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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针对农村融资难题，2004～2006年连续三个“中央1号文”，一再要求进行农村金融体制创新。在涉及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上，2006年首次提到了“社区金融”和“互助金融”这两种创新形式，“鼓励在县域内设立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和“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成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走出过去的死循环，寻求创新的突破点。承接本刊上期对“互助金融”的介绍，本期编发了美、加、墨及香港地区社区金融发展形式与经验的介绍，以及对阿根廷另类货币和社区经济的考察报告，以求对农信社和邮政储蓄的社区银行改革起到开阔视野、增广见闻和寻求操作经验的作用。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伴随着世界性金融膨胀和金融排拒，各式各样的另类货币与贸易制度纷纷涌现。以物易物和另类货币不仅出现在第三世界(特别是南美洲)，而且还出现在前苏联各国和东欧。例如，1998年俄国工业交易约70%不是以法定货币——卢布进行的。甚至在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以物易物和另类货币与贸易制度也纷纷出现。
大规模另类货币和贸易实践的出现，一方面是金融膨胀和金融排拒使得大量人口无法以正规货币进行贸易和生产活动，因而只得以另类货币和交易的方式寻觅生计；另一方面则恐怕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抗拒，希望从另类贸易中建立较为合理的文化社区生活。
四种另类货币与贸易制度
在地交易和贸易制度(Local Exchange & Trading System，简称LETS)
LETS于1982年由加拿大人连顿(Michael Linton)创立，是在发达资本义地区中最先发展出来的另类货币贸易实践。当时连顿居住的社区因严重的经济危机，失业人口大增，不少人缺乏现金收入，连顿与朋友建立了LETS制度，并开发出一个计算机程序，以促进成员之间以物易物。90年代，LETS制度开始在全球扩展。
LETS制度是以一种(想象的)社区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货币单位由成员决定，可以采用与某特定国家货币一样的单位名称，也可以用时间来计算。与正式的货币不同，社区货币只能在参与了LETS制度的社员之间流通，并由成员自己管理。LETS的货币一般叫“绿钱”(Green Dollars 或Green Pounds)，大部分与当地国家货币同价。
LETS所有成员均被赋予一个账户，以零负债和零信贷开始，每当有交易发生，就从账户中减除/增加交易额。例如成员甲向成员乙购买价值五个“绿钱”的货品或服务，甲账户减去五个“绿钱”或负债五个“绿钱”，乙账户则增加五个“绿钱”或有信贷五个“绿钱”。交易以支票或电话方式汇总到LETS办公室，再输入计算机。交易价格由双方商定，所有借贷“绿钱”均不能收取利息，也不得收取回佣，只是作为成员以物易物的交易媒介。
成员之间交换的贷品和服务十分多样，包括计算机技术、家务、医疗健康服务、食品、二手衣物、手工制品、维修服务和非正规教育等等。不过在LETS系统内的交易远不能涵盖大部分成员所有的日常生活所需，也就是说，LETS系统不是一个能够完全自足的交易网络。此外，LETS的成员主要以个人为单位，很难使工商企业加盟，这严重限制了LETS所能提供的货品和服务范围。
HOURS制度
HOURS是美国人格尔劳华(Paul Grover)于1991年在纽约州的绮色佳(Ithaca)创立，目前约有70多个类似的系统散布在美加等地。HOURS是一种民间发行的纸币，1个HOURS相当于10美元(取1小时工作约10美元回报)。HOURS纸币有4种面额：2 HOURS(20美元)、1/2 HOURS(5美元)、1/4HOURS(2.5美元)和1/8HOUR(1.25)美元。1991～1997年绮色佳共发行了相当于5.7万美元的HOURS纸币，超过1500人参与交易，当中包括各类商店、餐厅、电影院、本地的食品零售店、约30个农产品市场摊挡和一个信贷合作社，每月的贸易额约相当于6万美元。在90年代中期，HOURS被当地总商会接纳为会员，并容许以HOURS支付会费。
与LETS制度不同，HOURS并不只限成员参与，非成员只要愿意使用或接受HOURS纸币便可加入。成员选出执行董事组成董事会，负责审批HOURS的发行数量和信贷申请计划。
HOURS货币的发行主要循三个渠道进行。首先是新成员加入便能获得一定数量的HOURS(90年代是2个HOURS)，以支付在定期发行的报纸上刊登广告，列出可以提供或需求的货品和服务。长期会员可于每年获得2个HOURS的奖励。其次，董事会接受并审批社区申请HOURS资助的各类计划，约10%左右的HOURS由此进入流通。最后是免息贷款(平均6个月)，由董事会审批。2000年，HOURS机构贷出了3000个HOURS给当地的信贷合作社作扩建之用。
TLALOC在地货币制度(Tianguis Tlaloc Local Currency System)
TLALOC在地货币制度由墨西哥非政府组织（简称PDP）于1994年创立，它是混合了LETS和HOURS制度的产物。TLALOC也是一种纸币，一个TLALOC相当于25比索(3美元)。与HOURS不同， TLALOC是由成员自己发行的纸币，PDP只负责印刷。自己发行即纸币的背面列有10格由卖方签名的空位，卖方签字意味着他愿意给予买方信贷，如果有需要，卖方可用接收了的TLALOC向买方或其他愿意接受TLALOC制度的成员购买所需的货品或服务。TLALOC和LETS制度一样，是一个协助成员进行买卖的信贷记录系统。自成立至90年代末，PDP已印了相当于6万美元的TLALOC，以每张TLALOC可交易10次计算，则总共可支付60万美元的贸易额。
时间货币制(Time Dollar System)
位于美国华盛顿的时间货币机构成立于1995年，其发行“时间货币(Time Dollar)”给参与计划的义工，回报他们对社区服务的贡献，每小时的工作相当于一个时间货币单位。义工可用积累的时间货币向社区要求同等时数的服务，或转让给其他有需要的人。
时间货币制度的经费主要来自捐助。自成立以来，其已经收到超过100万美元的捐助，支持了在美国各地组织的时间货币计划。这些计划包括在中学推行学长补习制，以提高低年级学童的学习兴趣和能力；邻舍互助计划，邀请同一社区的邻舍结成互助网络，提供各类服务，例如照顾婴孩、送餐、屋宇维修等等；建立由青少年组成的青少年法庭，审议青少年的轻度罪案，参与的“法官”和“陪审人员”大多是曾犯轻微罪案者，刑罚通常是一定时数的社会服务；提供医疗服务，包括护送病人进医院，照顾病人等。
Time Dollar类似于中国以前的“工分”，不同之处是容许拥有“工分”的成员向别的成员购买劳务。
香港经验
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一系列社区经济计划在香港出现，其中香港湾仔的社区经济援助计划（COME）比较典型。
当时香港正处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经济衰退和失业率高企。从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金融和地产投机把地价推至难以负担的高水平，摧毁了很多本地工业。当90年代末经济衰退到来时，严重的失业问题随之出现，经济不景气使之前主要依赖卖地收益的政府收入急速减少，社会福利甚至倒退。高失业率和社会福利递减构成的压力，迫使劳工接受极恶劣的工作条件和难以接受的低工资。面对这种环境，工会和本地非政府组织越来越有兴趣试验不同种类的社区经济计划。这些计划被当作为劳工和失业人士提供必须物资的途径，而且也在有意无意地试图培育新的经济主体。
香港湾仔的社区经济援助计划成立于2001年12月，是参照HOURS制度和TLALOC制度修改而成的。COME计划在地理范围上并不限于香港湾仔，据调查，约四分之三的会员来自湾仔以外的地区。从就业状况看，参与者8.7%是全职人员，34.8%是兼职人员，11.5%是失业或就业不足，30%是家庭主妇，其余15%是退休人士或学生。社区经济援助计划发出的社区货币称为时分券，有四种面值：等值一小时、半小时、10分钟和5分钟。参与者以时分券为交换媒介，在平等基础上互相交换，食物、玩具和各类服务交换最频繁。
社区经济援助计划管理委员会成员由会员选出，管理委员会成员包括社工、家庭主妇、单亲母亲、装修师傅和护理、会计和教育等领域的全职人员或退休人士。管理委员会之下设数个工作小组，负责规划和执行COME系统内不同部分的日常运作。广告与推广工作小组负责出版报纸(每月一次)，刊登提供和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三明治小组负责向会员分发捐赠的三明治和面包；集市工作小组负责组织每月的集市；热线小组旨在为会员之间的需要和供应配对；评估工作小组负责监察计划的进度。
调查显示，成员参与计划的原因多种多样，可归纳为几个共同目标：
提倡使用当地的人力和物质资源。社区货币可帮助当地人民脱离因金融膨胀和金融排拒而造成的生产性投资短缺困境，有助于货物和服务的流通、生产和消费。
鼓励二手交换和循环再用，从而减少对长途运输和消耗大量能源的新制产品的需求，也让参与者重新估量不同种类劳动的价值。
透过民主管理和参与决策，增进参与者的自强能力。
为实现这些目标，COME计划拟订了不同的机制。为了鼓励交换，体系不设交易税或征费。零利息表示不鼓励资本积累，以加速货币、货物和服务的流通。开放而透明的信息管理（例如向会员公布管理委员会和工作小组会议的时间、地点）让参与者有足够信息保护自己免受欺骗，积极参与活动。为了减少不平等，制订指引规定不同形式劳动的价格比例要处于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现时容许的最高交换比价是一兑四）。
此外，计划也跟大型香港非政府组织（如香港乐施会）保持联系，以获取财政支持。同时跟主流商业企业合作，扩大货物和服务供应。定期举办文化活动，促进会员之间的信任和友谊。为了保障体系的可靠性和会员福利，订立了一系列规则以防止体系被滥用（例如不准单以港币进行交易）。
由于社区货币在香港的试验时间较短，做全面评估可能还太早，但初步评估仍是可行的。首先，社区货币计划有其局限性。例如，很多活跃会员来自相近的背景──低收入、退休劳工、家庭主妇和其他政府资助受惠人，高收入、高学历和专业人士仅占很小一部分。部分会员把姓名和电话登在COME月报上，却因正规工作缠身而没有时间提供服务，当人们要求服务被拒时，交换体系的可信性被削弱。如果把时分券转化为正规货币单位（港元），体系内的总交易额微不足道。货物和服务的有限选择范围也令人烦恼。
对部分核心组织者和活跃参与者来说，一个经常出现的忧虑是：为什么把所有互相扶持和义务支持都转化成充满计算的金钱关系？侧重社区价值的直接结果是不少资源被用于组织社交活动，从而希望参与者建立自信、互助、友谊和信任。相反，计划的“经济目标”——建立可持续的贸易体系以促进会员之间频繁、高质有效率的交换则相对受到忽视。也就是说，过程（参与）和过程的结果（发展可持续的社区交换制度）被割裂了，注意力和资源均集中在前者。
体系的困境体现于计划不能充分使差异者和陌生者沟通，限制了计划的规模和范围，结果是有意或无意地排拒非会员或非活跃参与者。着重提倡亲密的社区关系，加上欠缺适当的机制条件调解体系内的多样化利益，COME可能引入一种内向的取向──会员倾向跟相熟的会员一起工作和联谊，而不愿意跟“陌生者”或“不熟悉的面孔”交易，使会员跟社会大环境脱节。如果体系内的资源不能通过一个集体组织架构往外输出，帮助外人和非活跃会员，这种封闭社区的排他本质可能已在发生作用。此外，对“积极参与”与“亲密关系”的渴求可能会对非活跃会员构成压力。
笔者认为，尽管存在着局限，社区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已达到其初设的目的，最显著的成就是参与者挽回了自信和改善了物质生活。计划评估工作小组的调查显示，很多参与者感到在COME体系交易时受到尊重和信任，那些缺乏(正规)市场价值的技能，像烹调、缝纫、理发和说普通话等获得了认可。低收入参与者能以时分券给孩子买玩具，这是他们在正规市场里负担不起的。会员能以低价买米、三明治、二手电器和家具，令他们的日常开支减少。更重要的可能是，这些经验说明了培养社区经济主体的可行性。
中国借鉴
多种多样的市场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历史，有为供应小农消费而设的小市集，买卖各式衣服、蔬果、粮食、酒水等；也有生产货财的市集，售卖牲口、农具、肥料及种籽等；亦有各种专业商品市场，如棉花、丝、茶和烟，等等。市场在中国拥有繁多的名字，包括集场、墟、街、市、亥、场、草市、集等等，时间分布上有朝市和夕市；地域分布上有边市、关市、互市、交市、会市等；功能分类上有军市、官市、庙会(或山会、货会)；也有较固定的商店如酒肆和茶馆等。这些多样化的市场形式并没有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失，只是以略为不同的面貌再次出现。例如以小商贩为主的“初等市场”古已有之，到了今天，这种街头摆卖式的市场仍然存在，售卖的货品也许与以往不大一样，但却证明了其顽强的生命力──低价、灵活与货品新鲜，是其他形式的市场无法完全取代的。换句话说，历史上市场的演变远非是单线的、“由小到大”的简单进化，而是多面向的、复杂的发展过程。
责任编辑：王 玮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伴随着世界性金融膨胀和金融排拒，各式各样的另类货币与贸易制度纷纷涌现。以物易物和另类货币不仅出现在第三世界(特别是南美洲)，而且还出现在前苏联各国和东欧。例如，1998年俄国工业交易约70%不是以法定货币——卢布进行的。甚至在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以物易物和另类货币与贸易制度也纷纷出现。
大规模另类货币和贸易实践的出现，一方面是金融膨胀和金融排拒使得大量人口无法以正规货币进行贸易和生产活动，因而只得以另类货币和交易的方式寻觅生计；另一方面则恐怕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抗拒，希望从另类贸易中建立较为合理的文化社区生活。
四种另类货币与贸易制度
在地交易和贸易制度(Local Exchange & Trading System，简称LETS)
LETS于1982年由加拿大人连顿(Michael Linton)创立，是在发达资本义地区中最先发展出来的另类货币贸易实践。当时连顿居住的社区因严重的经济危机，失业人口大增，不少人缺乏现金收入，连顿与朋友建立了LETS制度，并开发出一个计算机程序，以促进成员之间以物易物。90年代，LETS制度开始在全球扩展。
LETS制度是以一种(想象的)社区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货币单位由成员决定，可以采用与某特定国家货币一样的单位名称，也可以用时间来计算。与正式的货币不同，社区货币只能在参与了LETS制度的社员之间流通，并由成员自己管理。LETS的货币一般叫“绿钱”(Green Dollars 或Green Pounds)，大部分与当地国家货币同价。
LETS所有成员均被赋予一个账户，以零负债和零信贷开始，每当有交易发生，就从账户中减除/增加交易额。例如成员甲向成员乙购买价值五个“绿钱”的货品或服务，甲账户减去五个“绿钱”或负债五个“绿钱”，乙账户则增加五个“绿钱”或有信贷五个“绿钱”。交易以支票或电话方式汇总到LETS办公室，再输入计算机。交易价格由双方商定，所有借贷“绿钱”均不能收取利息，也不得收取回佣，只是作为成员以物易物的交易媒介。
成员之间交换的贷品和服务十分多样，包括计算机技术、家务、医疗健康服务、食品、二手衣物、手工制品、维修服务和非正规教育等等。不过在LETS系统内的交易远不能涵盖大部分成员所有的日常生活所需，也就是说，LETS系统不是一个能够完全自足的交易网络。此外，LETS的成员主要以个人为单位，很难使工商企业加盟，这严重限制了LETS所能提供的货品和服务范围。
HOURS制度
HOURS是美国人格尔劳华(Paul Grover)于1991年在纽约州的绮色佳(Ithaca)创立，目前约有70多个类似的系统散布在美加等地。HOURS是一种民间发行的纸币，1个HOURS相当于10美元(取1小时工作约10美元回报)。HOURS纸币有4种面额：2 HOURS(20美元)、1/2 HOURS(5美元)、1/4HOURS(2.5美元)和1/8HOUR(1.25)美元。1991～1997年绮色佳共发行了相当于5.7万美元的HOURS纸币，超过1500人参与交易，当中包括各类商店、餐厅、电影院、本地的食品零售店、约30个农产品市场摊挡和一个信贷合作社，每月的贸易额约相当于6万美元。在90年代中期，HOURS被当地总商会接纳为会员，并容许以HOURS支付会费。
与LETS制度不同，HOURS并不只限成员参与，非成员只要愿意使用或接受HOURS纸币便可加入。成员选出执行董事组成董事会，负责审批HOURS的发行数量和信贷申请计划。
HOURS货币的发行主要循三个渠道进行。首先是新成员加入便能获得一定数量的HOURS(90年代是2个HOURS)，以支付在定期发行的报纸上刊登广告，列出可以提供或需求的货品和服务。长期会员可于每年获得2个HOURS的奖励。其次，董事会接受并审批社区申请HOURS资助的各类计划，约10%左右的HOURS由此进入流通。最后是免息贷款(平均6个月)，由董事会审批。2000年，HOURS机构贷出了3000个HOURS给当地的信贷合作社作扩建之用。
TLALOC在地货币制度(Tianguis Tlaloc Local Currency System)
TLALOC在地货币制度由墨西哥非政府组织（简称PDP）于1994年创立，它是混合了LETS和HOURS制度的产物。TLALOC也是一种纸币，一个TLALOC相当于25比索(3美元)。与HOURS不同， TLALOC是由成员自己发行的纸币，PDP只负责印刷。自己发行即纸币的背面列有10格由卖方签名的空位，卖方签字意味着他愿意给予买方信贷，如果有需要，卖方可用接收了的TLALOC向买方或其他愿意接受TLALOC制度的成员购买所需的货品或服务。TLALOC和LETS制度一样，是一个协助成员进行买卖的信贷记录系统。自成立至90年代末，PDP已印了相当于6万美元的TLALOC，以每张TLALOC可交易10次计算，则总共可支付60万美元的贸易额。
时间货币制(Time Dollar System)
位于美国华盛顿的时间货币机构成立于1995年，其发行“时间货币(Time Dollar)”给参与计划的义工，回报他们对社区服务的贡献，每小时的工作相当于一个时间货币单位。义工可用积累的时间货币向社区要求同等时数的服务，或转让给其他有需要的人。
时间货币制度的经费主要来自捐助。自成立以来，其已经收到超过100万美元的捐助，支持了在美国各地组织的时间货币计划。这些计划包括在中学推行学长补习制，以提高低年级学童的学习兴趣和能力；邻舍互助计划，邀请同一社区的邻舍结成互助网络，提供各类服务，例如照顾婴孩、送餐、屋宇维修等等；建立由青少年组成的青少年法庭，审议青少年的轻度罪案，参与的“法官”和“陪审人员”大多是曾犯轻微罪案者，刑罚通常是一定时数的社会服务；提供医疗服务，包括护送病人进医院，照顾病人等。
Time Dollar类似于中国以前的“工分”，不同之处是容许拥有“工分”的成员向别的成员购买劳务。
香港经验
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一系列社区经济计划在香港出现，其中香港湾仔的社区经济援助计划（COME）比较典型。
当时香港正处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经济衰退和失业率高企。从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金融和地产投机把地价推至难以负担的高水平，摧毁了很多本地工业。当90年代末经济衰退到来时，严重的失业问题随之出现，经济不景气使之前主要依赖卖地收益的政府收入急速减少，社会福利甚至倒退。高失业率和社会福利递减构成的压力，迫使劳工接受极恶劣的工作条件和难以接受的低工资。面对这种环境，工会和本地非政府组织越来越有兴趣试验不同种类的社区经济计划。这些计划被当作为劳工和失业人士提供必须物资的途径，而且也在有意无意地试图培育新的经济主体。
香港湾仔的社区经济援助计划成立于2001年12月，是参照HOURS制度和TLALOC制度修改而成的。COME计划在地理范围上并不限于香港湾仔，据调查，约四分之三的会员来自湾仔以外的地区。从就业状况看，参与者8.7%是全职人员，34.8%是兼职人员，11.5%是失业或就业不足，30%是家庭主妇，其余15%是退休人士或学生。社区经济援助计划发出的社区货币称为时分券，有四种面值：等值一小时、半小时、10分钟和5分钟。参与者以时分券为交换媒介，在平等基础上互相交换，食物、玩具和各类服务交换最频繁。
社区经济援助计划管理委员会成员由会员选出，管理委员会成员包括社工、家庭主妇、单亲母亲、装修师傅和护理、会计和教育等领域的全职人员或退休人士。管理委员会之下设数个工作小组，负责规划和执行COME系统内不同部分的日常运作。广告与推广工作小组负责出版报纸(每月一次)，刊登提供和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三明治小组负责向会员分发捐赠的三明治和面包；集市工作小组负责组织每月的集市；热线小组旨在为会员之间的需要和供应配对；评估工作小组负责监察计划的进度。
调查显示，成员参与计划的原因多种多样，可归纳为几个共同目标：
提倡使用当地的人力和物质资源。社区货币可帮助当地人民脱离因金融膨胀和金融排拒而造成的生产性投资短缺困境，有助于货物和服务的流通、生产和消费。
鼓励二手交换和循环再用，从而减少对长途运输和消耗大量能源的新制产品的需求，也让参与者重新估量不同种类劳动的价值。
透过民主管理和参与决策，增进参与者的自强能力。
为实现这些目标，COME计划拟订了不同的机制。为了鼓励交换，体系不设交易税或征费。零利息表示不鼓励资本积累，以加速货币、货物和服务的流通。开放而透明的信息管理（例如向会员公布管理委员会和工作小组会议的时间、地点）让参与者有足够信息保护自己免受欺骗，积极参与活动。为了减少不平等，制订指引规定不同形式劳动的价格比例要处于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现时容许的最高交换比价是一兑四）。
此外，计划也跟大型香港非政府组织（如香港乐施会）保持联系，以获取财政支持。同时跟主流商业企业合作，扩大货物和服务供应。定期举办文化活动，促进会员之间的信任和友谊。为了保障体系的可靠性和会员福利，订立了一系列规则以防止体系被滥用（例如不准单以港币进行交易）。
由于社区货币在香港的试验时间较短，做全面评估可能还太早，但初步评估仍是可行的。首先，社区货币计划有其局限性。例如，很多活跃会员来自相近的背景──低收入、退休劳工、家庭主妇和其他政府资助受惠人，高收入、高学历和专业人士仅占很小一部分。部分会员把姓名和电话登在COME月报上，却因正规工作缠身而没有时间提供服务，当人们要求服务被拒时，交换体系的可信性被削弱。如果把时分券转化为正规货币单位（港元），体系内的总交易额微不足道。货物和服务的有限选择范围也令人烦恼。
对部分核心组织者和活跃参与者来说，一个经常出现的忧虑是：为什么把所有互相扶持和义务支持都转化成充满计算的金钱关系？侧重社区价值的直接结果是不少资源被用于组织社交活动，从而希望参与者建立自信、互助、友谊和信任。相反，计划的“经济目标”——建立可持续的贸易体系以促进会员之间频繁、高质有效率的交换则相对受到忽视。也就是说，过程（参与）和过程的结果（发展可持续的社区交换制度）被割裂了，注意力和资源均集中在前者。
体系的困境体现于计划不能充分使差异者和陌生者沟通，限制了计划的规模和范围，结果是有意或无意地排拒非会员或非活跃参与者。着重提倡亲密的社区关系，加上欠缺适当的机制条件调解体系内的多样化利益，COME可能引入一种内向的取向──会员倾向跟相熟的会员一起工作和联谊，而不愿意跟“陌生者”或“不熟悉的面孔”交易，使会员跟社会大环境脱节。如果体系内的资源不能通过一个集体组织架构往外输出，帮助外人和非活跃会员，这种封闭社区的排他本质可能已在发生作用。此外，对“积极参与”与“亲密关系”的渴求可能会对非活跃会员构成压力。
笔者认为，尽管存在着局限，社区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已达到其初设的目的，最显著的成就是参与者挽回了自信和改善了物质生活。计划评估工作小组的调查显示，很多参与者感到在COME体系交易时受到尊重和信任，那些缺乏(正规)市场价值的技能，像烹调、缝纫、理发和说普通话等获得了认可。低收入参与者能以时分券给孩子买玩具，这是他们在正规市场里负担不起的。会员能以低价买米、三明治、二手电器和家具，令他们的日常开支减少。更重要的可能是，这些经验说明了培养社区经济主体的可行性。
中国借鉴
多种多样的市场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历史，有为供应小农消费而设的小市集，买卖各式衣服、蔬果、粮食、酒水等；也有生产货财的市集，售卖牲口、农具、肥料及种籽等；亦有各种专业商品市场，如棉花、丝、茶和烟，等等。市场在中国拥有繁多的名字，包括集场、墟、街、市、亥、场、草市、集等等，时间分布上有朝市和夕市；地域分布上有边市、关市、互市、交市、会市等；功能分类上有军市、官市、庙会(或山会、货会)；也有较固定的商店如酒肆和茶馆等。这些多样化的市场形式并没有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失，只是以略为不同的面貌再次出现。例如以小商贩为主的“初等市场”古已有之，到了今天，这种街头摆卖式的市场仍然存在，售卖的货品也许与以往不大一样，但却证明了其顽强的生命力──低价、灵活与货品新鲜，是其他形式的市场无法完全取代的。换句话说，历史上市场的演变远非是单线的、“由小到大”的简单进化，而是多面向的、复杂的发展过程。
责任编辑：王 玮