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被热炒的文化事件之一是德国汉学家顾彬批评当代中国文学，认为1949年以后中国“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家”。至于什么因素造成的，外国友人措辞含蓄，认为外语不好是一大原因。“这么多中国学者，他们有话想说，这么多中国文人，他们有话想说，他们都不敢说。” 对林语堂1920年代的这句话，顾彬觉得“直到今天依然有时效性”。
　　回想思想解放之初，各种文学思潮涌进中国，各领风骚三五天，短短几年，中国文学恶补了人家一个世纪的功课。热闹过后，“碾子是碾子，缸是缸，爹是爹来娘是娘”，环境没什么变化，当事人认清形势，除了下海的，悉数入了作协。
　　上述这份文学界的“国情咨文”与一本叫做《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的书并无关联，然而阅读作为一个互动过程，读者所处的语境却能左右人们对同一本书作出各式理解。而多数西方概念与思潮，不论文学、史学、还是社会学、经济学，进入当代中国的命运基本相似——有助于做大蛋糕或多分蛋糕的技术内容，被学习型政府中的学习型官员迅速掌握，被不加屏蔽与改写、痛快地抛给公众的部分，通常被称为国际惯例，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于论证某个收费项目的合理性；而人文科学领域的舶来品先是作为知识界的一种时尚被谈论，等到这些概念溃疡到大众媒体的文化版时，就像一件过季时装被知识圈毫不留恋地扔进五斗橱，除非相关人士遭遇死亡变故或某个以十位倍数的周年纪念场合，它才有可能被自命为祭司的媒体念念有词地扶乩招魂，否则便无力摆脱干枯在标本架上的命运。
　　所谓中产阶级的概念，也不例外。关于中产阶级的神话来自遥远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曾说， “唯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他观察希腊诸城邦，较多中产阶级分享较大政权的平民政体，比寡头政体更安定持久。直到现代，欧美发达国家新中间阶层在“白领革命”中壮大，社会矛盾渐趋缓和，帝国主义进入“垂而不死”的阶段。
　　改革之初，吾国精英人士对蒙头只搞经济、富了以后民主与自由自会降临的乐观说辞言犹在耳，仿佛随着民众收入的增加，中产阶级已然出现，“洋葱头”式的社会稳定结构必将形成。于是当百姓在教育、医疗、住房负担的重压下无奈懊恼之际，有人直言，认为这将导致中产阶级的萎缩，不利于国家稳定云云。
　　其实，吾国的中产阶级何曾出现过哪怕一天呢?经济发展催生了部分中等收入人群而已，充其量可称为中间收入阶层。看过《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这部着力梳理17、18世纪之交英国中等阶层向中产阶级演变的力作，有助于我们更透彻地认清现状：就像一个因种种复杂的“家情”依然不富裕的人，出于难以克制的羡慕，装作自己已经是一个富人那样谈论生活，谈论自己的忧虑，却忘记了要成为富人先要劳动，去做买卖、开工厂、找矿藏，然后才能拥有富人的烦恼。有那样的一个瞬间仿佛在梦中出现，红白两队都采用高举高打的战术，球被踢来踢去始终不落地，黑压压的观众是迷惑而寂静的，不知终场哨声何时响起，仿佛皮球将永远在头顶飞行。
　　该书大体勾勒出与英国近代工业革命和社会转型同时，地方新兴的商界和专业界人士如何形成一套新的社会关系、新的经济实践和新的嗜好和欲望，即形成新的文化；凭借这种文化，他们在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中逐步把自己与其他社会集团区别开，“公开宣布自己作为一个阶级在世界的存在”。竞争伦理、谋利动机和经商欲望是这个阶级的鲜明特征，在政治上他们开始谋取地方和议会的政治权力。
　　敏锐的读者自会注意，本书用力最重也最富成果之处，在于分析中等阶层向中产阶级的关键性转变，约翰·斯梅尔(本书作者，美国历史学家)用“结晶”一词来形容一个阶层从无意识的变迁到最终有意识地理解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并公开表达阶级意识的过程。他强调阶级形成的“结晶化”是一个集体行动过程，其中一个细节是，“自愿团体数量的激增，既为早期中产阶级政治抱负的展示提供了诸多场所，也为他们形成中的阶级意识提供了兴奋点”。
　　不妨作一反向设想，如果当年英国经济腾飞之时，国家权力无所不在，新阶层不被准许在报纸上公开批评贵族和封建土地主以确立本阶层的认同感，不被允许开展自行组织的维权活动，对社区公共事物的参与热情被以“这些事你们都干了，还要政府于吗”为由打压，历史学家将去何处搜寻所谓中产阶级的文化呢?
　　今天在中国谈论中产阶级，正如斯梅尔在书中提到的语言学意义上的分析，来自别国历史的经验左右了我们的交谈用词、谈话方式和问题意识，其实，我们还根本没有自己的成功实践呢。在方生方死的概念洗礼中，我们终于站在了实践的门槛上。熟悉所有命运的人，有一种命运最熟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