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公司化思维的正与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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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县委书记和县长的被免职,9月10日发生在江西省宜黄县凤冈镇的自焚事件看似要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不料,10月12日,宜黄县一名官员以“慧昌”为名在网上发表了题为《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的文章,又引起了网民的争议。
  这篇文章说了很多大实话,比如中西部地区财政困难,“吃饭”与“建设”的矛盾十分突出等。但整篇文章反映出一些地方政府强烈的公司化思维。这主要表现在:论证宜黄发展成就,主要强调GDP和财政收入;而对于有意见的民众,则指责“被高涨的地价和房价吊足了胃口的农民,做梦都想依靠征地实现一夜暴富的梦想”,或者说就是“刁民”。
  所谓一些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倾向,按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的总结,是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运行的症结所在。这种公司化特征集中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以追求经济增长,特别是财政收入为最高动力。在某种意义上,GDP是公司化政府的营业额,财政收入则是其利润。在“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口号下,GDP和财政收入增长成为一些政府活动的核心,而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则退居其次。
  一种观点认为,地方政府以发展地方经济为首要目标的区域间竞争,是解释“中国奇迹”的主要因素。通过兴办地方工业、招商引资、推动城市化,地方政府在GDP和财政收入增长方面展开的“发展竞赛”日新月异地改变着中国的面貌。这似乎是有道理的。
  公司化思维还暗含这样一个判断:追求经济增长是根本利益,“刁民”则片面追求个体利益。事实上,公司化思维严重的领域,一些地方政府和民众的矛盾往往格外尖锐。上述文章的逻辑本身就显示了这个特点:通过强拆和招商引资,带来了GDP和财政收入,这是一些政府为自己辩护的证据,那么,凭什么相关民众就不可以讨价还价呢?如果说相关民众觉得你创造了政绩,那么我的利益也要争取多一点,大家都是“公司化思维”,岂非很正常,很公平?
  所谓“信访钉子户”的产生也是同样如此。相关民众也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选择的。随着“花钱买稳定”的增多,相关民众自然被诱导到相互攀比的道路上。因果关系不能颠倒。高涨的地价和房价主要不是普通民众推动起来的,但自然会提升相关民众的补偿的期望值。
  在这些问题上,与其说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倒不如说是“有什么样的政府行为方式,就有什么样的民众行为方式”。为什么公司化思维严重的领域,和民众的矛盾往往格外尖锐?众所周知,虽然地方政府已经基本上不再直接兴办控制企业,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却有在招商引资、土地征用等方面介入经济活动的冲动。随着税收、土地、环境等方面的法律、政策日益统一和规范,尤其是落后地区要提升GDP和财政收入,越来越多地出现违法现象,越来越多地需要民众承担代价,简而言之就是要突破一切束縛。所以,“慧昌”也很自然地批判所谓“刁民”。
  最近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河南省教育厅9月6日下发通知,要求河南省中职高职学校组织、动员学生去富士康顶岗实习,以保证富士康集团正式落户河南,年内批量投产后有充足的高素质员工队伍。随后,部分学生向媒体反映,所在学校强制他们前往富士康实习,并以不发毕业证或退学相威胁。如果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的公司化思维发展到极端,不知道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公司化思维的背后虽有广大干部发展经济的辛勤汗水和心血,但也掩盖着一些痼疾。地方财政收入除了保基本运转,很难有余力做其他事情,建设这一块不靠土地收入去撬动资本不行,但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和日益积累的财政风险也是事实。一些地方政府的公司化思维,不仅日益和民众产生矛盾,也日益和改革取向柑障。在改善民生、控制高房价、依法行政等这些方面,一些地方政府的公司化思维日益成为一种阻碍而不是正面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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