9月初,最后加入苏联的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这3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以下简称“波海三国”)相继宣布独立。就在此前的七八天,戈尔巴乔夫接连采取了极不寻常的行动:下令解散苏联内阁、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下令停止所有政党在国家机关的一切活动。也是在9月初,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宣告解散。
　　9月6日,戈尔巴乔夫被迫宣布承认“波海三国”独立。9月7日,钱其琛外长致电“波海三国”外长,告知中国政府承认“波海三国”独立。同日,一位中央领导人提出,“波海三国”宣告独立,戈尔巴乔夫昨天已经承认了,在9月中旬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估计这3个国家将会提出入会的申请。要趁着新独立国家加入联合国需要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支持这一有利时机,立即派人去“波海三国”商谈建交事宜。他还指出,台湾当局利用苏联、东欧剧变之机,在这一地区的活动相当活跃,削尖脑袋往里钻,一定要赶在台湾之前,把与“波海三国”建交这件大事给“拿下来”。对此,钱其琛决定,派田曾佩副外长以中国政府代表的身份,带着我乘最近一趟班机飞往莫斯科,之后立即转赴“波海三国”,就建交事宜进行谈判。
　　行前,根据外交部领导的指示精神,我草拟出建交公报,核心内容是对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世界上只存在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不与台湾当局建立任何形式的官方关系和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作为回应,我方作出两项承诺:对于对方在经贸、文化方面与台湾进行纯民间的交往不持异议;支持对方维护国家独立和发展经济的努力。
　　9月8日,田曾佩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前往“波海三国”商谈建交事宜。作为新独立的国家,它们当时确实亟需得到国际承认,特别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承认,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加入该国际组织。在与“波海三国”代表的谈判中,田曾佩表示,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三国保持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支持三国为民族独立和发展经济所作出的努力。对于三国与苏联方面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中国方面希望它们通过谈判和平解决。
　　在谈判中,我方着重强调了台湾问题,要求“波海三国”遵照国际法和一个中国的原则,与中国政府就台湾问题达成正式协议或谅解,承诺不与中国台湾省建立任何官方性质的关系,不进行任何官方往来。“波海三国”的外交部门刚刚成立,对中国情况还不熟悉。于是,田曾佩就详细介绍了台湾问题的由来以及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说明中国同所有国家建交都不能绕开台湾问题。“波海三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都表示支持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我方则明确表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支持“波海三国”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加入该国际组织。
　　田曾佩这次在“波海三国”,一天走一个国家,顺利地完成了建交任务。上述就台湾问题的3点表述,日后成了与苏联解体后其他国家建交谈判时在台湾问题上表述的范本。
　　我国因与“波海三国”及时建交,在外交上赢得了主动,使台湾当局在这些国家无隙可觅。
　　
　　历史性过渡
　　
　　1991年12月7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总统,在白俄罗斯和波兰交界处的别洛韦日的“野牛林”里秘密会晤。8日,三国领导人发表共同声明,宣称由于签署新联盟条约的谈判陷入死胡同,作为国际法主体的苏联已不再存在。三国决定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并欢迎其他共和国加入。18日,俄罗斯联邦政府接管了克里姆林宫。21日,原苏联11个共和国签署了《阿拉木图宣言》和《独立国家联合体议定书》。很明显,长达69年的苏联历史眼看就要终结。
　　针对这种局面,钱其琛决定不等苏联正式宣布解体,就派主管苏联事务的田曾佩去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已独立的“波海三国”除外),就建立双边关系事宜预先交换意见,特别是与俄罗斯联邦的代表商谈发展国家关系问题。不过,在田曾佩出发前夕,考虑到苏联毕竟还没有正式宣布解体,直接去谈国家关系问题不太适宜。我国政府决定改为经贸开路,由外经贸部和外交部联合组团,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任团长,田曾佩任副团长,前往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与其代表进行接触。
　　我国代表团由30多人组成,除外经贸部和外交部的官员外,还有一批企业家。12月25日上午,代表团从北京出发,于当地时间下午抵达莫斯科。代表团成员刚刚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招待所安顿下来,晚上7时就在电视上看到,“丧失了全部国土的国王”戈尔巴乔夫发表告人民书,宣布停止行使苏联总统职权。半小时过后,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黯然降下,升起了俄罗斯联邦的三色旗。第二天,即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立即承认苏联加盟共和国(已独立的“波海三国”除外)独立,并尽快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由于俄罗斯不存在独立问题,我国无需与其重新建立外交关系,把原先的中苏关系转为中俄关系即可。27日,钱其琛致电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正式通知他:中国政府决定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保持和发展同俄罗斯的友好合作关系。与此同时,钱其琛还致电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等国外长,告知中国政府决定承认这11个国家独立,并准备与其代表进行建交谈判。
　　27日上午,李岚清会见俄罗斯主管经贸的副总理绍欣,转达了我国领导人的口信,通报中国政府决定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支持俄接替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俄方的反应很积极,除了一再表示感谢外,当即安排外长宴请,由其副外长与田曾佩举行会谈。
　　当日,田曾佩与俄罗斯主管中国的副外长库纳泽举行会谈。我方的指导思想是:力争中俄关系全面继承中苏关系,保持自戈尔巴乔夫访华以来中苏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并进一步有所发展。在会谈中,我方提出,由于中俄关系继承了中苏关系,中国驻苏大使就改任驻俄大使,苏联驻华大使也相应改为俄罗斯驻华大使,所以,双方不存在重新建交问题。库纳泽感谢中国政府对俄罗斯政府的外交承认以及对俄罗斯接替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支持,表示俄罗斯愿继承中苏关系的一切积极成果,强调保持同中国的睦邻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赞同中方对处理两国关系的原则性设想。
　　针对莫斯科市长波波夫曾去过台湾一事,田曾佩阐述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并对外国与台湾当局进行官方和民间交往的界限作了详细说明。库纳泽表示,理解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在会谈中,我方建议签署一个会谈纪要,并向俄方提交了纪要草案。在该草案中,肯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两国关系的基础;确认1989年和1991年中苏两个联合公报确定的各项原则仍为中俄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继续履行中苏两国之间签订的各项条约和协定;加强各个领域、各个级别的往来;承认中苏边界谈判取得的成果,两国将尽快履行法律程序,批准中苏东段边界协定。俄方基本上接受了我方草案内容。29日,中俄双方签署了两国政府代表团会谈纪要。这个纪要从法律上解决了中苏关系的继承问题,成为新形势下发展中俄关系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
　　中苏关系及时、平稳地向中俄关系的过渡,为日后建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中俄关系对于两国外交的重要性日益明显,成为其重要的支撑点。
　　值得一提的是,参加政府代表团的王荩卿大使,当时既非驻苏大使,也非驻俄大使。王荩卿是1991年11月底达到莫斯科的,因苏联国内政局不稳,还没有来得及递交国书,苏联就不复存在了。12月下旬,苏方告诉我方,叶利钦总统将尽快接受王荩卿大使的国书。这样一来,就需要履行新的法律手续,将王荩卿由驻苏大使改任驻俄大使。王荩卿赴任时携带的我国家主席致苏联总统的国书业已过时,只好补办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新国书。我外交部领导得知此消息后很着急,指示要火速把新国书呈送杨尚昆主席签署、钱其琛外长副署,之后尽快派专人携带新国书,乘坐最近一个航班飞往莫斯科。为保证此事办得迅速、稳妥,部领导还指定几个有关部门的主管领导共同督办。我和另两位督办人心里很慌:叶利钦要是明天就见王荩卿,那可怎么办?有人说,那倒好办啦,就立即申请派架包机专门送一趟国书。不过,大家否决了这一昂贵的方案,倾向于采用“先见(总统)后交(国书)”这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两天后,新国书由专人乘班机送到了王荩卿手里。叶利钦因立国之初国务缠身,过了一个多月之后才接受了王荩卿的国书。
　　在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内,王荩卿拥有两个“大使”衔:一个是候任驻苏联大使,另一个现任驻俄罗斯大使。这种特例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与其他11国顺利建交
　　
　　除俄罗斯外,我代表团还访问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此后,原拟即刻前往中亚五国商谈建交事宜,但独联体国家12月30日将在明斯克召开首脑会议,到访国的主要领导人均不在国内,对方恳切希望代表团改在元旦后成行。经研究,12月29日代表团飞往新疆,元旦后直接从乌鲁木齐赴中亚。
　　1992年1月2日,代表团到达中亚之行的第一站乌兹别克斯坦。该国盛产优质棉花,被誉为“白金之国”,其首都塔什干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与前几站自费访问不同的是,乌方按政府代表团正式访问的规格接待。卡里莫夫总统接见,外长会见宴请,主管副外长对口会谈。乌方衷心感谢我国在该国独立之初就给予承认,认为这是对该国的最大支持。乌外长还告诉我们,外交部已为中国大使馆物色好了馆址,请中方尽快派先遣组来建馆。
　　1月3日,代表团一行飞抵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阿拉木图原名阿尔玛·阿达,阿尔玛在哈语中是苹果的意思,该地以盛产苹果著称。哈方的接待相当正规,会谈气氛很好。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会见代表团时,高度评价中国改革的成就,认为中国政府派团来访是一项富有远见的决策,并对发展两国友好睦邻关系寄予厚望。
　　1月4日,代表团一行抵达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这个国家处于帕米尔高原上,被称为“高山之国”。塔总统拉赫莫诺夫在会见中,表示感谢并赞赏中国这个伟大邻国对塔吉克斯坦这样一个小国的支持,表示要永远与中国结好,并提议日后将中国大使馆所在的街道命名为“北京街”。
　　1月5日,代表团一行飞抵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吉副总统和内务部长到机场迎接,还铺上了红地毯。阿卡耶夫总统在与李岚清交谈中,说对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建立外交关系感到非常高兴,并几次提到圣人孔子的“教导”。还说他作为学者,曾两次访问过中国,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更适合于吉尔吉斯斯坦的国情。
　　最后一站是土库曼斯坦。2000多年前,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时曾到过的大宛国,就是今天的土库曼斯坦。尼亚佐夫总统会见李岚清时,强调中国的支持是对土库曼斯坦国家安全的有力保障,还兴致勃勃地与李岚清一起探讨拓展两国经贸关系的远景蓝图。
　　代表团访问中亚五国期间,一天与一个国家签署建交公报。过后不久,我方又与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亚美尼亚顺利地签署了建交公报。
　　在与上述11国的代表会谈中,核心问题也是台湾问题。我方介绍了台湾问题的由来,阐述了我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要求对方不与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对此,11国政府都作出了明确的承诺。
　　就这样,我国与苏联解体后的15国都顺利地建立了大使级的外交关系。随后,我国就在这些国家的首都开设了大使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