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你对一位老师的全部回忆，就是一种声音。我从来没有见过哈罗德布鲁姆本人，但和他的很多读者一样，自认为非常熟悉他的声音。我总是觉得，10月14日刚刚去世的布鲁姆，写的文字就像是一位老师，每一种表达，都是在解答别人的疑惑。
　　我一直猜测，他写东西的时候，应该和他在课堂上讲课没什么差别。这种特质有很强的感染力，但真正转化成文本时，不免有些缺陷。他总是笔耕不辍，文如急流，洋洋洒洒之间，不免流于膨胀，发表一些不顾后果的预言;曾经的大胆冒险，也变成了粗暴莽撞。后期的布鲁姆在自己的执念与痴迷中越陷越深，不断重复，翻来覆去。
　　他实在写得太多，也写得太快。在布鲁姆心中，万事万物都是有意义的。在他制造的那个充满俄狄浦斯情结的文学家族中，每个人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一直以来，布鲁姆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说着只属于自己的私家语言，再逐渐用古怪的修辞将这种“私家性”公众化。也许，强势的批评家要做的恰恰正是这样的事。
　　比如布鲁姆关于“误读”的理论，简洁明了，一针见血，所以到现在大家还在谈论“影响的焦虑”。就算完全没读过他的书的人，也明白这个说法的意思：写作，就是在阅读前人文本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校正。在后来者的写作中，你能探测到前人的痕迹，就算后来者完全否认这其中有任何的传承。年轻的作者应对这种焦虑的方法，只能是对更优秀的前辈进行“强势误读”，才有可能摆脱、背离那种铺天盖地又产生重重妨碍的存在。
　　布鲁姆本人强势误读的对象又是谁呢？如果我们对布鲁姆进行布鲁姆式的解读，可能会注意到他对T.S.艾略特有着强烈的敌意。艾略特写于1919年的文章《传统与个人才能》，探讨的恰恰也是新人作家与前辈的关系。艾略特认为，新的艺术作品被创作出来时，作为基础的传统就不得不有所偏移：“与此同时.....在那之前的所有艺术作品，都会有所改变。”布鲁姆和艾略特都把传统看作某种意义上的“家族”，只不过艾略特看到的是我们对祖先的摆布，布鲁姆看到的是祖先对我们的摆布。从这个意义上说，布鲁姆始终摆脱不了自己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新批评主义，所以他的作品中才會经常跳出“强势”（Strong）这个词。
　　所以，作为对艾略特和新批评主义的误读者，布鲁姆到底是“虚弱”，还是“强势”呢？他能持续流传下来的成就有哪些呢？“影响的焦虑”自然是丰富了我们对文学传承的认识。大家好像都笃信这种焦虑的持久存在。但布鲁姆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弗洛伊德式解读，也可以被视为广泛意义上文学批评运动的一部分。就算是那些仓促而就的通俗读物，那些流水线式生产的导读，那些对他得意之作《西方正典》的无穷无尽的轻率使用中，也总能有灵光一闪的洞见。
　　布鲁姆很喜欢爱默生那句名言：在伟大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自己忽视的想法，它们会带着某种被疏离的威严回到我们身边”。这句话也适用于巅峰时期的布鲁姆，一个优秀的分析师，一个用长篇大论将那些被忽视的想法带到你面前的人。
　　JamesWood
　　《纽约客》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