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奋斗
　　1939年，苏联的一个儿童之家内，一名9岁的巴勒斯坦女孩儿孤零零地在哭泣……
　　70多年过去了，杜利娅·萨阿迪说，“我记得当年自己流过多少眼泪。我的心都哭痛了。”
　　当年萨阿迪的妈妈就要返回黎巴嫩，重新投身于几年前离开的革命斗争，和萨阿迪的父亲团聚。她的父亲是被禁的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共产党书记。
　　“许多年后，我曾经问过母亲，你怎么做得出那样的事？母亲回答说，杜利娅，我还能怎么办呢？”
　　萨阿迪在位于莫斯科东北250公里的一所寄宿学校——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内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光。几十年过去了，和许多老同学一样，对当年的生活，萨阿迪也有着美好的记忆：大唱革命歌曲，坚信父母的奋斗是要让世界更美好。
　　学校确保所有的孩子都能学会自己国家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尽力找到各科语言教师，甚至包括小语种的老师。和其他苏联孩子不一样的是，这里的学生可以收到来自国外的消息，并且可以出国去探望父母。
　　折射世界版图
　　为革命后代创建一所寄宿学校的想法出自一位瑞士活动人士曼托纳·慕时，慕时家族创建了同名的瑞士手表品牌。
　　曼托纳·慕时1926年曾前往苏联，这个国家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决定把继承的遗产捐赠出来一部分，创建国际寄宿学校。帮助慕时完成这个项目的还有另外一位瑞士人弗里茨·普拉藤。普拉藤以帮助俄罗斯流亡者回国而著名，其中包括1917年协助列宁从瑞士返回俄国。据说，普拉藤安排了外人不得进入的“封闭”列车车厢，途径德国占领的欧洲、将列宁送回圣彼得堡。
　　最开始，儿童院建立在位于莫斯科以南的波多利斯克；1933年，在伊万诺沃纺织工人的资助下，在当地建立起新的校舍。第一批学生是来自保加利亚、德国的反法西斯活动人士的孩子。不过后来，来自世界各地的政治活动人士都曾把孩子送到伊万诺沃，比如希腊、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智利、伊朗、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仅凭国家名单，我们甚至可以构建出一幅20世纪世界冲突和政治断裂带的地图。
　　第二次世界大战列宁格勒被围困期间以及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也曾有孩子们也被送到这里来。
　　国际精神
　　算下来，来自85个国家的5000名孩子先后在国际儿童院上学。许多前学生最看重的是从这段经历中学到的国际精神。
　　比阿特丽丝·奥蒂格-波塔波娃的父亲是肯尼亚著名政治家，也是长期担任苏联政治局委员的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的密友。比阿特丽丝说：“儿童院打开了我的国际视野。我完全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不管是黑是白，对我来说都一样。另外有一点就是诚实，说话必须实事求是。爱、意味着必须接受对方。”
　　还有两个朋友——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塔瓦内·阿亚尼和来自索马里的瓦尔萨米·艾伊迪也有同感。
　　“我们两人都来自非洲，但是我们的祖国在打仗。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两人（的关系）。我们是兄弟。这是国际学校教会我们的最重要的一点。”
　　“文化大使”
　　今年，国际儿童院度过了80岁生日。此前10年，儿童院的日子很难过。曾经有计划要把它改建成一所军事院校，在一批前学生写信给普京总统并且绝食抗议之后，这个计划才被迫下马。
　　学校是保留下来了，但却失去了“国际”地位。
　　现在在这里学习的孩子大多来自俄罗斯以及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许多来自种族冲突的热点地区。最近，老毕业生协会向俄罗斯当局发出呼吁，希望能够恢复学校的“国际”地位。
　　他们说，在这里可以为来自冲突地区——比如利比亚、叙利亚或者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灾区的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家园。
　　他们还说，虽然过去的时代早已结束了，不过，一代儿童仍然可以在这里长大，成为“俄罗斯文化的大使”。（编辑/唐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